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同是我国清代著名史学家，他的《石经考》是清代考证石经三种主要著作之一。其传世刻本主要有《昭代丛书》本、省吾堂本、四库全书本、忏花庵本和《四明丛书》本。其中康熙年间所刻《昭代丛书》本为首刻本。传世抄本有上海图书馆藏知圣道斋抄本和馆藏佚名氏抄本。馆藏佚名氏抄本以其独特的文献价值，为考证万斯同撰写《石经考》的缘起、时间、地点以及成书时间、首刻本有关情况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线索

1、万斯同《石经考》版本源流

1.1 万斯同简介

万斯同，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卒后门人私谥“贞文”。浙江宁波府鄞县（今宁波市）人。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其父万泰，是明末清初著名抗清志士。他7岁时，明朝灭亡，随父兄迁居到奉化西南榆林山中，全家以垦荒种田维持生计。12岁时，在清廷逼迫之下，全家又迁居到宁波府城西郊的白云庄，14岁时，才又回到故居。万斯同自幼聪慧，在父亲的教导下，博览群集，与诸兄探讨经史学问。17岁时，拜著名学者、思想家黄宗羲为师。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40岁的万斯同在学界已是声名鹊起，清廷开博学鸿儒科，强令他出仕，被他设法拒绝。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在京做内阁学士的同乡徐元文被清廷任命为撰修明史的监修，邀万斯同进京撰修明史。万斯同答应，从此开始长达20余年的撰修明史生涯。由于他拒绝清廷为他授予官职，终生为布衣，所以后人称他为“布衣史官”。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刑部尚书兼明史馆总裁徐乾学、内阁大学士兼明史馆监修徐元文两兄弟，相继被弹劾免职。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王鸿绪被任命为明史馆总裁，邀请万斯同从江南会馆搬到他在京的邸舍，从此万斯同就一直住在王鸿绪家中撰修明史，直到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去世。《石经考》是万斯同在王鸿绪的家中于编撰明史之余而完成。

1.2 万斯同《石经考》的地位

清初，专门考证石经的权威著作有三种：其一为顾炎武的《石经考》，其二为万斯同的《石经考》，其三为杭世骏的《石经考异》。万斯同《石经考》晚于顾炎武，而早于杭世骏，三家各具特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石经之沿革异同，唐宋以来，论者龃龉不一。昆山顾炎武始辑诸家之说为《石经考》，实有创始之功。斯同是编，息采顾炎武之说，又益以吴任臣、席益、范成大、吾衍、董逌诸家之论，并及顾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记》，亦间附以己见。虽不若杭世骏《石经考异》之详辨，而视顾氏之书，已为较备。且炎武详于汉、魏，而略于唐、宋。斯同则于唐、宋石经引据特详。又斯同虽在世骏前，而世骏作《石经考异》时，未见此书，故此书之所详者，《考异》或转未之及。要之，合三家之书参互考证，其事乃备，故未可偏废其一也。”[1]

1.3 万斯同《石经考》现存主要版本及其源流

万斯同《石经考》流传至今的刻本主要有《昭代丛书》本、省吾堂本、四库全书本、忏花庵本和《四明丛书》本等。其中最早的刻本为康熙年间刊刻的《昭代丛书》本，这是万斯同《石经考》的首刻本，编入《昭代丛书》丙集第一帙（黄），分为两卷，卷一为《汉魏石经考》，卷二为《唐宋石经考》，撰者题名均为“鄞县万斯同季野辑”。《昭代丛书》丙集卷首有丛书编辑者张渐、张潮所做序文各一篇，落款时间均为康熙癸未年夏。张潮的落款为：“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夏五新安张潮山来氏题于扬州诒清堂。”张潮在《昭代丛书》丙集《例言》中提到：“是集经始于庚辰之冬，告成于癸未之夏，较之往集为日颇迟，观者可以想其所处矣。”又说：“仆自巳卯岁失足以来，生计萧然，日就困惫，乙集已自拮据，故不复作铅椠之想，缘舍弟木山，力为怂恿搜辑，共襄厥成，是以复有是役。”[2]由此可知，《昭代丛书》丙集开始于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冬，刻成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夏，历时3年多。张潮因故失去双脚，生计艰难，该集是在其弟张渐的积极鼓励和协助下得以辑成。据此，万斯同《石经考》首刻本应确定为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夏扬州诒清堂所刻《昭代丛书》本。由于道光癸巳年（公元1833年），吴江沈氏世楷堂翻刻诒清堂《昭代丛书》，以世楷堂名号取代诒清堂，诒清堂逐渐被人所淡忘。陈隆予：万斯同《石经考》版本源流及馆藏抄本考述陈隆予：万斯同《石经考》版本源流及馆藏抄本考述现在存世的万斯同《石经考》抄本，据笔者所知有两种，一为上海图书馆藏知圣道斋抄本，一为笔者所在河南大学图书馆藏佚名氏抄本（在后面单独考述）。知圣道斋抄本是省吾堂刻本所据底本。宫云维先生《万斯同经学著作补考》说：“知圣道斋抄本，清乾隆戊申年（1788年）彭元瑞（1731-1803）所抄校。”[3]从时间上看，该抄本所据底本应为诒清堂《昭代丛书》本。彭元瑞在《知圣道斋读书跋·石经考》中说：“旧藏钞本讹脱殊甚，戊申春曾取各本书校改一帙。”[4]后来彭元瑞的门人蒋光弼，即依彭氏抄校本刻印万斯同《石经考》，收入乾隆年间刻印的《省吾堂四种》丛书中，这就是省吾堂本。忏花庵刻本则是在《昭代丛书》本、省吾堂本的基础上，由山阴宋泽元进一步校勘，并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刊印。《四明丛书》本，则是以省吾堂为主要底本，并参校忏花庵本，由张寿镛于民国21年（公元1932年）刻印的。四库全书本，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所据底本为副都御使黄登贤家藏本，出处未详。

2、馆藏万斯同《石经考》抄本及其文献价值

2.1 馆藏万斯同《石经考》抄本介绍

馆藏万斯同《石经考》抄本是馆藏《石刻丛考》（丛书名为本馆自拟）5种抄本之一，其他4种分别为林侗《昭陵墨迹考》5卷，陈奕禧《金石遗文录》3卷，张弨《瘗鹤铭考》1卷，张潮《焦山古鼎考》1卷。《石刻丛考》共5种8册12卷，为清雍正年间佚名氏所抄，汇集了清顺治、康熙年间金石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2010年6月以孤抄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的万斯同《石经考》抄本，开本为27cm×17.3cm，分上、下卷，每卷1册，共2册。上、下两册正文均为39页（如按现在页码计算为78页），每半页10行，每行17至19字不等，无边栏、行格。全书用工整小楷抄写，书法秀丽俊美。上册卷首有林佶所撰《石经考序》。根据序的内容判断，应为万斯同《石经考》原序，也是该抄本的重要文献价值所在。在第一册第一页右下端，钤有两个长方形朱色收藏印记：第一个为阳文，已被挖补过，仅存其左边印在抄文上的“藏印记”3字；第二个为阴文，印文是“吕氏荫莲珍藏书画”，钤在第一个印记被挖补过的地方。在第二册第一页右下端，也钤有“吕氏荫莲珍藏书画”长方形朱色收藏印记。由于吕荫莲的挖补，原收藏者的身份已很难考知。

2.2 馆藏抄本与刻本之间的关系

该抄本被鉴定为雍正年间佚名氏抄本，从时间上推论，它晚于康熙癸未年（公元1703年）扬州诒清堂《昭代丛书》首刻本，而早于乾隆年间常熟省吾堂本、四库全书本、道光年间世楷堂翻刻《昭代丛书》本等其他所有刻本，因此是考证万斯同《石经考》版本源流的重要依据之一。据宫云维先生《万斯同经学著作补考》所说，万斯同《石经考》传世刻本“分属两个传本系统，一是《昭代丛书》本系统。《四库全书》本等均属于此。该系统传本在内容上多有缺漏，如所引《后汉书》宦者济阴丁肃一节，均题《李巡传》（其它本作《宦官吕强传》）。又如，书中所引《石经论语残碑》，《昭代丛书》等本均脱《阳货》篇、《微子》篇部分；所引洪适《隶续》之《魏三体左传遗字》，则俱脱。其它草率讹脱者，亦颇多。另一个传本系统为省吾堂本。该系统传本，源于《昭代丛书》本，先是由彭氏元瑞校改《昭代丛书》本之讹误，继由蒋氏光弼补足《昭代丛书》本之缺，尤胜于《昭代丛书》本”[3]。据此，笔者考查馆藏抄本，从内容特征和抄写时间判断，馆藏抄本应属《昭代丛书》本系统。但从所题书名、卷名、撰者称谓和卷首序文看，馆藏抄本又与《昭代丛书》本有明显不同。《昭代丛书》本无统一书名，两卷分别题名，卷一题名为《汉魏石经考》，卷二题名为《唐宋石经考》，撰者题名为“鄞县万斯同季野辑”。馆藏抄本所题书名为《石经考》，分卷题名为《石经考》卷上，《石经考》卷下，撰者题名为“四明万斯同季野辑”。且馆藏抄本卷首载有林佶所作序文，《昭代丛书》本不载林佶序。由此看来，馆藏抄本所据底本究竟是《昭代丛书》的首刻本，还是另有其他底本，尚待进一步考证。

2.3 馆藏抄本所录林佶《石经考序》的文献价值

笔者对现存的万斯同《石经考》主要刻本，如世楷堂翻刻《昭代丛书》本、省吾堂本、《四库全书》本、张寿镛约园《四明丛书》本等进行考察，均未见录有林佶《石经考序》者。其中《昭代丛书》本和省吾堂本无任何序文；《四库全书》本只有四库馆臣写的提要；张氏约园《四明丛书》本卷首有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张寿镛为重刊“省吾堂所录万氏《石经考》”所撰序文、有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宋泽元为忏花庵本万氏《石经考》所撰序文、有四库馆臣为万氏《石经考》撰写的提要，卷末附有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石经考》、钱大昕《十架斋养新录·万斯同石经考》，唯独没有林佶所撰原序。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诸种刻本都没有收录林佶所撰原序，是在初次付梓时就遗失了，还是在后来翻刻时删除了，抑或有其他因素？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现将林佶所撰序文照录于下，以便笔者考述和专家、学者参考。汉熹平石经传于世者甚稀。去春，予客华亭大司空王公邸，司空出一本相示，所存《尚书》三十余字，《论语》百余字，其笔画苍古道劲，知非蔡中郎不能也。因跋数语，以记与观。顾未暇考夫当日刻石缘起与迁徙完缺之所以然，以及历代石经之继作而各有本末，以与世之博雅君子参稽而论也。时甬川季野万先生同在邸舍，循览之下，喟然者久之，谓夫石经三体之名起于汉，而不知魏与后魏续刻之辩；石经今文之刻始于唐，而不知孟蜀、南宋踵事之迹，则亦为通人之蔽也。于是本之史传，恭考诸家论说，遂订为《石经考》一书。既成，以示予窃读而题之。因叹夫思辨之学久已不讲于世，大而礼、乐、兵、农，小而书、数、射、御，皆无足以撄其心。而群居终日，游谈无根，不知古人一物不知，引为己耻，而必以穷至事物之理为学之归，其用心抑何远乎！先生自幼穷经，尤熟娴历代典故，每发一论，征一事原原委委，如指诸掌，所著书数十种，皆称是。即如此编，讵非汲古者之修绠耶？夫经学不可一日不显于世，古之人以为，刻于石可以永久耳，而不能不就磨灭。五代以后乃有木刻，视石本流传差易，且经宋诸儒正定，无诞谩芜累之失，又家有其书，可谓盛矣，而通经者愈少，抑又何与？倘有志于学者，因兹考以知夫石经之本末，因石经以求古圣贤立言之旨，推义类以尽其余，则知夫先生之用心，固非第为《石经考》而已也。因为序以归之。康熙庚辰夏六月十日林佶。[5]（说明：文中标点为笔者所加）根据序文内容、时间可以断定，林佶是第一个为万斯同《石经考》撰写序文者，该序为原序应当无疑。根据林佶所撰序文，可以清楚地知道万斯同编撰《石经考》的缘起、时间、地点和成书时间，而这正是万斯同著作研究中至今尚未确切论定者。如方祖猷先生在《万斯同著作考述》中只说他的《石经考》是“在京修史时作”[6]，宫云维先生在《万斯同经学著作补考》中对万斯同《石经考》撰写缘起、时间、地点等亦均未论及，历代刻本所录序文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不载此类信息。唯独林佶所撰序文载有这些原始信息，因此十分珍贵。根据序文所言，林佶与万斯同是“去春”在“华亭大司空王公邸”，即当时在京任明史馆总裁的王鸿绪家中，看到王鸿绪所藏汉石经残碑拓本。林佶序文落款时间为康熙庚辰夏，即康熙39年（公元1700年）夏天，则“去春”当是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春天。也就是说，林佶与万斯同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春天，在王鸿绪的京师邸舍中一同观览了王鸿绪所藏汉石经残碑拓本。万斯同是应王鸿绪之邀，于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从江南会馆搬到王鸿绪家中来撰修明史的，一直到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去世为止。从时间上看，与林佶序中所言相符。当时万斯同已经61岁，是著名的布衣学者，而林佶才39岁，尚未在朝廷任职。林佶尊称万斯同为先生，万斯同《石经考》书成之后即交林佶阅览，并属其作序，两人可谓忘年之交。

由林佶所撰序文，再结合有关史料，以及张潮为《昭代丛书》丙集所撰序文，就可为万斯同《石经考》从撰写到付梓的过程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应王鸿绪邀请，万斯同从江南会馆搬到王鸿绪的邸舍，继续撰修明史。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春天，林佶也来到王鸿绪邸舍客居，王鸿绪便把自己收藏的汉石经残碑拓本出示给林佶和万斯同观览。万斯同看后，慨叹世人对石经历史缺乏系统的认识，即产生撰写《石经考》的想法。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万斯同以史传为依据，考证诸家论说，完成《石经考》一书，并请林佶为之作序。当年冬天，张潮编辑《昭代丛书》丙集时，即将万斯同《石经考》收入该集第一帙。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四月，万斯同突然病逝于王鸿绪家中，时年65岁。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夏天，《昭代丛书》丙集刻竣付印，万斯同《石经考》初刻本诞生。这时，距万斯同去世已经一年多了。

来源：《河南图书馆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