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天一阁历经四百多年的沧桑独存于世，是中国传世最久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藏书楼之一[1]。天一阁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由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天一阁以其宏富的藏书、内涵深厚的书阁命名方式、典范性的建筑形制以及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等特点，对后世的藏书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编纂《四库全书》是乾隆时期的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其对清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2]。天一阁藏书文化和理念对《四库全书》编纂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四库全书》的编纂及四库七阁的修建在许多方面承袭了天一阁的理念，这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一 天一阁进呈图书对编纂《四库全书》的贡献
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到了乾隆时期，全国的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这为大型文化事业的开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满族入主中原历来重视思想控制，所谓“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3]；而乾隆帝好大喜功、自谓“十全老人”，为在其文治武功上再添华章，编纂《四库全书》便成其最好的选择。
编纂《四库全书》源于乾隆搜集民间藏书以及辑校《永乐大典》。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下诏征书说：“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4]然响应者寥寥。同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借征书之机提议，校勘《永乐大典》，并将其中亡轶及不常见的古书，抽出缮写，各自为书。此提议深得乾隆嘉许，这直接促成了《四库全书》开馆纂修。
搜书工作在纂修《四库全书》之前即已开始，随着纂修《四库全书》工作的启动，大规模的搜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范氏后人范懋柱审时度势、应诏进呈。据崔富章先生统计，天一阁共进呈图书为640种[5]，其中96种直接收入《四库全书》，此外还有381种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6]，两项共计477种。收《四库全书》的96种，占《四库全书》收书总数3，461种的2.7％。其中经部12种、史部28种、子部39种、集部17种[7]。当时进呈图书最多的还有扬州马裕家，其进呈685种[8]，但缪荃孙在其《天一阁始末记》中写到：“迨四库馆开，范氏进呈书六百三十八部，为藏书家之冠。”[9]乾隆也在谕旨中说：“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10]具体数字上的出入是何原因不得而知，而范氏所进呈之书，种数之多则是显而易见的。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最多的三位藏书家分别是，范懋柱473种、鲍士恭379种、马裕369种[11]。这也体现了天一阁藏书品质之高，多精善之本。
应该说因编纂《四库全书》应诏献书，对于天一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机遇。范钦在建立天一阁后，立下了森严的家规。如书不借人，书不出阁，代不分书，女子不得入阁，等等。违反之人轻者不得参与祭祖，重者将被逐出族籍。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内侄女钱绣芸酷爱诗书，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但终其一生也未能有机会入阁读书。这样严厉的家规虽不近人情，但这也许是私人藏书楼能历经沧桑而独存的缘由。范氏后人勇于突破陈规，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其挑战还在于很多藏书家因进呈而损失大批图书，使其藏书影响渐渐湮没无闻。从另一方面来说，进呈图书使得天一阁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的关注，使其图书能够在国家层面开始传播。
二 四库七阁对天一阁命名方式的承袭
由于天一阁所呈图书最多、且无违禁图书，乾隆皇帝对天一阁格外垂青。随着其对天一阁了解日渐加深，他对天一阁推崇备至，并认为天一阁这样的名字也完美至极。四库七阁建好，乾隆亦取法天一阁为之取了一组典雅而富有深意的名字（图一）。
天一阁建阁主人范钦对天一阁的命名，有着系统、深刻、全面的思考。中国古代建筑大都为木结构建筑，藏书阁和书籍最怕的就是火，自古毁于火灾的藏书楼不胜枚举。天一阁之名，不仅仅是望文生义“天下第一阁”之意，其名取自《周易》“天一生水”，郑玄《易经注》云：“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暗含以水克火、以水防火之意。范钦不仅为藏书阁起了这样一个很有内涵的名字，而且将这种理念表现在建筑形制、彩绘纹饰以及书架设计、数目尺寸等方方面面。如其书阁为上下两层，上层一个通间，取意“天一”，下层六个开间取意地六，以合“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书阁坐北朝南以示“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水于北”。天一阁还修建有天一池，储水以防火。范钦将以水防火的理念贯彻到天一阁的方方面面，而且有具体的引水、储水和防火措施（图二、三）。
天一阁命名巧妙雅致、托寓深意。《四库全书》修完，七书阁建成之后其命名亦是仿照天一阁。乾隆对于天一阁命名的欣赏与推崇在其为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的题记中表露无遗。其在《文源阁记》中云：“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阁之间数及梁柱数目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12]也指出了天一阁命名与建筑形制的关系。
《四库全书》书阁命名取法天一阁，皆从水而立，乾隆对此直言不讳。其在《文溯阁记》中云:“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亦即见于前记矣。若夫海，源也，众水各有源，而同归于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闾何洩，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源穷之径而溯之，是则溯也、津也，实亦迨源之渊也。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顾独不如是乎？恰于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13]这即是乾隆对于《四库全书》诸书阁命名的基本原则，其对于天一阁命名方式的传承是显而易见的。其又说：“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原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14]强调四库书阁的命名在天一阁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以水喻文的立意与天一阁是相同的。
江南三阁中文汇阁、文澜阁命名原则与内庭四阁相同，亦以水立名。独文宗阁的“宗”无三点水作偏旁，考其原因，文宗阁建阁之初是以其贮藏《古今图书集成》而非专为《四库全书》而建，“文宗”或是乾隆示其对祖宗传书的“尊崇”之意[15]。清人张崟曾说：“案四库七阁名字均取水旁，虽镇江文宗，外似独异，而细籀其涵意，则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16]乾隆颁赐文宗阁《四库全书》时曾题诗一首，其《再题文宗阁》中也有“百川于此朝宗海，是地诚应庋此文”的诗句。因此张崟的解释并非毫无道理[17]。
三 四库七阁对天一阁建筑形制的借鉴
天一阁不仅在命名方式上巧妙雅致，建筑形制上也堪称经典，其为四库七阁的建筑设计树立了样板。此外，宁波本地藏书家卢址的抱经楼、金陵藏书家甘福的津逮楼、扬州藏书家吴引孙的测海楼以及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等皆仿天一阁而建。
天一阁藏书楼坐北朝南、为一座两层的重檐硬山顶建筑。上层一个通间、下层面阔面六间。书阁前后开窗，并有长廊相互沟通。山墙作半月形，白墙黑瓦，西墙特别高大，可以封挡周边火灾的蔓延。楼前有天一池，池水与月湖相通、终年不涸，池旁堆山砌石，环植竹木。整体建筑既考虑到引水蓄水的实用功能，又营造一种人文气息浓厚、朴素雅致的江南园林景致。
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如何庋藏，乾隆首先想到的便是天一阁。他说：“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18]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乾隆下诏，命杭州织造寅著到天一阁查看其藏书楼的建筑式样与书架款式。诏书中说：“闻其家藏建处曰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著传谕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阁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19]寅著查后奏称：“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朝南，左右砖甃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意，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俱含六数。”[20]这就是天一阁藏书楼的基本形制，后来的四库七阁皆仿此制。
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是四库七阁中最先建成的藏书阁。乾隆有《月台诗》云：“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注云：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阁之制，先于避暑山庄构文津阁[21]。其主要建筑由门殿、假山、水池、藏书楼、花台、曲池、山石、月门等组成。《热河志》中写道：“文津阁与紫禁、御园三阁遥峙，前为趣亭，东侧月台，西乃西山，盖仿范氏之成规，兼米庵之胜概矣。”
文津阁原建筑为黑色琉璃瓦歇山顶，同治年间重建时改为青色硬山顶。文津阁在建筑布局及园林风格上吸取了米芾宝晋斋和范氏天一阁两者的长处，乾隆称其：“米家范式两兼奇”。文津阁前古松苍劲、池塘清澈。每当艳阳高照，池中便会出现殊为可观的“日月同辉”景观。其原因是池南假山上开的弦月形的缝隙，阳光从中透过映入池中而成。假山置有“十八学士登瀛洲”、承德十景等丰富的造型。假山运用传统叠山技法，并结合北方特点，显得雄浑、深厚。乾隆有诗云：
天一阁前原有池，池南更列假山峙。
文津之阁率仿为，故亦叠石成嵔垒。
有峰有壑有溪涧，涧水琴音泻池流。
东则月台西西山，林泉引兴诚佳矣。
贮书四库其趣多，餍饫优游意在此。
紫禁城内的文渊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落成，其仿范氏天一阁之制，从立面看亦为重檐楼阁。但《四库全书》的数量要比范氏所藏图书多一倍以上，所以文渊阁的结构又有所变化。刘敦祯、梁思成先生在其所著《清文渊阁实测图说》中说：“阁之外观虽如天一阁，采用重檐，而内部结构复利用腰檐，地位增为上中下三层。”“中层仅有东西梢间及走廊，其中央三间，洞然空朗，即广厅上部也。”[22]这样合理运用重檐楼阁的腰檐部位，既保证外观及内部结构大体与天一阁的一致性，又确保有足够的空间来储藏《四库全书》。这一点文津阁以及《四库全书》的其他藏书阁基本与之相同。
除了文渊阁、文津阁外，圆明园中的文源阁、沈阳的文溯阁，江南地区贮藏《四库全书》的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都依天一阁蓝本而建造[23]。
四 结 语
前文从三个方面梳理了天一阁与《四库全书》的关系。笔者观点是：天一阁极富特色的藏书，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基础材料。这是编纂《四库全书》这项浩大的文献整理工程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有力支撑。天一阁所进呈的图书多精善之本，“或可补史志阙略，或有裨实用之言”。而且其进呈图书有近1/6全本抄入《四库全书》，5/7入选《四库全书总目》[24]。数量多，品质高。范钦对天一阁的命名巧妙而富有深意，尤其是其将以水克火的祈盼和书阁的建筑形制联系起来，使天一阁这样一个名字成为经典。四库七阁承袭天一阁的命名方式，皆以水立名，以水喻文。南北七阁这样一组名字既寄寓以水防火的祈盼，又富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天一阁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建筑形制，同样为四库七阁及后世其他藏书楼奉为圭臬。仿天一阁之制，四库七阁的基本形制多为重檐硬山顶建筑。有池，池水与阁外水域相通，保证池水终年不竭，以备防火之用。有亭、有假山。将贮书、防潮、防火的实用功能和朴素、雅致、富有文人气息的园林风格结合在一起，留下了一处处靓丽而厚重的文化景观。
以上是天一阁与编纂《四库全书》在具体事情上的联系，主要分析的是天一阁对《四库全书》的影响。实际上，天一阁与《四库全书》的关系远不止这样简单。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编纂《四库全书》对天一阁的影响也非同一般。应当说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启动《四库全书》征书运动之前，天一阁的知名度还是很有限的，日后对其推崇备至的乾隆帝在此之前对其几无所知[25]。天一阁以其极具价值的丰富藏书、经典性的建筑形制和阁主范钦显赫的社会地位，在其横空出世时便会受到文人士子的关注，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于当时信息、交通的限制，其影响毕竟是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其管理制度森严，除了像黄宗羲、万斯同这样少数几个著名学者能有机会登阁阅览，天一阁基本上是处于封闭状态的，钱绣芸的悲剧即是其例。通过为《四库全书》进呈图书，天一阁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进而被树立为藏书阁的样板，并赏赐武英殿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套。由此，天一阁一跃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藏书阁，其影响可谓如日中天。这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天一阁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其所进呈的图书因编入《四库全书》可以在国家层面得到更有力度的传播。这都是对于天一阁积极的影响。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的，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庵，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26]也就是说天一阁为《四库全书》所献的那批书，后来并未发还范氏，由此天一阁也损失了为数不少的一批图书。
注释：
[1] 来新夏：《综论天一阁的历史地位》，《学术界》2006年第6期。
[2]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98页。
[3] 《清太宗实录》第5卷，第20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
[5][7][24] 崔富章：《天一阁与〈四库全书〉—论天一阁进呈本文献的价值》，《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6][23] 朱赛虹：《天一生水—天一阁及其藏书的历史贡献》，《紫禁城》2006年第11、12期合刊。
[8] 同[2]，第37页。
[9] 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载骆兆平编《天一阁藏书史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1页。
[10][18][19] 同[4]，第212页。
[11][25] 袁逸：《钦点天下第一楼—乾隆与天一阁独特关系探析》，《津图学刊》2002年第4期。
[12][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四十七年御制〈文溯阁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22页。
[13] 同[12]，第2724页。
[15] 徐苏：《文宗阁藏书楼溯源》，《天一阁文丛》第一辑，宁波出版社，2004年。
[16]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浅说》，载于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第443页。
[17] 关于文宗阁命名的问题还有一种说法是：乾隆命名时考虑到书阁本位于镇江金山，临近长江；另一方面《白蛇传》中“水漫金山”的故事已深入人心，文宗阁所在之地是被水漫过的，与水渊源深厚。所以钦定时，将文淙阁的“淙”字改定为“宗”字。此说甚有意趣，录此备考。见徐烱明：《“水”与天一阁—从“水”文化说到天一阁保护的灵魂》，《津图学刊》2004年第2期。
[20] 骆兆平编《天一阁藏书史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页。
[21] 《高宗御制诗》，第四集，卷三十三，第33页。
[22] 刘敦祯、梁思成：《清文渊阁实测图说》，转引自刘榕《从实测谈文渊阁结构与艺术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3期。
[26] 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载于骆兆平编《天一阁藏书史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9页。这一问题徐建成先生也有论述，《天一阁进呈书籍之命运》，《天一阁文丛》第一辑，宁波出版社，2004年。
来源：公众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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