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一词，是中国佛教首先创用的。在印度佛教中，人们常见的与大藏经同义的用语是集合经藏、律藏、论藏而说的“三藏”。除此之外，小乘佛教中的某些部派也有在“三藏”的基础上，增立杂藏(如大众部)，或咒藏(如上座部中的犊子部)而说“四藏”的。增立咒藏、菩萨藏(如上座部中的法藏部)，或杂集藏、禁咒藏(如大众部中的一说部)而说“五藏”的；大乘佛教也有说“二藏”(声闻藏、菩萨藏)，或“八藏”(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见《菩萨处胎经》卷七《出经品》)的，但迄今为止，尚未在汉译佛经中发现有“大藏经”一词。
在中国佛教中，最早使用“大藏经”一词的，是隋代天台宗人灌顶所著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作者在传文的最后引“铣法师”的话，对智□一生的业绩作了概括：“铣法师云：大师所造有为功德，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造栴檀金铜素画像八十万躯，传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者不可称数。”中国佛寺建筑中历来都有专门存放佛经的“藏经楼”，而钞写、讽诵、讲解、疏释、听闻、供养佛经，历来是佛教僧俗修行积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铣法师所说的智□生前造“大藏经十五藏”，显然是指请人抄写的旨在供藏经楼收藏的当时传行的各种佛经十五套。这与后人在“佛教经典总汇”的意义上使用“大藏经”一词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在当时及以后的一个相当的长时期内，“大藏经”一词并没有被佛教学者所广泛使用。从考据学的观点来看，东汉至隋代用来指称“大藏经”的，乃是“藏经”、“众经”、“一切经”，尤其是佛经目录学著作，较多使用是的“众经”一词，如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道流《众经录》、僧睿《二秦众经目录》、刘宋佚名《众经别录》、南齐昙宗《众经目录》、梁代僧绍《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宝唱《梁世众经目录》、北魏李廓《魏世众经目录》、北齐法上《齐世众经目录》、隋代法经等《众经目录》、彦琮等《众经目录》等等。唐代使用较多的是“一切经”一词，如静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郭迻《新定一切经类音》等。就连上面提到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大藏经”一词，在道宣所作的《续高僧传》卷十七《智□传》中也改作“写一切经一十五藏”。可见“一切经”为当时流行的说法。
只是从五代开始，特别是自北宋以后，“大藏经”一词见于典册的次数日益增多，呈现出逐渐取代“众经”、“一切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普遍使用的佛教术语。这可从五代时后周行□的《大藏经音疏》、北宋文胜的《大藏经随函索隐》、惟白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等著作的题名中得到印证。随着中国佛教的对外传播，“大藏经”后来也成为朝鲜、日本佛教中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
我国古代典籍的载体和传播形式，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大体说来，在商代是以甲骨为主，西周是以金石为主，春秋至西汉是以竹简和帛书为主，东汉至唐代是以写本为主，五代至清末是以刻本为主。与之相对应的是，自东汉末年才开始出现的汉文佛经，在北宋以前，一般是以手钞的写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的。其间虽然也伴有其他形式，如自北齐开始出现的刻在石壁、摩崖、石板上的石经，自晚唐开始出现的个别佛经的雕印(后详)，但并不居于主导地位。
由单本佛经汇聚而成的汉文《大藏经》，在东汉末年至五代是以手钞本(写本)为主，北宋至清代是以木刻本为主，近代是以铅印本为主，现代是以电脑排印本为主。
写本《大藏经》是怎样构成的呢？
从历史上看，由于各个朝代都有陆续译出的新的佛经，佛经的总量在不断地递增；各种佛经目录在对佛经的甄别、著录、分类、编次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各《大藏经》屡受社会环境、物质条件以及文化交流渠道的制约，很难将传世的佛经无一遗漏地搜集起来，这在像东晋南北朝那样的分裂割据的年代里尤是如此，因此，写本《大藏经》的构成是不确定的，出于不同的年代和地域的《大藏经》所收的佛经的名目部卷及其编制方式是不同的。
就其同一性而言，凡是历代佛经目录中有著录的，翻译有源的佛经，以及当时新译的佛经，都是各种写本《大藏经》搜集的对象。特别是自隋代费长房在《历代三宝纪》中首创《入藏录》，开列了应当入藏流通的佛经目录以来，一些重要的佛经目录，如唐代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明佺等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也纷纷依仿而设立《入藏录》。这就为写本《大藏经》的编集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一些写本《大藏经》在收录典籍和分类编次上的差殊，便是由所据《入藏录》的不同造成的。敦煌文献中的《龙兴寺藏经目录》，就是以《大唐内典录》中的《入藏录》(全称《历代众经总摄入藏录》)为基础编集的(见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
刻本《大藏经》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国古代的雕版印刷业始于中唐。最早记载雕印之事的是唐代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所作的《序》。《序》中说，白居易所作的一些诗篇，在当时广为传诵，“至于缮写摹勒(刻印)，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此序作于穆宗长庆四年(824)，说明那时在南方的扬州、越州，已经有人刻印白居易的诗，用来卖钱，或换酒茶。也就是说，已经有刻本在民间流传。继之，唐文宗太和九年(835)，东川节度使冯宿在《禁版印时宪书奏》中说，在剑南的西川、东川(今属四川)和淮南道(今属江苏、安徽)，每年在朝廷颁下新历之前，早已有“版印历日(日历)鬻于市”(《册府元龟》卷一六○)。僖宗中和三年(883)，中书舍人柳玭在四川时，看到书摊上出售的书籍，“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柳氏家训序》)。至五代，雕印业终于形成规模经营。
后唐宰相冯道首创并主持雕印儒家要典“九经”(《诗》、《书》、《礼》、《易》、《春秋》、《左传》、《论语》、《尔雅》、《孝经》)以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经典释文》。后蜀宰相毋昭裔也以私财刻“九经”、诸史、《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另外，前蜀任知玄以俸钱雇人雕印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后晋高祖石敬瑭敕令雕印《道德经》，这样儒、道二家的要典都有刻本了(以上见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这种情况反映到佛经的流通上，就是在晚唐已出现了单本佛经的刻本。现存的最早的实物，就是近代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人王阶刻于懿宗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此经后被英人斯坦因掠走，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继之，则有1917年在湖州天宁寺经幢中发现的、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于显德三年(956)敕令雕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入宋以后，崇尚佛教，曾“手写《金刚经》，常自读诵”的宋太祖赵匡胤，为弘扬佛法，扩大佛经的流布，于开宝四年(971)敕高品(宫廷的内侍)张从信到印刷业较为发达的益州(四川成都)，以《开元释教录》中的《入藏录》为基准，并以千字文标写帙号，雕造了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世称《开宝藏》(后详)，以此为标志，汉文《大藏经》步入了刻本时代。
刻本《大藏经》与写本《大藏经》相比，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分类法则和见录典籍为基础刊行的。尽管刻本《大藏经》同样也遇到写本《大藏经》所面对的汉文佛典的总量在不断递增的问题，但一般是采用在《开元录•入藏录》所收典籍的基础上，增补新编入藏的经典的方法来解决的。也就是说，各种木刻本《大藏经》的主体部分是同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增补部分上。这增补的入藏经主要是有三部分构成的：《开元录•入藏录》遗漏未收的经典；《开元录》撰成以后新译出的经律论；新编入藏的中国佛教撰著。
现在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开元录•入藏录》是没有千字文帙号的，而刻本《大藏经》均有千字文帙号，这千字文帙号是从哪里来的？
凡是读过《开元录》的人都知道，《开元录》中有一录名为《有译有本录》，专门收载佛经目录上有著录或经本上署题译人(有译)，并有传本行世(有本)的佛典。下分菩萨(指大乘)三藏录、声闻(指小乘)三藏录、圣贤传记录三项。《菩萨三藏录》的构成是：一菩萨契经藏。包括大乘经重单合译(相当于一般经录上说的重译、重翻、同本异译)和大乘经单译。其中，大乘经重单合译又分：《般若经》新旧译、《宝积经》新旧译、《大集经》新旧译、《华严经》新旧译、《涅槃经》新旧译、五大部外诸重译经六目。二菩萨调伏(律)藏。三菩萨对法(论)藏，下分大乘释经论、大乘集义论二目；《声闻三藏录》的构成是：一声闻契经藏。包括小乘经重单合译和小乘经单译。其中，小乘经重单合译又分：根本《四阿含经》、《长阿含经》中别译经、《中阿含经》中别译经、《增一阿含经》中别译经、《杂阿含经》中别译经、《四阿含》外诸重译经六目。二声闻调伏藏，下分正调伏藏、调伏藏眷属二目。三声闻对法藏，下分有部根本身足论、有部及余支派论二目；《圣贤传记录》的构成是：一梵本翻译集传，二此方撰述集传。总计收经一千一百二十四部五千四十八卷。
《开元录》中的《入藏录》就是依据《有译有本录》编制。但在移录过程中，为了简约起见，有些地方也作了变动。这主要表现在：将《有译有本录》中的若干标题类目作了改动或删略，如将“菩萨三藏录”、“菩萨契经藏”、“菩萨调伏藏”、“菩萨对法藏”分别改为“大乘入藏录”、“大乘经”、“大乘律”、“大乘论”，将“声闻三藏录”、“声闻契经藏”、“声闻调伏藏”、“声闻对法藏”分别改为“小乘入藏录”、“小乘经”、“小乘律”、“小乘论”，将“圣贤传记录”改为“圣贤集传”，删略了大乘经中“般若部”等五大部的类名，另外还删去了每部佛典的译撰者(包括年代)以及一些考证性文字(如第几译等)，所录的项目仅限于经名、卷数(包括异名、异卷)、合帙(那几部书合为一帙)、用纸(此为
《有译有本录》中所无)。但收录典籍的总数以及它们之间的先后程序仍保持不变。从表面上看，《入藏录》所收典籍的总数为一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合成四百八十帙，在部数上较《有译有本录》少了四十八部，但正如智昇自己所解释的，那是因为《大宝积经》一部，在《有译有本录》中是按它所分的四十九会作四十九部计算的，而在《入藏录》中则作一部计算(见《开元释教录》卷十九之末的附语)，因此，《入藏录》和《有译有本录》实际收录的典籍的部卷是相同的。
由于《开元录》考订精审，分类得当，其学术质量居历代佛经目录之冠，故自问世以后，备受世人的赞誉和推崇，越来越多的佛教学者将它作为搜集、点勘佛经的主要依据。在这种社会需求的作用下，《入藏录》像许多佛经既有大部(大经)，又有根据大部中某一部分内容编成的别生经(小经)一样，也产生了它的单行本——《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
《略出》作为离开母本《开元录》单独流行的著作，为着内容上的完整性，重新恢复了《有译有本录》中有，而被《入藏录》删去的一些类名和每部佛典的译撰者(包括年代)。另外在部卷、用纸、合帙等项目上也作了一些改动。例如，新收了隋达摩笈多译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曹魏白延译的《须赖经》二卷、东晋卑摩罗叉译的《(十诵律)后毗尼序》三卷、未曾翻译的《施设足论》一万八千颂，删去了《入藏录》中误录的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申日儿本经》的异名《申日经》一部。故《略出》所收的典籍的帙数实际为四百七十九帙，千字文编号为“天”至“群”字；部数为一千七十八部(《施设足论》不计在内)；卷数为五千六十二卷(以上参见童玮《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及目录还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8月版，以及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12月版)。
至于《开元释教录略出》是否为智升在完成《开元录》之后另行编撰的一部书，因史料缺乏，尚难断论。按情理推断，《略出》作为《入藏录》的传钞本，很可能是后人抄录的，千字文帙号也可能是钞者添加的。但由于《略出》的基本内容出自《开元录》的《入藏录》和《有译有本录》，故将它定为智异的著作也是可以的。这与先秦的一些古籍如《庄子》、《荀子》等都有后人增益的成份，但世人仍称为“庄子撰”、“荀子撰”一样。说汉文《大藏经》中的千字文帙号肇始于《略出》也是对的。只不过千字文帙号究竟是智升所编，还是后人所编，尚可进一步讨论。因为迄今为止，人们对智升的中晚年活动一无所知，即使是为智异立传的北宋赞宁，他也不知道智升的里籍、行历和生卒年代(见《宋高僧传》卷五)，这又为智昇在《开元录》之后另编这部《略出》留出了考证的余地。
千字文帙号的出现，使刻本《大藏经》趋于定型化，自《开宝藏》之后出现的各种刻本《大藏经》都是沿用《略出》的千字文帙号编制的，即使有新续入藏的经典，其合帙的帙号也是依前顺延的。
刻本《大藏经》对于佛教经典的整理与流传，乃至整个佛教文化的积累与传播，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的历史作用。今存的抄本佛经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为最多，约有数百种，但绝大多数残破不全，仅为零卷残片。首尾完整、内容齐全的本子只有几十种，而且由于抄写潦草，错讹衍脱之处比比皆是。至于保存在国外(如日本)的唐代写本佛经也是于世罕见。因此，汉译佛经依赖于木刻本而得以大量印行并传至今日，而集刻本佛经之大成的便是刻本《大藏经》。即使到了近现代，刻本《大藏经》也仍然在影印使用，一些采用明智旭《阅藏知津》的分类法或新的佛典分类法编制的铅印本和电脑排印本《大藏经》，其收录佛典的底本绝大多数也来自刻本单经或刻本《大藏经》。
汉文《大藏经》的版本众多，自北宋初年《开宝藏》雕印以来，迄目前为止，在我国和高丽(韩国)、日本雕印(或排印)的汉文《大藏经》约有四十种。但这只是一个概数，因为要确切地说出历代藏经的版次是十分困难的。其中的原因有：古代的一些版本，大多在流传过程中散失，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仅数部而已。而在《大藏经》雕印的同时，佛经的单行本也在雕印，今存的一些带有千字文帙号和题记的刻本佛经，既可能是历史上某种《大藏经》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是据某种《大藏经》翻刻的单行本；有些
《大藏经》，史书上有过片言只语的记载，但由于没有实物传世，它们究竟是一种仅刻了几部佛经而告中止的计划，还是实际完成的大藏，便成了悬案；刻本《大藏经》的优点就在于能够反复印刷，在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次中，会增入一些佛典，替换一些损坏的旧版，因而出现一些差异。另外，对各版《大藏经》所收典籍的考校也有待进一步深入。这是因为：有些《大藏经》有藏经目录传世，有些则没有。但《大藏经》的目录与实际雕印的情况有时存在着不一致。如果目录编制在先，实际雕印在后，则实际雕印时所作的变更在目录中没有反映出来。反之，如果目录是在全部藏版刻完后编制的，同样也会在帙、部、卷的增减分合及相关的统计数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将一部经典重复收录(编在不同的帙号里)的情况也不少(见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