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逸丛书三编》已出版了第一种《忘忧清乐集》，《金石录》也将继续出书。“三编”的目录也已初步拟定。这都是听了使人高兴的消息。选印古善本书的工作得到国家的重视，具体进行规划并付诸实施，在解放后这还是第一次。周叔弢先生说，“不能让商务印书馆专美于前”，确是许多人想说的心里话。《古逸丛书》是清光绪中黎庶昌编刻的。黎庶昌和杨守敬在日本发现了许多中国古书，都是一千年来各种访华的日本人士陆续带回国去的。其中有许多在中国已经少见或失传了。于是他们就收购，编选，照式翻刻，集成了一部丛书。同时杨守敬又刻了《留真谱》初二编，每书只取一至数页，依原样翻刻，作为版本学者的参考。这是我国继影抄影刻之后最早出现的书影，在版本目录学上也有重要的意义。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有一个时期社会上也产生过轻视古代文化的思想，于是，这些辛苦从中国得来的古书有很多流落在旧书店里了，价钱也便宜，能为黎庶昌等买得。不过，日本人对问题发现得快，改得更快。不久以后，就把湖州陆氏皕宋楼的藏书全部买去，藏在静嘉堂里了。这以后的几十年中，更从中国弄去了大量古书，形成了一面倒的局面，致使郑振铎在四十年前发出了“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惊叹。

若干年后，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下，又编印了《续古逸丛书》，先后也印出了几十种。张先生把雕版改为石印，选材也更广阔、精审，那最后一种杜诗，是直到解放以后才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古籍，此外还有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元明善本丛书等许多种。他们还曾打算印一套《国藏善本丛书》，目录、说明、样张已印成一本精致的小册子，作为广告品散发，后来却并未印出。这个丛书是作为《续古逸丛书》的补充而设计的，其实与《四部丛刊》的性质也是相近的。不过没有严密的分类比例，只从版本角度出发加以选择而已。这与今天拟印的《古籍善本丛书》（第一集）性质也是相近的。如果说“三编”选印的是甲等书，那么不够甲等资格的就统统收在这里。

在商务印书馆复印的古书中间，《续古逸丛书》是有代表意义的，在选目印制时，自有其特定的标准。“三编”继此而出，这是在新时代、新要求下对前人业绩的继承，有些过去看不到或不可能提出的设想也应当考虑、吸收，这样就有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

大体上说，编印“三编”工作的重点，就在选目和印制两个环节上，而决定这两者的前提则是出版这样一套丛书预期达到的目的。

看了初步拟定的“三编”书目，似乎可以说，这些书都是应该印的，只惜数量太少。如从发展的眼光看，“三编”实在不应只收这几十种为限。如从缓急先后考虑，那对选目就可能有不同看法。从选目的简略说明可以看出，入选的标准有这样几条，首先是古刻本（事实上也就是宋本）、孤本和传世有重名的书，例如曾受到黄丕烈重视的“百宋一廛中有重名之书”，就是好几种书的重要入选理由。

如果“三编”的编印是以保存、介绍我国辉煌的古典文化为主要目的，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该着重考虑反映我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为人类雕版印刷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在雕版、抚印上已达到了怎样的工艺水平，而且，这一切又是发生在怎样广阔的地域之中。

这样，就不只要考虑时代之古，还得注意到工艺之精，以及出现在全国不同地区的雕版印刷品的不同风格，和因纸张、印刷技术而形成的地方特色。

孤本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取舍标准，但不应是唯一或首要的标准。严格说来，只有未经传写，未经刊刻的稿本才能称得上是孤本。有许多已付刊刻的书，流传少到只有一部的通常也往往称之为孤本。但细想并不十分科学，还不如使用“世无二帙”这样的用语好些。有的书，如宋本《金石录》，就是在“断种”若干年后又突然出现了的。这就说明了孤本不孤的可能性。何况作为宋本，龙舒郡斋本《金石录》今天固然是“世无二帙”了，但《金石录》这书则是别有传本的，刻本钞本都有，实在也不好称之为“孤”。

从选目看，底本大半取之于北京图书馆，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其他全国重要的图书馆藏品收的就过少，几乎不成比例，似乎不能全面反映国家典藏的实际情况。如上海图书馆的藏书中，有许多就是极重要值得通盘考虑安排的。如宋蜀本唐人集，就是不折不扣的“孤本”，已有几种影印了出来，但印制水平不高，不能保存原本的风貌。作为普及本，又觉得过于浪费，为一般购买力所不及。上海是印过《纳兰容若手简》那样水平的影印本的。相信完全有可能印得更好些。已印而水平不高的，也可以在将来考虑重印。我们还有大批重要的古籍收藏在台湾，选其菁英列入选目更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推而广之，则一切流入域外的中国古刻善本，也都应在考虑之列。这设想看来有些迂远，但其实是必要的，至少在远景规划中应该予以周密的考虑。

说到内容，自然也是值得考虑的重要方面，但这与原本的雕版文献价值相比，却不能不放在第二位。在人们公认的古善本书中，不少是广泛流传的必备典籍，并非一般的读者、研究家必须加以参考的。另一些内容重要，从无传本的古籍，读者自然渴望一读，但从印数、书价各方面考虑，用“三编”的形式印行，都难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如果说，过去人们“以代钞胥”还太烦难，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用铅字排印。如再嫌烦难，那么就用石印，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印的《清人别集丛刊》，就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印《四部丛刊》的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最近看到台湾书店印行了大量解放前从大陆运去的善本古籍，一律新闻纸双面影印，小册硬面装订，“硬领皮靴”，用的也是同样的办法。当然这都与“三编”的任务和要求不同。

还有一个完缺的问题。过去的藏书家一直抱着牢不可破的完缺之见，他们轻视一切残缺不完的本子，影响所及，在书坊里的标价也大相悬殊。这种传统观念好像从毛子晋才开始逐渐打破。《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就著录了大量的残本书，有些书的残缺部分还精工抚抄补足，这就是被人们称赞为“下真迹一等”的“毛抄”（“毛抄”不只是抄配，也有许多影抄的是全书）。

汲古阁开了风气后清代许多著名藏书家在书目中也著录残本了；到今天，我们看许多国藏善本书目，残本的比重实在是很大的。这是应该肯定的实事求是作风。这样，有许多“世无二帙”的古书，就不能因其残缺不完而加以忽视；有些残宋本，缺卷由明人抄补，纸墨精妙成为别具一格的艺术品，更不宜以完缺之见决定去取。“三编”拟目中选入《钜鹿东观集》十卷，仅存七卷。余卷明人抄配，精妙绝伦。即其一例。自然，只存零页或大部书只存一二残卷，如无特殊理由，是要慎重考虑的。

说到选用底本，那就应该更多听取老专家的意见。在这里，一位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对古刻善本具有高度赏鉴水平，真能识得旧本之美的专家意见比起只是版本目录学者的意见就来得尤为重要而可贵。周叔弢先生对“拟目”中选入的宋刻《陶渊明集》提出过这样的意见，“首行挖补，汲古阁诸印皆伪，似不可列入甲等”。这部“百宋一廛中有重名之书，称北宋本”的陶集原来也是叔弢先生的旧藏，是黄丕烈陶陶室旧藏宋本陶集之一。《中国版刻图录》说明中说，“毛氏汲古阁秘本书目定为北宋本，恐不确”。查《秘本书目》（拜经楼吴氏钞本）也只是说它是“宋板”并盛赞本子之好，并未明确指实为北宋，“说明”所指不知根据何在。看《图录》所收《陶集》书影，这是一种已经相当后印的本子，卷首第一行“卷第一”下有挖补一条，“宋本”、“甲”、“毛晋之印”，三印模模糊糊，看不真切。如未亲见宋本，仔细观察，仅凭书本纪录，或只看在黄丕烈的份上，听信后来藏书家的宣传，就作出决定，怕不是稳妥的办法。叔弢先生另推荐了也是他旧藏的宋刻《汤汉注陶诗》，理由是“精印，人间孤本”。这部“黄氏陶陶室旧藏宋本陶集第二部”，是四库全书所未收的，大字建本精品，没有通常闽刻那种严谨而显得局促的气势，来得分外雍容俊爽。如非“精印”，这些特点是很难领略的。

总之，选择“三编”底本，需要集中多方面的意见。尤为重要的是有机会多接触实物者的意见。文献与目录学家的意见当然应该尊重，一直被当作“古董家”、“赏鉴家”们的看法也不能忽视。我认为“三编”必须从审美角度进行判断，才能作出适当结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新印的《忘忧清乐集》我在书店的玻璃橱里见过一下，没有麻烦店员取出来细看，因为我想价钱一定很贵，大约不会买。因此说不清印刷质量到底怎样。只是觉得比起商务印的《续古逸丛书》来，开本小了一些了。《金石录》比起《忘忧清乐集》来要重要得多。原本二十多年前曾在徐森玉先生的办公室里看见过一次。徐先生那天兴致非常好，他对我说，“你看看，这部《金石录》，像不像嘉靖本？”这部南宋孝宗淳熙龙舒郡斋刻本《金石录》，初上手真会使人看作普通的嘉靖刻本。那款式、刻工、纸墨、装订都非常相似。纸是白棉纸，没有一方藏书印记，原装也是朴素简单的，订书的丝线也有些脱落了。但仔细看时，就立即发现两种不同时代刻本的明显差异。同是写到，同是精整的楷书，但气氛完全不同。宋版书的书手并非个个都是书法家，但他们写出的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精神、风貌、意趣，有时还带有特定的古拙，值得一字字地细细观赏。明刻就往往经不起这样的审视。有些嘉靖本手写极工整，书法极漂亮，但就是不耐看。清代也有极精的写刻本，情形也差不多。倒是有些明初写刻本还保留着这种书手雕工的鲜明个性。尽管比宋本已有很大差距，有时比规范化了的元刻本还要好得远。

这部宋本《金石录》从南京津逮楼甘家发现，是被当做废纸秤出的，一时人们都感到意外。津逮楼甘氏过去印过一些南京地方史料，如《帝里明代人文略》等，但并没有藏书目流传，人们猜不出竟藏有这样的奇书。一百年来，南京屡遭兵火动乱，这部书的得以历劫幸存也实在不可思议。50 年代初我路过南京时曾访问过津逮楼的遗址，那是一座双层木构的楼，相当大，虽然年久失修，但依旧保存完整。雕花的木窗上空荡荡的没有一张窗纸。我走上楼去看，地板上空荡荡的，只在一个墙角还堆着一些烂纸。其中有残零的清刻本书，上面都钤了津逮楼的印记。楼下有一排矮小的平房，住着甘家的后裔。我在他们手里还看到过一部嘉靖刻，白棉纸印的医书，有甘氏印记。

这楼后来不知道怎样了。今年春天我在南京曾向文化界许多人打听过，已经没有人知道津逮楼的名字了。

想用文字来说明宋明刻书的差异是困难的。我想有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取宋本原刻与明人翻刻对照观察。传世有很出色的明翻宋本，如袁刻《世说新语》、东雅堂、济美堂翻世彩堂本韩柳文，……这些书的宋刻原本都还依然健在没有毁失，只要将两者加以对比，就能非常容易地看出那差异所在。我们很难方便地看到宋板，这里书影就成为不可少的参考资料。而书影必须是精印的，能忠实反映原刻风貌的，才能作为比勘的依据。明人翻宋本有时是很忠实的，当时宋板书还不像今天这么希奇，有时就将原书拆散一张张贴在木板上，请刻工依式翻刻。难怪有时候竟达到了形神逼肖的程度。

不过刻工的技术水平、工作习惯、使用工具到底不同了。他们的工作方法与审美标准也改变了。方块字的许多细部构成，如书法家的“永字八法”所分析的结构组合，都出现了分明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在不同时代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在书法、雕版中都存在着这种变化，而且大体上也是一致的。鉴定书画与鉴定板刻都不是神秘的、高不可攀的学问，必要的知识往往可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获得。

时代风格之外，在鉴定雕版时也还另有一些辅助依据。如不同时代、地区使用的不同纸张与印刷方法，文献中的著录、收藏印记、装潢样式……也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一切与书画鉴定都非常相似。书籍在它应有的文献价值之外，又有自身的文物价值、工艺美术价值，就因这些重要因素形成。

取古刻书一页至数页，忠实地依式翻雕，集多种书的样张，就能为读者提供一种认识、鉴别古刻本比较系统的参考资料。杨守敬想出了这个主意，刻出了《留真谱》，这是与《古逸丛书》相辅而行的划时代著作，是在宋元本行格表一类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与创造。等到石印与玻璃板的印刷技术出现，许多新的书影出现了，比《留真谱》又前进了一大步。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留真谱》为传统的版本目录学增添了新的科学性；在当时雕版技术上也达到了高水平。杨守敬的这些贡献是应该肯定的。七八十年来旧本书和书影的复印，有了很大的发展。企图达到的目的是两个。在保存、流传古典文献之外还要求在最大可能限度内传真，保留本书的原有风貌。使读者在阅读之余同时获得欣赏古代印刷精品的愉乐，并增加鉴别古书的知识。

粗略地计算一下，一些重要的藏书家，常熟瞿氏、吴兴刘氏、武进陶氏（所收大半为木犀轩李氏书）、松江韩氏和故宫博物院都出了藏书的书影，《文禄堂书影》、《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等也相继出版。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则更是一部大书影。这许多大都用的是石印方法，也间有用少量珂版的。建德周氏所印宋本《鱼玄机诗》、《孝经》等尤为精美。明本《杂剧十段锦》、《琵琶记》、《苏门啸》、《千秋绝艳图》等也都有珂版印本，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数量上看，商务印书馆的成绩最大；从质量上看，则还远远算不得精美，就连有名的《续古逸丛书》也还是用的石印，只不过开本特大、用纸讲究而已。鲁迅、西谛翻刻的《十竹斋笺谱》，西谛编印的《中国版画史图录》（珂版、罗纹纸）则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有代表性的重要图谱。

日本印的《图书寮宋本书影》，《静嘉堂书影》等都非常精美，特别是按原式影印的宋元旧本，以《东京梦华录》为例，不只用珂 版精印，还套色印出了收藏印记，连蝴蝶包背装也照原式复制，确是远远超过了《续古逸丛书》的水平。不过因用日本皮纸印刷，与中国古书的风貌不能不产生某些距离，此外也还有其他可以改进提高的处所，并不能认为已是无可超越的。

建国以后，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是一部高学术水平，印刷也相当精美的图谱。此书用珂 版影印，其中彩色套印诸幅，尤具匠心。

编印依时代、地域为序，也是有创造性的处理方法。说明部分反映了多年来版本目录学术研究的成果，总的说是一部有代表性的重要的版本学著作。

除此书外，长期来同类印刷品的质量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比起过去的水平是下降了。1978 年上海古籍书店复印的《善本书影》恐怕是自有书影以来少数印刷最差的一种。它可以提供一种样本，说明古刻的面貌、风格可以被歪曲到怎样的程度。《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则是另一个例子，证明线条的失真（主要是变粗）可能给版画效果带来怎样的损害。这两书都不是石印，但效果比石印还不如。珂 版是比较理想的印刷手段，但效果也可能大相悬殊。在这里，工艺水平是起决定作用的。掌握了一定的技术，还应对古刻风神、韵致有必不可少的敏锐感受，这样才有可能想方设法运用恰当的印刷技巧加以再现。总的来说，近三十年来善本复制的工作没有能达到过去曾经有过的最好水平，也没有在使用新的印刷手段中创造新的经验，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复印古书本身有不同的任务与要求，理所当然也应采取相应的不同对策。如只是为了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流布，那就应该采用较为简便、低廉的印刷工艺，以适应普及的需要。但为了重视古代雕版文化的高度成就，检验今天印刷技术达到的高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应该毫无顾虑地创造前所未有的优秀成果，印出哪怕是少量的但高水平的具有民族风格的豪华本来。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前人辛勤创造了那许多惊人的雕版印刷精品，在我们面前树立了高标准，我们理应交出无愧于先行者的答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