赵海霞：《洛阳伽蓝记》版本述评
《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撰。杨衒之，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县北）人。孝庄帝时官奉朝请，历任抚军府司马、秘书监、期城郡太守等职。为人博学多才，兼通佛教经典，对北魏末年王公贵族的腐朽生活和佛寺的奢侈淫滥状况深表不满，曾上书痛斥奉佛求福行径的祸国殃民。其于《魏书》无传，事迹略见于《广弘明集·叙列代王臣滞惑解》。
首先是关于《洛阳伽蓝记》的成书背景问题。北魏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5年）之后，统治阶级崇奉佛教，王公百官、豪富地主劫夺百姓财物，广造寺塔，大养僧尼。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在正光（公元520年—524年）以后，佛寺有3万余所，僧尼有200余万。仅洛阳城内外，即有寺院1367所，侵占民居达三分之一以上，皆金碧辉煌，穷奢极丽。永熙之乱（公元532年），孝静帝被高欢强迫迁都于邺，洛阳城郭寺庙多半焚于兵火，崩毁残破。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杨衙之因事重到洛阳，对照昔日“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因采拾旧闻，追述故迹，撰《洛阳伽蓝记》五卷。另有如是之言“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兢，侵渔白‘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这几句话也一定程度上指出作者著书的要旨。
其次是关于《洛阳伽蓝记》的史学价值问题。全书以记载洛阳名寺的兴废沿革为纲，先从城内开始，次及四门（城东、城南、城东、城北），并表列四门新旧名称，按远近次序，各分为一卷。提纲挈领，体例明确。内容虽以记佛寺为题，但实际着重记载当时的政治、人文、风俗、地理及传闻故事等，从宣武帝以后的皇室变乱、宗藩废立、权臣专横、阉官恣肆、艺文古迹、苑囿建筑，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俗等，无不详记，可以补充《魏书》、《北史》所不足。如卷五所记载的《宋云行记》，就是研究6世纪初期中亚交通及中国与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之一。
第三是关于《洛阳伽蓝记》的世传版本问题。该书流传虽久，但苦无善本。现今流行的诸种刻本皆有错字脱文，读时须参校各本。据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所述原书本有正文、子注之分，为史家手自作注之例。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以为，这种体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体例。但后世刻本文、注混淆，连写在一起，不容易分辨原书体例。前人在校勘和分析正文与子注方面已经作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除了利用《法苑珠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几种资料以外，还有许多极重要的材料未能利用。如《历代三宝记》、《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酉阳杂俎》、《绀珠集》、《类说》、《元河南志》以及《永乐大典》等皆是。清代吴若准编有《集证》本，除参校文字异同外，曾试图区分正文、子注；另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除校勘和分析正文与子注的工作之外，义作了必要的注释，这样读起来更为方便。现将现有《洛阳伽蓝记》的各版本进行罗列。
1.《洛阳伽蓝记》五卷，明如隐堂刻本，为现存最早的单行本，似出于明嘉靖隆庆年间：
2.《洛阳伽蓝记》五卷，古今逸史本，明万历年间吴珀所刻；
3.《洛阳伽蓝记》五卷，津逮秘书本，明崇祯年间毛氏（晋）汲古阁所刻，出自如隐堂影写抄本，校以《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
4.《洛阳伽蓝记》一卷，说郛本，清顺治三年李际期宛委山堂刻：
5.《洛阳伽蓝记》五卷，广汉魏丛书本，清乾隆年间王谟据古今逸史本复刻；
6.《洛阳伽蓝记》五卷，学津讨原本，清嘉庆十年张（海鹏）氏照旷阁刻本；
7.《洛阳伽蓝记》五卷，真意堂丛书本，清嘉庆十六年璜川吴（自忠）氏活字印本，以津逮秘书和汉魏丛书两本互校而成；
8.《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集证本，（清）吴若准撰，清道光十三年吴若准刻本；
9.《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集证重校本，（清）吴若准撰，清光绪二十九年李（葆恂）氏说剑斋重校刻本；
10.《洛阳伽蓝记》五卷，玉简斋丛书本，清宣统二年上虞罗（振玉）氏刻本；
11.《洛阳伽蓝记》五卷《钩沉》五卷，钩沉本，唐晏撰，民国六年潮阳郑（国勋）氏龙溪精舍刻本；
12.《洛阳伽蓝记》五卷，诵芬室本，董氏（康）诵芬室据明如隐堂刊本影印；
13.《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古书丛刊本，民国十一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本；
14.《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四部备要本，据（清）吴若准集证本校刊；
15.《洛阳伽蓝记》五卷《校勘记》一卷，四部丛刊本，张元济撰，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是本据如隐堂本影印；
16.《洛阳伽蓝记》五卷，丛书集成本，收入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
17.《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张宗祥编校本，张宗祥编校，民国十六年商务印书馆排印；
18.《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张宗祥编校本，张宗祥编校，民国十九年石印；
19.《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张宗祥编校本，1930年商务印书馆据铁如意馆原稿本影印，1955年重印；
20.《洛阳伽蓝记》五卷，大正藏本，1934年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印行，据如隐堂本排出，而以其他各本参校；
21.《洛阳伽蓝记》五卷，洛阳西华禅院刊本；
22.《洛阳伽蓝记》五卷，万洁斋本，周延年注，万洁斋石印本；
23.《洛阳伽蓝记校释》，周祖谟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中华书局1963年初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初版；
24.《洛阳伽蓝记校注》，范祥雍校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版，1999重印；
25.《洛阳伽蓝记选》，陈庆元、章廷泗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初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
6.《洛阳伽蓝记选译》韩结根译注，巴蜀书社1991年10月初版（“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27.《洛阳伽蓝记：古都盛事》，“白话中国古典精萃文库”本，郭鼎文编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初版；
28.《洛阳伽蓝记》，“山川风情丛书”本，上海fin出版社1993年影印；
29.《洛阳伽蓝记》，《佛藏要籍选刊》本，苏渊雷、高振农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30.《洛阳伽蓝记》，《中国古典名著》本，席子杰、迟双明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初版；
31.《洛阳伽蓝记》，《历代笔记英华》本，刘卫东选注，199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初版；
32.《洛阳伽蓝记》，《野史精品》本，岳麓书社1996初版；
33.《洛阳伽蓝记》，《大藏经》本，黄夏年、净因主编，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年初版；
34.《洛阳伽蓝记》，“古名城文化丛书”本，韩结根注，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5月初版；
35.《洛阳伽蓝记校笺》，杨勇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71年版。
下面我将着重对已选定的两个版本进行介绍，分别是《洛阳伽蓝记》津逮秘书本及四部备要本。
津逮秘书本，《洛阳伽蓝记》五卷，明崇祯年间毛氏（晋）汲古阁所刻，出自如隐堂影写抄本，校以《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现存本为足本；竹纸，是原装帧线装本；有原封皮，有书签，内容为“津逮秘书第百八十二册”，字体为篆书，无印章；无封面；无跋，有北魏杨衒之叙，四页，仿宋体，每半页8行，每行18字，作者衔名为魏抚军司马杨衒之撰，有明代毛晋识1页，每半页8行，每行20字，共10行，无印章；版式描述如下：四周单栏无版心，行间无栏，每半页8行，每行18字，无鱼尾，大题为“洛阳伽蓝记”，小题为卷数，有页码，有牌记，内容为“绿君亭”；无目录；无凡例。
四部备要本，《洛阳伽蓝记》五卷《集证》一卷，据（清）吴若准集证本校刊。现存本为足本，竹纸，是原装帧线装本；有原封皮，有书签，无印章；有封面，有北魏杨衒之序，每半页13行，每行26字，有集证序，钱塘吴若准撰；有洛阳伽蓝记图；版式描述如下：四周单栏有版心，行间有栏，每半页13行，每行26字，大题为“洛阳伽蓝记”，小题为卷数，有页码，上单黑鱼尾，小黑口，有版心牌记，内容为“中华书局聚”，著明字体“真仿宋版印”；有书根书名；无目录；无凡例。
第四是关于对所选《洛阳伽蓝记》版本的校对问题。应该说上文所重点介绍的两个版本相对较好。但两个版本还是有较大的差异，有不同程度的衍字、夺字、错字、讹字的情况，这只是笔者的一己之见，由于学养不足难免有失偏颇。
第五是关于津逮秘书本中的避讳问题。避讳在唐宋时期比较严格，不但相同的字要避讳，连同音字也要避讳，称之为“嫌名”，明代不如唐宋时严格。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其一为缺笔避讳，即在碰到要避讳的字时，这个字要少写一笔，但要少写哪一笔是有严格规定的；其二为同义字或同音字避讳；其三为完全避讳，即跳过要避讳的字词不写。
该本成于明朝崇祯年间，书中有多处较为明显的避讳，下面将择其颇有代表性的几处进行介绍。
其一，书中涉及“元”字之处，多改写为“玄”。如卷一“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临御史台”，虽确知该处避讳，但无法明确其详细信息。公元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其中即包括改拓跋氏为元氏，所以此处可能是杨衒之撰写《洛阳伽蓝记》时即有意避讳；另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名字中含有“元”字，所以此处避讳亦可能是毛晋所为。但是书中也有例外之处，涉及年号之处，则没有避讳，如卷四“建义元年薨于河阳，赠太保谥日文贞嗣王”，类似情况另有几处，笔者觉得此处不能仅仅归结于避讳不净的情况。
第二，笔者认为文中也有真正避讳不净之处，如“洛阳伽蓝记”中的“洛”字。明朝光宗皇帝朱长洛，公元1620年即位，年号泰昌，在位仅一月，别书中常为避其讳，改“洛”为“雒”，但此书中却没有避讳。
来源：《华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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