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说起深圳这个城市，恐怕人们脑海中会立马浮现出几个关键词：小渔村、改革开放、经济特区、打工仔、移民城市......不论是否深圳人，人们都能从中"挑"出或多或少的几个词语来描绘自己心目中的深圳。笼罩在"一夜城"光环下的深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的经济成就和城市建设，而此前的历史与文化积淀似乎早已被遗忘。于是，当有人说，深圳自古便是荒蛮之地，是犯人流放、官吏被贬的地方，无文化根基可言，乃是一"文化沙漠"，大部分的深圳人无言反驳，甚至人云亦云，跟着喊"文化沙漠"。逐渐，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深圳，俨然是几块文化沙漠中的"佼佼者"。
第一个称深圳为"文化沙漠"的人，人云亦云的人们，对深圳的历史与文化到底所知几何？深圳作为新兴的移民城市，建市不过20余年，人口从30万激增到一千多万，新的深圳人普遍缺乏归属感，他们汇集到这里，是为了逐梦，哪管你这个城市历史上有名人几位、古迹几处？更何况，深圳的历史文献本地收藏不多，文物更是近年方才发掘出土，这些躺在图书馆或博物馆深处的历史见证，真正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不过，长久以来亦不乏有心人执著于深圳的历史文化，十年如一日的对其进行发掘、梳理与研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正以书籍的形式逐步展现在公众面前。由深圳本土的海天出版社于2008年5月出版的《深圳旧志三种》（张一兵校点，海天出版社2006年5月版）便是一部份量十足的扛鼎之作。要了解深圳的历史与文化，论证深圳是否为"文化沙漠"，这部《深圳旧志三种》定是部必不可少的参考。
深圳的历史与文化在文物中，在文献里。如本书前言所述：
深圳保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上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一类是埋在地下及遗留在地面上的考古资料。考古资料暂且不论，文献资料中数量最大、保存最为集中的，当推几种有关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方志。
深圳的所在地曾先后隶属于东莞县、宝安县、新安县。在已知16种古代方志中，仅有清康熙年间靳文谟的《新安县志》及清嘉庆年间舒懋官的《新安县志》保存较完整，此外还有明天顺年间卢祥所纂《东莞志》残本。这三本方志提供了古代深圳最重要的史料，而且几乎是目前能看到的仅有的资料。但是皆有不少残损之处，且大都成为孤本，难以得见，一般学者所能看到的多为民间的一些衍生本、重印本，错误百出。一个比较完整可信的本子已成为众多学者及历史爱好者们的共同希望。
此书的校点者，深圳学者张一兵，是一位痴迷于历史的人，先后在深圳博物馆、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担任研究员。1992年，他来到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深圳，便一头扎进历史文献中，先是写出了记录深圳几十年来飞速崛起的《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继而梳理出了深圳六千年发展的《深圳古代简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这两本书皆是写"史"，是对深圳历史较为宏观的概述。可他并不满足，坚持不懈地靠着手抄、复印、拍照等方式，将散落在全国各地图书馆、资料室的深圳三本志书一点一点地抄录下来，并搜寻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文献，对这些方志一一校勘和订正。这项工程十分巨大与繁琐，以前未有人做过，他却凭一人之力，花费了十余年的心血，将其完成，其中的艰难与辛劳难以言喻。
2006年,耗费张一兵无数心血的《深圳旧志三种》终于出版了，此书分三大部分，按修志的时间顺序，将天顺《东莞县志》、康熙《新安县志》、嘉庆《新安县志》这三种方志的底本全文收录，及时抢救了关于深圳的珍贵史料，是对原始文献的整理与再现，可以给更多人提供研究深圳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部分为天顺《东莞县志》，明天顺间知县吴中修，本县学者卢祥纂，共十二卷。其原始的刻本、抄本早已不见，现仅存明刻清印残本三卷及完整的目录，被后人改名为《重刻卢中丞东莞旧志》，为海内孤本，藏北京图书馆，难以得见。幸好此残本有缩微胶卷，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均有藏。此书校点所用的底本，即抄自上述胶卷。
第二部分为康熙《新安县志》，清康熙二十七年知县靳文谟修，本县学者邓文蔚纂，共十三卷。现完本仅存孤本，藏北京图书馆。《深圳旧志三种》便是以此孤本为底本。
第三部分为嘉庆《新安县志》，清嘉庆二十三年知县舒懋官修，江西学者王崇熙纂。前人多认为此志只有一个版本，但本书校点者张一兵经比较、研究，认为应有两个版本，即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署初刻本和嘉庆二十四年凤岗书院修补本。今存初刻本二，各有缺漏，难以作为底本，因而张一兵挑选了嘉庆二十四年凤岗书院修补本于广东中山图书馆的藏本为底本。
由此可见，《深圳旧志三种》一书所收录的这三种方志，皆是选取了目前所能寻得的最好版本，其资料的珍贵性不言而喻。但此书又绝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它的重点与特色在于详实的校勘和考证。且观其校勘过程中所参考比对的资料之数量，便可窥见一斑。
在天顺《东莞县志》正文前的校点本凡例中，有如下文字：
本校勘以[明·天顺]吴中修，卢祥纂《重刻卢中丞东莞旧志》台湾省藏本为底本（以下简称"底本"），对勘本主要是[明·崇祯]张二果、曾起莘《东莞县志》、[清·康熙]郭文炳《东莞县志》、[清·宣统]陈伯陶《东莞县志》、[清·康熙] 靳文谟《新安县志》、[清·嘉庆] 舒懋官《新安县志》、[明·嘉靖]黄佐《广东通志》、[明·嘉靖]戴璟《广东通志》、[清·雍正]郝玉麟修、鲁曾煜纂《广东通志》、[清·道光]阮元《广东通志》、[清·光绪]戴肇辰等《广东府志》、[清·康熙] 靳文谟修、邓文蔚等纂《新安县志》新安县衙刻本（简称《康志》）和天津图书馆藏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署初刻本《新安县志》等。另外散见于其他地方志、别集、笔记中与底本相同的篇章段落也有一些，还有引用古人章句等处，皆作为校勘参考之用。
可见，仅天顺《东莞县志》这一部分，主要的对勘资料便有十余本，对于有多种版本的方志，如康熙《新安县志》，更是采用了最好的版本予以对照，其他参考的地方志、别集、笔记更是难以计数。而此书的三种方志，亦是互为对勘，以求最为准确。尤其嘉庆《新安县志》又称《续新安县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康熙《新安县志》的更新、补充、校订，其中有一些篇章段落乃是直接取材于康熙《新安县志》。因而在此书的第二、第三部分，对这两种方志进行校勘时，十分重视两者间的对勘，可算是两志间的互补了。
同时，作者将底本上的文字逐字逐句的与各种历史资料进行对照，经过考证，在每一章节后逐条列出严密翔实的校勘记。此书正文下的每一条校勘，皆可看出作者是将各种相关资料一一比照，十分严谨、细致。
随手翻读本书第41页，天顺《东莞县志》卷一·土产中的第八条校勘：
所谓"昭州月华寺"，恐有误。"昭州"在广西平乐、恭城一带，未见有"月华寺"的记载。历史上最著名的"月华寺"在广东韶州。[宋]苏轼《东坡全集·卷二十二·诗·六十九首》有《月华寺》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九·东坡谪儋耳》："坡之北归，经过韶州月华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题梁，坡欣然援笔。"[清·雍正]郝玉麟修、鲁曾煜纂《广东通志·卷五十四·坛祠志寺观附·韶州府·曲江县》："月华寺，在城南一百里，天竺僧智药开创，唐招提法师演法之地。宋绍圣初重建，苏轼题其梁曰：上祝天子万年......"。[宋]张杲《医说·卷七·积·食蜜不可食鲊》："韶州月华寺侧民家，设僧供新蜜。"是，"昭"当为"韶"字之误。
为这一地名的疑问，作者便参考了从宋至清，由方志兼及诗集、医书的数种资料，论证出原文有误、所误何处、正解为何，有条有理，娓娓道来，让人信服。
此书正文后还设有两个附录："康熙新安县志油印本疑误录"及"嘉庆新安县志铅排本疑误录"，分别针对两个衍生本进行校正。这两个衍生本即广东中山图书馆1962年据北京图书馆藏康熙《新安县志》所誊写的油印本，以及广州光东书局1930年据嘉庆初刻本所重新排印的铅排本。这两本衍生本，因其印数较多、流传较广，自面世以来，在讨论宝安、香港历史时，被大量使用。但其错漏众多，长久以来以讹传讹，作者特立此附录，以正视听。
自古以来，每个地方的有识的当政者总是热心修志，这固然可算作自己的政绩，但他们的目的绝非如此肤浅，而是有着深远的用意。地方志，乃是一个地方的存史，它所记录的内容十分广泛。以本书中的康熙《新安县志》为例，它共分十三卷：舆图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宫室志、田赋志、典礼志、兵刑志、选举志、人物志、防省志、艺文志、杂志。单从志名便可知，此志的内容包罗万象，简直可算是当时的新安县"百科全书"了：舆图志、天文志、地理志说的是新安县的天文地理；职官志、宫室志、田赋志、典礼志、兵刑志、选举志从各方面展现出新安县当年的政治经济状况；人物志中满是曾经的"深圳名人"；艺文志则搜罗来各种关于新安县的诗词文章。本书中收录的其他两种志书，虽然分卷有所不同，但诸此内容皆包含在内。自明以来，深圳的过去种种，皆可从《深圳旧志三种》中找到痕迹。
仅举"深圳"此名之由来为例罢。本书第271页，《康熙新安县志·地理志·梁》中有记载："惠民桥，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潦、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巡检廖膺宠建造石桥，名曰惠民。"而此惠民桥，正是今日深圳河上"人民桥"的前身。如今，深圳河蜿蜒穿过繁华市区，"深圳"一名，就来源于它，意指"深水沟"。
由此可见，此书不仅收集、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让众多学者能够追溯深圳的历史源流；且书中严谨、易懂的校点、注释，让一般的中学生即可看懂，它亦是普通的深圳市民们了解古代深圳的一扇窗口。
但细细一想，此书的作用又不仅仅如此。我相信，每位读者翻阅完此书，在了解到历史上的深圳的同时，许多观念亦会随之改变。之前，深圳在一般人看来是没有历史的，当它以极快的速度发展成为中国最具现代内涵的城市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个现代的神话，它的产生有如"神迹"。但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城市是从天而降的，它们的形成无不经过长时间的铺垫。而读这本书，其实就是探寻深圳的"童年"记忆。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带来文化的融会交流，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同化与缺失。读过此书的深圳人不会再说深圳无历史，自嘲这座城市为"文化沙漠"，而会有一种心灵上的认同，继而产生或多或少的归属感。这本《深圳旧志三种》是在挖掘历史，用以引起深圳人对本土文化的再认识，而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被其市民所认识接受，正是它生命的体现。
第一个称深圳为"文化沙漠"的人，人云亦云的人们，对深圳的历史与文化到底所知几何？深圳作为新兴的移民城市，建市不过20余年，人口从30万激增到一千多万，新的深圳人普遍缺乏归属感，他们汇集到这里，是为了逐梦，哪管你这个城市历史上有名人几位、古迹几处？更何况，深圳的历史文献本地收藏不多，文物更是近年方才发掘出土，这些躺在图书馆或博物馆深处的历史见证，真正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不过，长久以来亦不乏有心人执著于深圳的历史文化，十年如一日的对其进行发掘、梳理与研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正以书籍的形式逐步展现在公众面前。由深圳本土的海天出版社于2008年5月出版的《深圳旧志三种》（张一兵校点，海天出版社2006年5月版）便是一部份量十足的扛鼎之作。要了解深圳的历史与文化，论证深圳是否为"文化沙漠"，这部《深圳旧志三种》定是部必不可少的参考。
深圳的历史与文化在文物中，在文献里。如本书前言所述：
深圳保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上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一类是埋在地下及遗留在地面上的考古资料。考古资料暂且不论，文献资料中数量最大、保存最为集中的，当推几种有关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方志。
深圳的所在地曾先后隶属于东莞县、宝安县、新安县。在已知16种古代方志中，仅有清康熙年间靳文谟的《新安县志》及清嘉庆年间舒懋官的《新安县志》保存较完整，此外还有明天顺年间卢祥所纂《东莞志》残本。这三本方志提供了古代深圳最重要的史料，而且几乎是目前能看到的仅有的资料。但是皆有不少残损之处，且大都成为孤本，难以得见，一般学者所能看到的多为民间的一些衍生本、重印本，错误百出。一个比较完整可信的本子已成为众多学者及历史爱好者们的共同希望。
此书的校点者，深圳学者张一兵，是一位痴迷于历史的人，先后在深圳博物馆、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担任研究员。1992年，他来到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深圳，便一头扎进历史文献中，先是写出了记录深圳几十年来飞速崛起的《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继而梳理出了深圳六千年发展的《深圳古代简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这两本书皆是写"史"，是对深圳历史较为宏观的概述。可他并不满足，坚持不懈地靠着手抄、复印、拍照等方式，将散落在全国各地图书馆、资料室的深圳三本志书一点一点地抄录下来，并搜寻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文献，对这些方志一一校勘和订正。这项工程十分巨大与繁琐，以前未有人做过，他却凭一人之力，花费了十余年的心血，将其完成，其中的艰难与辛劳难以言喻。
2006年,耗费张一兵无数心血的《深圳旧志三种》终于出版了，此书分三大部分，按修志的时间顺序，将天顺《东莞县志》、康熙《新安县志》、嘉庆《新安县志》这三种方志的底本全文收录，及时抢救了关于深圳的珍贵史料，是对原始文献的整理与再现，可以给更多人提供研究深圳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部分为天顺《东莞县志》，明天顺间知县吴中修，本县学者卢祥纂，共十二卷。其原始的刻本、抄本早已不见，现仅存明刻清印残本三卷及完整的目录，被后人改名为《重刻卢中丞东莞旧志》，为海内孤本，藏北京图书馆，难以得见。幸好此残本有缩微胶卷，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均有藏。此书校点所用的底本，即抄自上述胶卷。
第二部分为康熙《新安县志》，清康熙二十七年知县靳文谟修，本县学者邓文蔚纂，共十三卷。现完本仅存孤本，藏北京图书馆。《深圳旧志三种》便是以此孤本为底本。
第三部分为嘉庆《新安县志》，清嘉庆二十三年知县舒懋官修，江西学者王崇熙纂。前人多认为此志只有一个版本，但本书校点者张一兵经比较、研究，认为应有两个版本，即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署初刻本和嘉庆二十四年凤岗书院修补本。今存初刻本二，各有缺漏，难以作为底本，因而张一兵挑选了嘉庆二十四年凤岗书院修补本于广东中山图书馆的藏本为底本。
由此可见，《深圳旧志三种》一书所收录的这三种方志，皆是选取了目前所能寻得的最好版本，其资料的珍贵性不言而喻。但此书又绝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它的重点与特色在于详实的校勘和考证。且观其校勘过程中所参考比对的资料之数量，便可窥见一斑。
在天顺《东莞县志》正文前的校点本凡例中，有如下文字：
本校勘以[明·天顺]吴中修，卢祥纂《重刻卢中丞东莞旧志》台湾省藏本为底本（以下简称"底本"），对勘本主要是[明·崇祯]张二果、曾起莘《东莞县志》、[清·康熙]郭文炳《东莞县志》、[清·宣统]陈伯陶《东莞县志》、[清·康熙] 靳文谟《新安县志》、[清·嘉庆] 舒懋官《新安县志》、[明·嘉靖]黄佐《广东通志》、[明·嘉靖]戴璟《广东通志》、[清·雍正]郝玉麟修、鲁曾煜纂《广东通志》、[清·道光]阮元《广东通志》、[清·光绪]戴肇辰等《广东府志》、[清·康熙] 靳文谟修、邓文蔚等纂《新安县志》新安县衙刻本（简称《康志》）和天津图书馆藏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署初刻本《新安县志》等。另外散见于其他地方志、别集、笔记中与底本相同的篇章段落也有一些，还有引用古人章句等处，皆作为校勘参考之用。
可见，仅天顺《东莞县志》这一部分，主要的对勘资料便有十余本，对于有多种版本的方志，如康熙《新安县志》，更是采用了最好的版本予以对照，其他参考的地方志、别集、笔记更是难以计数。而此书的三种方志，亦是互为对勘，以求最为准确。尤其嘉庆《新安县志》又称《续新安县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康熙《新安县志》的更新、补充、校订，其中有一些篇章段落乃是直接取材于康熙《新安县志》。因而在此书的第二、第三部分，对这两种方志进行校勘时，十分重视两者间的对勘，可算是两志间的互补了。
同时，作者将底本上的文字逐字逐句的与各种历史资料进行对照，经过考证，在每一章节后逐条列出严密翔实的校勘记。此书正文下的每一条校勘，皆可看出作者是将各种相关资料一一比照，十分严谨、细致。
随手翻读本书第41页，天顺《东莞县志》卷一·土产中的第八条校勘：
所谓"昭州月华寺"，恐有误。"昭州"在广西平乐、恭城一带，未见有"月华寺"的记载。历史上最著名的"月华寺"在广东韶州。[宋]苏轼《东坡全集·卷二十二·诗·六十九首》有《月华寺》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九·东坡谪儋耳》："坡之北归，经过韶州月华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题梁，坡欣然援笔。"[清·雍正]郝玉麟修、鲁曾煜纂《广东通志·卷五十四·坛祠志寺观附·韶州府·曲江县》："月华寺，在城南一百里，天竺僧智药开创，唐招提法师演法之地。宋绍圣初重建，苏轼题其梁曰：上祝天子万年......"。[宋]张杲《医说·卷七·积·食蜜不可食鲊》："韶州月华寺侧民家，设僧供新蜜。"是，"昭"当为"韶"字之误。
为这一地名的疑问，作者便参考了从宋至清，由方志兼及诗集、医书的数种资料，论证出原文有误、所误何处、正解为何，有条有理，娓娓道来，让人信服。
此书正文后还设有两个附录："康熙新安县志油印本疑误录"及"嘉庆新安县志铅排本疑误录"，分别针对两个衍生本进行校正。这两个衍生本即广东中山图书馆1962年据北京图书馆藏康熙《新安县志》所誊写的油印本，以及广州光东书局1930年据嘉庆初刻本所重新排印的铅排本。这两本衍生本，因其印数较多、流传较广，自面世以来，在讨论宝安、香港历史时，被大量使用。但其错漏众多，长久以来以讹传讹，作者特立此附录，以正视听。
自古以来，每个地方的有识的当政者总是热心修志，这固然可算作自己的政绩，但他们的目的绝非如此肤浅，而是有着深远的用意。地方志，乃是一个地方的存史，它所记录的内容十分广泛。以本书中的康熙《新安县志》为例，它共分十三卷：舆图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宫室志、田赋志、典礼志、兵刑志、选举志、人物志、防省志、艺文志、杂志。单从志名便可知，此志的内容包罗万象，简直可算是当时的新安县"百科全书"了：舆图志、天文志、地理志说的是新安县的天文地理；职官志、宫室志、田赋志、典礼志、兵刑志、选举志从各方面展现出新安县当年的政治经济状况；人物志中满是曾经的"深圳名人"；艺文志则搜罗来各种关于新安县的诗词文章。本书中收录的其他两种志书，虽然分卷有所不同，但诸此内容皆包含在内。自明以来，深圳的过去种种，皆可从《深圳旧志三种》中找到痕迹。
仅举"深圳"此名之由来为例罢。本书第271页，《康熙新安县志·地理志·梁》中有记载："惠民桥，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潦、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巡检廖膺宠建造石桥，名曰惠民。"而此惠民桥，正是今日深圳河上"人民桥"的前身。如今，深圳河蜿蜒穿过繁华市区，"深圳"一名，就来源于它，意指"深水沟"。
由此可见，此书不仅收集、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让众多学者能够追溯深圳的历史源流；且书中严谨、易懂的校点、注释，让一般的中学生即可看懂，它亦是普通的深圳市民们了解古代深圳的一扇窗口。
但细细一想，此书的作用又不仅仅如此。我相信，每位读者翻阅完此书，在了解到历史上的深圳的同时，许多观念亦会随之改变。之前，深圳在一般人看来是没有历史的，当它以极快的速度发展成为中国最具现代内涵的城市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个现代的神话，它的产生有如"神迹"。但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城市是从天而降的，它们的形成无不经过长时间的铺垫。而读这本书，其实就是探寻深圳的"童年"记忆。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带来文化的融会交流，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同化与缺失。读过此书的深圳人不会再说深圳无历史，自嘲这座城市为"文化沙漠"，而会有一种心灵上的认同，继而产生或多或少的归属感。这本《深圳旧志三种》是在挖掘历史，用以引起深圳人对本土文化的再认识，而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被其市民所认识接受，正是它生命的体现。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