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新时期安徽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与特点
作者：诸伟奇
安徽地处我国南北之交，学术兼擅南北之长，数千年来名家辈出，著述如林。据不完全统计，流传古籍达17000余种，著者6600余人，现有目有书、作者可考者即达4000余种，古籍藏量居全国前列。在对前代典籍的整理方面，亦代不乏人。晚清以还，安徽南北郡邑即有《泾川丛书》、《龙眠丛书》、《贵池先哲遗书》、《南陵先哲遗书》诸刻。1931年，在省内外皖籍学者名流的精心筹划和通力合作下，又有《安徽丛书》的编刊，后因抗战爆发，只出了六期(辑)而被迫中断，盛业未竟，论者惜之。1949年后的20年，因为全国古籍整理的布局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作为省市层面的地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基本处于停顿和空白状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进一步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81］37号文件下发以来的26年，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空前繁荣的26年，也是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成果丰硕、持续发展的26年。 1984年，中共安徽省委建立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当时的省人大副主任原副省长魏心一任组长，小组成员包括省新闻出版局、教育厅、文化厅、财政厅和社科院等单位。同年，黄山书社成立，黄山书社主要承担安徽省古籍的出版任务。此后，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相继建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从此，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队伍建设和整理出版方面掀开了崭新的一页。1989年经安徽省政府批准，小组易名为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简称“古委会”)，魏心一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出版局和安徽大学的领导担任委员会副主任，其他成员单位未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人员7名，列入事业编制，处理古委会日常工作。同年，制定了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长期计划，组建了《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简称“编委会”)。当时编委会主任是吴孟复先生，编委会主要负责全省古籍整理规划的制定和年度出版计划中书稿的审订。安徽省委、省政府对古籍整理工作十分重视。这些年，省委、省政府专门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颁发的文件(包括批复、会议纪要)就有10个，文件中明确了古籍办的建制、管理、人员编制、工作内容和经费渠道，并向各市、县人民政府和省直有关单位强调了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大家重视、支持这项工作。安徽省财政厅每年除古籍办的办公经费外，对古籍图书的出版有专项补贴，列入财政预决算，根据每年的出书情况，补贴额度不等，平均在20—30万之间。这一点非常重要，是我们这些年持续出书的重要保证。
根据安徽省古委会研究决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安徽省古籍整理的主体工作是编纂出版《安徽古籍丛书》。《安徽古籍丛书》所收为历代皖人著作。这里的“皖人”，在地域上，一般以现行区划为据；在时间上，一般以辛亥革命以前为限。所谓“一般”，即不搞一刀切。地域上，既指本籍的，也含寄籍的，如程廷祚祖籍歙县，寄籍江宁；既从现行区划，也兼顾当时区划，如南宋婺源人朱熹、清代婺源人齐学裘等。在时间上，不是将所有“古籍”都定死在1911年前，而是要根据作者一生的主要活动时期和作品的内容性质而定。这套丛书既重视整理出版像朱熹、方以智、戴震、吴汝纶这样的大家名家之作，也重视那些在全国范围内可能名声不显，但在某一地域、某一方面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物，如吴肃公、朱书、方孝标、赵吉士、胡赓善、汪宗沂等；有些在当时就是著名人物或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某种(主要是政治)原因，尚不被当今学术界普遍知晓，更缺乏应有的评价和研究，如明清之际的吴应箕、钱澄之，清末的杨仁山、萧穆、马其昶、姚永朴等，对他们的著作，更是整理的重点。这套丛书尤其重视稿本、精抄本、名校本等稀见书的搜集、整理，如因清廷文字狱而长期被禁毁的著作，等等，从而使先辈心血不致沦亡。另外，对那些属于安徽古籍范畴，然依例又不能列入《安徽古籍丛书》的选题，我们另辟《安徽古籍丛书附辑》，如已出版的《姚莹年谱》、《弢翁藏书年谱》、《〈明实录〉安徽经济史料类编》等。
《安徽古籍丛书》在整理方式上，包括校点、注释、影印、资料汇编等，但主要是校点(即校勘和标点)，少数书采用简要的注释；多数书用繁体字，也有些书用简体字，主要根据书的内容而定；全套丛书一律竖排。在书稿质量要求上，首先是选好底本和校本，校勘和校记的写法要符合规范；标点力求准确，尤其注重引号、专名号和书名号的标打，这些都是古籍标点的难点，处理好这些难点，既便利当今读者阅读，也显示当代古籍整理的质量、水平和作用；要写出有一定水平的前言或校点说明；要有相应的附录(包括原作者传记、前人序跋等资料)，以便读者更多地了解斯人斯书；提倡编制索引，以方便读者研究和文献检索。在出版管理上，凡列入《安徽古籍丛书》的图书，除责任编辑外，还聘请专家担任审订人；鉴于古籍图书特点和现有人员条件，我们提倡编校合一，每部书稿至少三个校次，有的书稿甚至是五校、六校乃至更多校次；重点书和难度大的书都要安排版前审读；印制上，随着经费情况的逐年改善，在用纸、用料、装帧等方面也逐年讲究，更加注重工艺质量。这些年，提高古籍图书的质量，一直是我们工作的主心轴，尽管客观上未必能做到尽善尽美，但主观上一直要求在整理、出版等各个环节上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新中国古籍整理最为人称道的是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书，如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五史；而当下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一些所谓古籍整理图书，不讲版本，不讲校勘，标点又错误百出。其实，标点正确是古籍整理最基本的要求，是书稿质量的生命线，标点不过关的书不如不出版。
迄今为止，《安徽古籍丛书》(连附辑)已出版了81种136册5000万字，其中有30多种图书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和安徽图书奖等奖项，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赞扬和鼓励。目前，另有《方以智全书》、《楼山堂集》(吴应箕撰)、《定山堂集》(龚鼎孳撰)、《一木堂诗集》(黄生撰)、《█山集》(方文撰)、《方孝标文集》、《七颂堂集》(刘体仁撰)、《寄园寄所寄》(赵吉士撰)、《凌廷堪全集》、《德风亭集》(王贞仪撰)、《河海昆仑录》(裴景福撰)等书稿在整理和编刊中。
当然，谈到安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不仅仅是《安徽古籍丛书》，还应包括《丛书》以外的其他安徽古籍和由安徽省专家学者整理的安徽典籍以外的古籍。这方面的成果也是十分突出的，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集注》、何琳仪的《战国古文字编》、黄德宽等的《古文字谱系疏证》、陈秉新的《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和安徽科技出版社的《新安医籍丛刊》、黄山书社的《历代词纪事汇评》、《新编中国戏曲论著集成》，以及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等古籍整理巨制。
从全国多数省市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状况来看，如果说安徽省古籍整理工作有什么特点的话，恐怕有这样三点：一是建制比较完善，即始终有一个专职实体在从事这项工作；二是能够遵循古籍整理工作的规律、规范办事，不唯钱，不跟风，始终把图书质量放在第一位；三是二十多年没有间断，书一本本出，事一件件做，积少成多，重在持续发展。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深知，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先进省市相比，安徽省古籍整理起步较晚，出书总量较少，一些书整理出版周期过长，如《钱澄之全集》(7卷)、《俞正燮全集》(3卷)、《程瑶田全集》(3卷)从立项到出版都在10年以上。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需要做的工作就更多，无论是古籍的发掘、整理和出版，还是整理方式的优化、整理方法的创新、研究内容的深化和拓展，都需要一代代中国古籍整理人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