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农牧类古籍的刻印与流布——与顾书文先生商榷

《藏书报》是我爱读的报纸。近日，翻阅该报第17期（总第676期），发现第三版古籍大课堂的文章《不可轻看坊刻本》略有瑕疵，像美人嘴角的媒婆痣，让该文逊色不少，甚是可惜。

过去，人们为了方便，总结出刻本的三大系统，然后从综合层面概括出各系统书籍的优劣，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刻本，而绝非封将授衔，划分等级。具体到收藏中，坊刻本虽不为人待见，但其中确也有很多散落的金子。

著名藏书家叶德辉

如南京李光明庄的经学书，湖南新化三味堂的医学书，在坊间就很有点名气。所以，作者顾先生站出来为坊刻本摇旗呐喊，加油助威我是十分欣赏的。但在行文中，或许是由于疏忽，先生说“坊刻本除了印一些为科举服务的书籍之外，还刻印了大量民间通俗用书，诸如医药、农牧、日用便览、童蒙读物及戏曲、小说等书籍，而这类书在封建社会里是不可能由政府或士大夫们来刻印流传的。”这话的前半句当然没问题，但后半句却不尽然。

医药、日用便览、童蒙读物、戏曲、小说我了解不多，不好妄言（就知见范围，这几类书几乎都有因政府或士大夫刻印而流布更广的）。这里单就较为熟悉的农牧类书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李光明庄印书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民生之本。农业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历朝历代奉行的都是农本政策。既然国家在意识层面重视农业，而士大夫在操作层面又整天面对与农业打交道的人，那么作为农业知识经验积累交流传播的书籍怎么可能跟政府跟士大夫没有一点关系呢？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 最完整的古代综合性农书，约成书于公元532—544年间, 作者贾思勰，曾任高阳太守。其书绵延至今，历朝多有刊刻，据不完全统计，前后版本达50余种，但梳理起来，大略可分为3个系统。

四部丛刊本《齐民要术》

一是天圣本系统，天圣本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齐民要术》刻本。南宋绍兴甲子葛佑之在该书序中说“此书乃天圣中, 崇文院版本, 非朝廷要人, 不可得” 崇文院也叫崇文书院，是宋代皇家藏书之所，它所的刻的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会是坊刻本。

二是张麟本系统。张麟字彦声, 济南人, 曾任浙江上虞令, 九江郡丞, 据葛佑之《序》，张麟自九江摧守龙舒后刊刻该书，所以也称龙舒本。而从张麟的经历可知，其正是顾先生否决的士大夫一类的人物。

三是明代马直卿刊湖湘本，这是对后人影响很大的本子。该本的刊刻缘起，王廷相在《序》中有介绍：“侍御钧阳马公直卿按治湖湘, 获古善本,…… 乃命刻梓范民”。由此可知，马直卿跟张麟一样，也是士大夫一类的人物。马直卿刊湖湘本之后，该系统在清代又衍生出诸多版本，但无论是崇文书局本，观象庐丛书本、学津讨原本、渐西村舍本、还是龙溪精舍本，其刊刻主体都无外乎官府和士大夫。

石印本《农桑辑要》

私人撰述的农书如此，那官修的农书呢？《农桑辑要》是我国现在仍保存其文本内容的最早一部农书。在它之前还有唐代的《兆人本业》、宋代的《真宗授时要录》，均不传。《农桑辑要》撰述于元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详而不芜, 简而有条, 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由于是官修书, 照例不著撰人, 只署“元大司农司”。

有元一代，该书版本颇多,不过大致可分为两个系列： 一是元初刻本系列；二是延佑以后的刻本系列。明代《农桑辑要》版本不多, 能知道的有三个本子. 一是洪武五年本,另外两个是陈无私订正张师说辑刊的《田园经济》本和胡文焕辑刊的《格致丛书》本。元本和明本现今流传不多，笔者未知其详，不大好说。

这里单就清代流行的《农桑辑要》版本说一说。清本《农桑辑要》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 由武英殿聚珍印行。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后,传播很快, 并时有覆刊本发行: 杭州府乾隆间印行小型本, 江西书局乾隆四十年印行聚珍本(此本同治十三年再刊), 光绪二十一年中江榷署刊渐西村舍本，光绪二十五年广雅书局也有印本刊行。

晚清书局

从这些列举名称可知，无论是首发《农桑辑要》的武英殿，还是刊刻流布该书的杭州府、江西书局、中江榷署、广雅书局几乎不是官府就是官书局，都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顾先生认为，官府和士大夫不可能刻印流布农牧类书籍的观点，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在笔者的收藏中，就有两部官府和士大夫刊刻流布的农书，一部是光绪丁未之夏河东道署重印的的《蚕桑简易法》，一部是光绪丁酉九月重刊的浙西村舍本《广蚕桑说辑补》，这似乎也可以从实物方面提供一些佐证。

其实，在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度，无论政府还是基层的士人，几乎都不缺少发展农业，发展生产的冲动，所以这类书由他们来撰写辑录刊刻流布实际上也是很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