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的学术价值

    王恩涛东汉时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 在他著的《汉书》里编写了“ 艺文” 一志, 虽是依据西汉时期刘向刘欲父子编的《七略》, 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书籍目录。《七略》早佚失, 所以, 我们要研究《七略》离不开它, 研究我国古代目录的结构离不开它, 研究我国古代学术源流同样也离不开它。一千八百多年来, 艺文志在我国学术史的研究上所起的作用, 远远超过任何一部史书, 它的存在为我国史学家和文学家提供了一个极其方便的研究条件, 和极为宝贵的参考资料。尽管如此, 历久以来, 对《汉书艺文志》的价值很有些不同的争论。
   持不同意见者, 多指责《汉志》尽依据《七略》而少创见。这种指责即便有某些根据, 也是由于未能彻底了解班固创此体例的深意所致, 何况班氏并不是完全照录《七略》, 而且有所增补与裁减。汉志前有总论以述其纲要, 后有分论以明其流别, 在考镜学术源流上, 曾起到了它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在目录学方面的突出贡献, 它几乎完整地保存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七略》的内容和结构, 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七略》是公元前第一世纪末年, 由刘向刘散父子编著的古籍目录。目录是书籍的纲纪, 因而在谈目录之前, 有必要先谈谈我国古籍的简要情况。夏商时代我国便出现了书籍, 《尚书·多士》记载: “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又《吕氏春秋·先识览》说:“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 ⋯ 乃出奔如商。⋯ ⋯ 殷内史向挚见封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 出亡之周。“这些书籍还是编穿成册的, 甲骨文、钟鼎文中都有“册”字, 便是明证, 这可以说是书籍的开始。周时书籍便大盛了, 周王室和诸侯国都设有专官来管理书籍。“司马氏世典周史” ( 《史记自序》〕以及“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等记载都说明春秋时期书籍是掌握在史官手里的。
     但这时的书籍没有目录来纲纪。直到汉代才有人编次目录。《汉书艺文志》叙论记载: “ 自春秋至于战国, 出奇设伏, 变诈之兵并作。汉兴, 张良、韩信序次兵法, 凡百八十二家, 删取要用, 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裙披遗逸, 纪奏兵录, 犹未能备。” 在刘向校书之前, 张良、韩信已在“序次” 兵法了, 杨仆在撰“ 兵录” 了, 兵录即是兵书目录。由于图书之盛, 目录也随而兴起, 刘向奉诏编写了他的《七略》。《汉志》介绍它说: “ 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 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 太史令尹咸校数术, 侍医李柱国校方7 3 一伎〔。每一书已, 向辄条其篇目, 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刘向等大目录学家已经把纷纭庞杂的古籍, 大致归纳成六类、分成四个研究组, 不但确定了我国古代书籍目录的七分法, 同时也为之后的四分法透露了消息。这种分别部居给我国目录学的研究上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班固的《汉志》就是在这样良好的基础上而又有所创见的编写出来的。班固所处的时代是典籍兴旺发展的时代。《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说: “光武迁还洛阳, 其经碟秘书载之二千余辆, 自此以后, 参倍于前。”西汉官藏的书籍运到洛阳放在兰台; 东汉又继续收集了一些书籍放在东观和仁寿阁, 因而参倍于前。班固、贾速、傅毅等大学者整理了这些书籍, 班固参加最早, 历时最久,旧藏和新书对他不能没有影响, 所以他根据当时的学术情况, 补入了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完成的著作。这种补充是符合他的纪一代藏书之盛的编写目的的。对其它各篇目也有所移动。如有所删削, 则在总数下写明“ 出” 若干家、若干篇; 由于重复而省去的则写明“ 省” 若干家、若干篇; 有增入的则写明“入” 若干家、若干篇。这样做是正确的, 既保存了《七略》原貌, 又显示出班固当时藏书的发展情况。他在序中也自申: “删其要, 以备篇籍。” 唐朝颜师古注解这句话说: “删去浮冗， 取其指要也。”班固在删削, 提要和补充时, 必定广征众本、互勘异同, 不然怎能体现这一“要” 字呢?绝不是象郑樵指斥的那样“ 专事剿窃” 照本直录。
   《汉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学术价值巨大, 是从如下两方面体现出来的。首先是在封建正统史书中创立艺文志这种结构形式。其创新精神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现实意义是, 从西汉开始的学术界的古今文经学之争, 延续到东汉已十分尖锐激烈。今文经为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 以封建迷信和阴阳五行邪说去解释经学, 徽纬之学大兴。古文经学则不如此, 它是根据朴素的训话来解释经学。当然无论今文经或是古文经都是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但两相比较, 古文经有较大的进步意义。班固是古文经学家,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一个白虎观会议, 组织诸儒讨论五经异同, 会议目的想扶植今文经, 但今文经学派却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次会议的总结, 却叫古文经学家班固总结了这次会议, 撰写成《白虎通义》。可见班固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他把艺文志固定在奉诏撰写的国史中, 这就是从官方来确定古文经学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汉代仍然是“ 学在官府” , 博士讲经已经到了迁腐的地步。但当时封建学术思想的范畴却在逐渐扩大。东汉初年的著名学者如桓谭、王充、贾逮、以后的马融、郑玄等人, 都是古文经学家,又都是精思弘畅的鸿儒、通人。他们再也不能容忍那种经学博士墨守章句、截纬合流的学风了。通人, 决不老死章句, 而要“ 通书千篇以上, 万卷以下” 博览古今, 畅通大义。这种形势便要求展读国家所有的书籍,因而也就急需一个根据国家藏书的实际情况编写的目录, 班固就采用了这种编写方式,以扩大古文经学的思想阵地。所以说《汉志》的现实意义极为重大, 正因为这种方式的有效, 汉以后各代相继仿效, 汉志以后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以至《明史艺文志》和清人补写的诸史艺文志, 约近五十余种。二千年来这些正史艺文志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历史上书籍的流变情况, 把它们汇编起来就成为一部巨大的古今图书总目录, 伟观的学术发展史, 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国历史上文化事业比较发达的朝代是两汉、隋唐和宋代, 但当时官修的目录都散亡了, 只有正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内容保存下来了。就保存大量资料来说, 班固这种创新体制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历史价值是巨大的。
   其次, 它的价值表现在提要钩元上。中国目录的特点是具有提要或解题的形式。我国古代书籍从孔子学派校书开始, 都写序言, 如诗序书序等, 战国诸子著书立说, 多写自序, 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撰写了较长的序言, 都是对书籍内容作提要介绍, 因而有目录学的性质。《七略》中的“ 辑略” 就是全书的序言, 班固根据辑略并参照诗经、春秋、史记等其它书籍和当代藏书情况写了志序一篇、略序六篇、篇序三十三篇。有人把这四十篇序言说成是“ 辑略节文” , 是不够全面的, 而章学诚没有认识到班固的结构形式, 竞说: “班固删辑略而存其六” 。这说法更不对了, 辑略并未删掉, 根据洪颐煊、严可均等五家辑本对照, 是分散结构在他的四十篇序言中, 而且有些增补, 章学诚未能完全了解班固写书的深意。班固这样做是为了提要钩元、洞明流变。即便书已不传, 后代人见其目录, 阅其序言, 察其自注, 亦可探求其学属于何家? 其书属于何派? 为何如此部居? 学术源流演变, 可略识其大概。古人编书非常注意研究本末, 上有源流, 下有沿袭, 这种纲纪典籍的目的在于指示途径以便于学者, 班固正是发扬了中国目录学这种优良传统。叙述百家九流之学, 使之绳贯珠联, “ 欲人即类求书, 因书究学。” 例如《《诗经》志序说: “ 诗分为四” 到了秦代“乃蟠灭” , 后来又是怎样整理的呢? 篇序说:“ 汉兴, 鲁申公为诗训故, 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 或取春秋、采杂说, 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 鲁最为近之, 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 自谓子夏所传, 而河间献王好之, 未得立。” 我们不但了解诗经经过汉代的整理, 分成齐鲁韩毛四家, 而且还知道了它们的源远流别, 和班固肯定鲁诗的倾向。他在略序中说: “ 诗以正言, 义之用也。” 把“ 诗” 看成是“ 正言” “ 明义” 的东西, 这仍然是封建五常的观点, 班固虽然反对以阴阳五行和徽纬学来解经, 但他仍逃不脱历史和阶级带给他们思想局限, 了解这些则利于今天的批判继承。而他的自注更能帮助读者了解一部书的内容、流别, 作者经历, 创作倾向等方面问题。他在“ 诸子略”儒家: 晏子八篇目下, 自注说: “ 名婴, 谧平仲, 相齐景公, 孔子称善与人交, 有列传。” 这是作者经历简要介绍。如嫌不够,“有列传” 三字便告诉读者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晏子列传, 指途甚明。他在“ 道家” : 黔娄子四篇目下注说: “齐隐士, 守道不拙, 威王下之。” 说明黔娄是齐威王时人, 有节操的高隐之士, 威王很尊重他。把这儿部分融合一起, 对所求之书, 就会洞悉。正如唐人母堕说: “ 览录而知旨, 观目而悉词, 经坟之精术尽探, 贤哲之睿思咸识。” ( 《群书四部录》序) 我国目录学上这个提要特点, 可以说是班固确定下来的。《隋书经籍志》就沿用了这种目录结构手段, 姚名达说: “ 今存古录, 除汉志外, 厥推隋志, 亦惟此二志皆有小序, 自后诸志则不复继述, 故并见尊于世。” ( 《中国目录学史》) 指出了这二志被历代学者重视的原因。因为目录解题或提要, 不仅仅指示门径, 而且能使人“ 知旨” 、“ 悉词” 、“尽探精术” , “咸识睿思。” 这正是汉志的学术价值所在。“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 正如余嘉锡先生说的: “ 目录即学术史也, ” 目录学在学术史上的卓越贡献, 是为历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开拓不尽的园地。郭沫若先生肯定了这个特点, 他说: “ 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 虽仅其目录, 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的一斑。” (见49 年4 月9 日光明日报) 如前所述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这种体制正是汉志所开创, 实质上是对汉书艺文志历史价值的肯定。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引金榜的话说: “ 不通汉艺文志, 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 学问之眉目, 著述之门户也。” 这都是古今大学者从他们做学问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出汉志不但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而且还有突出的使用价值, 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学不可不读的一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