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2日至29日，我们应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的邀请赴英访学。其间访问了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以及Sam Fogg文物商店，重点考察了中国古籍善本、老照片、西文书修复、敦煌文书修复等情况，收获良多，现以考察时间为序，将这次访学的过程及心得介绍给国内同行。

 

一、在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大学

 

24日是正式访问的第一天，10点钟准时来到大英图书馆大厅与高奕睿博士见面。他带着我们以及4位圣彼得堡的客人参观大英图书馆，首先参观大英图书馆画廊——Pearson Gallery。画廊共有两个展览，半地下室展览的是“作家笔下的花园”（The writer in the Garden),展期是从2004年11月至2005年4月。这个展览以书中插图展示从中世纪直到现代作家笔下真实及幻想的花园。透过花园可以看到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展览创意新颖，主题明确，设计别致，令人流连忘返。例如现代花园部分以蓝色为基调，在图书之外还有多媒体为辅助。人们进入这个展区仿佛进入鸟语花香的花园，现代声光电技术运用的恰到好处。展览是互动的，如果观众因花园而产生创作灵感，可以带着作品参加比赛，还有机会获得大奖。

 

楼上则是固定展览，共分9个单元：

 

1、历史文献：最重要的有Magna Carta，在英国它被视为自由之基石、反对教权在英国不平等统治的宣言。

 

2、圣经：公元100年埃及的圣经抄本，这是展出的最早文献，据说与今天传本内容相异，可能是传承不同所产生的差异；还有公元4世纪用希腊文抄写的《新约》，这是最早最完整的抄本；英国本土最早的文献是公元10世纪圣经抄本，图文并茂，被奉为国宝。

 

3、圣典：最有名的是一件1304年印制的7卷本《古兰经》，装饰精美，极尽豪华。

 

4、带图抄本：展出一件1325—35年左右抄本，反映英国中世纪的日常生活。

 

5、印刷术之曙光：其中汉文文献有日本8世纪中叶百万陀罗尼塔中的无垢净光陀罗尼经，经文中有武则天新字，属武则天时期雕印无疑，塔与经文一同展出，第二件文献是五台山文殊师利像，上图下文，此像敦煌出土很多，曹氏归义军时刊刻。此件与敦煌本风格迥异，而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同类作品相类，疑为斯坦因从黑水城所获。解说中未有提及出土地，真实情况不得而知。另外还展出两件晚期朝鲜、日本刊印的中国典籍。展出的西文书籍有1454-55年古登堡印本圣经，活字印本，原书印刷160—180本，留存至今的不足50本。

 

6、科学：展出著名画家达芬奇（1452—1519）的日记，日记图文并茂，从机械草图到鸟飞翔动力图，无所不包，反映了画家所具有的科学素养。

 

7、文学：展出该馆收藏的英国著名文学家的手稿，从莎士比亚的戏曲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甚至还有列宁的著作手稿。手稿旁边有耳机，观众可以聆听作家读诵自己作品的声音。

 

8、音乐：展出该馆收藏的一些音乐家的五线谱。

 

9、多媒体：在展厅中专门辟出一间多媒体展室，摆放着五六台电脑。馆方将馆藏精品如848年的《金刚经》等制成多媒体，观众通过电脑可翻、可听，加深读者印象。这里也是整个展室最受欢迎的地方，常常人满为患。

 

英国图书馆的展览留给我们深刻印象：一是展室面积大，上下两层，有一千多平米。二是固定展览与流动展览相结合，固定展览展出的是精品中的精品，除了需要修复、保护原因外，展品一般很少调整，到馆读者由此可了解其馆藏。流动展览则每半年一换，展览以馆藏某一部分主题为主，如时下正在展出的“作家笔下的花园”，以及去年9月结束“丝绸之路：商贸、旅行、战争、信仰”，无不主题鲜明，反映强烈，好评如潮。三是大手笔、大制作，展览设计新颖，制作精益求精，与博物馆、美术馆的展览不相上下。当然制作这样的展览花销也非常大，去年的丝绸之路展览耗资200万英镑，合人民币近3000万。

 

下午，高奕睿博士陪同我们参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创建于1836年的伦敦大学共有60多所学院，分布在大伦敦区的20多条街道和各个角落，还有的远在英国的其它城市，甚至远在英伦三岛之外，它的每个学院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学”。亚非学院位于伦敦市中心，毗邻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是欧洲研究东方和非洲的中心。1917年成立时名为东方学院，后来因为增加非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项目，才改为现在的名称。国际性是这个学校显著的特点，学院早期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外交官，如今依然是欧洲研究东方以及非洲问题的中心之一，并且是世界上这一学科研究领域中拥有学者最多的一个学院。亚非学院的图书馆是全国性的亚洲、非洲资料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此类资料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100多万册藏书中以东方学、法律、历史、社会学、东南亚语言方面的书籍最为齐备。其中的中文书库还藏有许多中国古籍善本，一部分是莫里逊从中国带回来的。莫里逊是《泰晤士报》记者，在中国工作20余年，曾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为此袁世凯一度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里逊大街”。另一部分是庄士敦捐赠的。庄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 1931到1937年间担任亚非学院的汉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儒家与现代中国》、《紫禁城的黄昏》[1]等著作。因为时间关系，这部分内容没有列入我们考察的范围，我们重点考察的是这里收藏的中国老照片。档案及特藏部主任亲自接待了我们，这里收藏了大约有7万张有关中国的老照片，多是传教士在中国所拍的。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发现了10幅左右1900年义和团围攻英使馆时翰林院被烧毁时所拍的照片。翰林院是清朝重要的藏书地，翰林院被毁也是中国历史上书难中沉重的一笔。《永乐大典》的被毁、流失更是与此相连。承馆方特别关照，允许我们对重要照片作了翻拍，他们也十分愿意与我馆合作举办展览。

 

1月25日（星期二），我们10点钟准时到馆，中文组组长吴芳思博士亲自接待了我们。吴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她曾在七十年代留学北大，被戏称为“工农兵大学生”。八十年代中国学者访学英国、学生留学英国，不少获得她的帮助。

 

中文组另一个资深馆员葛汉先生已在库房门口等候我们。我们先参观了斯坦因在敦煌及丝绸之路沿线所获木简，木简根据形状妥善地固定在抽屉中，每个抽屉约存放二三十个不等。丝绸之路气候干燥，出土时木简状况就很好，加上大英图书馆的保藏条件非常好，这些木简字迹清晰，原来的封泥、封绳一如原样地保存着，特别是麻绳根本不像两千年前的遗物，没有一点糟朽，如同新的一般。这对研究木简时代书籍特点提供了绝好的材料，如木简都有明显编绳的痕迹，这些编绳的地方毫无例外地都书有文字，说明木简是在一根根书写好之后再编连成册的。木简中主要是汉文，也有佉卢文、吐蕃文。

 

这些木简的绝大多数已经由法国汉学家沙畹、马斯伯乐释读，发表过。中国文物研究所胡平生先生近年主持整理尚未公布的部分。

 

甲骨也是大英图书馆的专藏，社科院专家全部拓过，已由中华书局出版[2]。因为时间紧张，加上这部分不是我们考察的重点，我们只是浮光掠影地过了一遍。

 

宋元善本在欧洲非常罕见，而大英图书馆的收藏却令我们大开眼界，该馆的收藏一是60年代从日本购买的，这部分里面有福州东禅寺等觉院所雕印的《崇宁藏》，内容有《历代三宝记》、《法苑珠林》及一些佛经。它们的主要特点是基本保留了原来的装帧形式，是研究宋代南方藏经装帧形制的绝好材料。还有一件是金藏，有刊印题记，但卷首扉画是现代配补的。

 

十九世纪中期大英图书馆还从巴黎购进一批善本，并盖有1885年馆藏章。我们见到的有元代林桢编纂的《联新事备诗学大成》30卷，明刻本，有配补，卷八残。严绍盪《在日本国家公文书馆访“国宝”》[3]中记载日本国家公文书馆藏《联新事备诗学大成》三十卷，著录为明经厂刊本，我馆普通古籍亦藏有一部。《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王幼学集览，存54—56卷，半页12行，行18字，小字双行22字，我馆不见收藏。两书已经改成洋装，天头地脚部分被裁。

 

另有一册道教符箓，前有扉画数十叶，正文朱笔句读，美观大方，馆方定为元刻，我们觉得颇有明代一些韵味，不敢遽下断语。

 

大英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嘉靖过录本20册，为我馆之外最大藏家，馆方为《大典》量身制作的盒子既富丽堂皇，充分体现皇家气派，又有利于保护典籍，值得我们借鉴。

 

题为赵千里书画祝寿册的《云台献瑞》是我们见到的一部最激动人心的藏品，开本高约50厘米，宽约40厘米，共16开。开首4页为黄纸，书有“同春海屋”，每字一页，气势雄伟，当为御笔无异。正文图文并茂，多为南宋宫廷所充斥的神仙道术思想。锦制函套图案为五爪龙，亦为皇室专用。二层护函为双层暗合镂空的“寿”字。总之从开本、着色、内容、装潢等方面无不体现着南宋皇室之气魄，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赵千里即赵伯驹，宋宗室画家，太祖七世孙。高宗赵构朝（1127—62）官浙东兵马钤辖。擅画金碧山水，取法唐李思训父子，而趋于精密，笔法秀劲工致。着色清丽活泼，一变唐人浓郁之风。并精人物，承袭周文矩、李公麟画法，线条绵密，造型古雅，兼工花木、禽兽、舟车、楼阁，界画尽工细之妙。继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传统，作《江山秋色图卷》，景物纷呈，有文人画气韵，变“大青绿”为“小青绿”，开脱南宋青绿山水新风貌。董其昌评曰“精工之极，又有士气”。传世作品仅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江山秋色图卷》，此作品若为赵千里真迹，当为惊世之发现。

 

两天内我们又一次进敦煌库，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其特制的镇尺。它们是长短不一直径约2厘米的棉布的长形小包，里面装有小铅粒，既能起到镇尺的作用，又能减少对卷子的损害。另外他们把“镇尺”压在天头地角空白地方，尽量不压在有文字的地方。大英图书馆在文献保护方面的很多方法值得借鉴。

 

下午三点，我们在约翰先生的陪同下参观英国图书馆所藏的中国老照片。该馆老照片有四个特点：一是装帧成册，保存状况非常好；二是地域特点明显，以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澳门为最多；三是时代特点鲜明，1860年、1900年、1937年为最多；四是内容完整，具有历史意义。如1860年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照片，是著名希腊摄影师FLICE BEATO的旧照。FLICE BEATO在香港登船，随英法联军北上，从大沽直达北京，照片特别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大沽炮台的战役。比如当时大沽炮台的全景，主要战斗的地点和场面，死伤的清军等等。对于当时颐和园和北京的建筑和景观、恭亲王载沣等大臣，FLICE BEATO也进行了拍照。1937年日军攻陷上海的照片，每幅下面都注明拍摄时间和地点，有了这些照片，怎容日本否认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这本相册是葛汉先生花400英镑从书摊上购买的。我们感谢葛汉先生使这本相册找到了好的归宿，不致流失民间。我们更希望这本相册能重见天日，国人都能看到这本相册。

 

二、在大英博物馆

 

1月26日（星期三）9：40来到大英图书馆，图书馆修复部的黄先生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黄先生是广东人，最早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后移居伦敦，在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修复部服务多年，数年前大英博物馆裁员，便到的修复部工作。

 

我们步行15分钟到达博物馆，该馆钱币部的王海岚女士早已在门口等候。王海岚女士近年所撰《泰晤士报上的斯坦因》、《英国斯坦因收集品手册》、《斯坦因丝绸之路上收集的钱币》、《匈牙利斯坦因档案》等，是研究斯坦因的重要资料，敦煌学界的学者差不多都知道。她是纯正的英国人，她的先生汪涛先生则是考古学家、甲骨文专家，现在在亚非学院供职。

 

因为时间很紧，安排我们在埃及及巴比伦馆自由参观一个半小时。这个展区展出的是尼罗河流域及两河流域的文明，最吸引大众的是埃及木乃伊，而最吸引我们的则是展出的文献。展出最早的文献是公元前3500年的草纸文献，距今有5500多年的历史，保存良好，字迹清晰。尼罗河及两河流域盛产一种草，经过简单的处理，粘连一起，便形成他们文献主要载体——草纸。仅在此展出的不下数十件，多在公元前7世纪前，文字横写，有界栏，有几件甚至是朱墨相间。文献是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由此可见其文明程度之高。

 

王海岚女士把我们带到东方部，负责接待我们的是Carol Michaelson女士，她带我们先看了库藏斯坦因从丝绸之路带回的文物，有热瓦克的佛头像，楼兰、尼雅、高昌、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如鼠夹、面点、鞋，还有一幅被认为是蚕种西传的壁画。

 

出了库房，我们又上楼参观收藏敦煌绢画的库房，巨幅绢画装在特大的展板上，展板上下固定在滑轨上，每个展板20厘米左右，需要看时打开锁，一拉就出来，用毕则推回原位，锁上，构思巧妙，方便实用。据介绍，为了保护这些特大藏品，几乎不拿出来展览，只是提供给专家研究。小的绢画则放在像缩微胶卷柜一样的特制铁柜中。

 

在绢画柜对面壁上我们惊喜地看到挂着的顾恺之《女史箴图》绢画，长348厘米，高24厘米。这是顾恺之根据西晋诗人张华所作讽刺贾后的《女史箴》原文而创作的，现存九幅画面，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第一幅，画的是冯昭仪以身挡熊。《女史箴图卷》是一幅我们现在尚能看到的最古的画卷，为历代评论家、鉴藏家所称赞。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为英军劫走。该图有两个摹本存世，大英博物馆所藏是隋唐时临摹，另一幅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宋代摹本。

 

下午Carol带我们参观了大英博物馆梅隆国际敦煌档案项目，他们已经把大英博物馆斯坦因所获绘画全部数字化，现在已经上网，世界学者可以足不出户地浏览斯坦因所获绢画。

 

三、在Sam Fogg文物商店

 

当日下午三点十分，我们在博物馆门口与高奕睿博士见面，步行20分钟来到闹中取静的Sam Fogg文物商店。书店上下二层，环境优雅，门厅只简单摆设了几件文物，一副不显山不露水的大家气魄，不像俗家那样满壁插架的张扬。一位举止优雅的波兰店员很快把我们想看的5卷敦煌文献拿来：4号《涅槃经》唐纸无疑，然而字迹有点奇怪，未敢遽下断语。5号《药师经》真品，6号《大般若经》为归义军时期写本，卷尾贞观二年（628）题记则是后人伪造。7号《佛本行经》字迹似为近代所书。10号《菩萨戒经疏》，卷背西域文书，归义军时期写本，有十数纸，非常珍贵。当我们询问价钱时，店员说这批写卷已经被韩国人订购，只等碳十四检测结果（后经大英图书馆同行询问店内其他工作人员，方知订购者为日本Miho博物馆。该馆是日本一家私人博物馆，颇有眼光，曾收购中国流失海外的粟特石棺床）。

 

店员轻声说，还有刚到的几件文献，可以给我们过目，说着便将店中所藏中国古代典籍一一搬上来。

 

敦煌写经2卷，；另一件是《金刚经》，卷首现代锦装，封题“真迹金刚经八十四行乙酉年十月市得梁干河村人珍藏并（以下残）同月补写松风赏古图”，卷尾钤有“关内侯印”。卷首有容庚先生所书“盛唐墨宝”，经文有乌丝栏，行17字，文后有近代用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所画图卷，后有张伯驹尾题。

 

思溪藏7册， 5册为《大般若经》，分别为卷97、263、333、487、514，与我馆近年购买的思溪藏《大般若经》为同一部书中的零本，当从韩国卖出。但历经多家书贾到英国，已是零卷跳卖，令人扼腕。其他两册分别为《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尚有疑问）、《众许摩诃帝经卷第十一》，与上述五本来源不一。

 

崇宁万寿大藏2册，分别是《摩诃僧祇律》（纸缝中有“曾噩补”字样）、《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

 

元普宁藏一册，内容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经折处有“严大刀”三字。严大是元代刻工名，刀与雕同。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四册，元代刘应李辑。图录注明为元刻。有配补，页码错置。北京万隆拍卖行在宝辰饭店举行的古籍文献拍卖会上，曾展出《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存三卷，为黄麻纸本，元刊特征明显。我馆存有7种版本，可参阅《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P1539—1541）。

 

佛顶心陀罗尼经一册，皮纸，上图下文，图录注明南宋刻本，应为明代刻本。

 

汉代楼兰书信一纸，尺幅21.5x23.3cm，中国文物研究所胡平生先生认为是赝品，据荣新江先生讲：最近新疆文物工作者在楼兰附近发现类似文书。而日本出版的《大谷文书集成》也有类似的文书，不知胡先生有何根据。与此配套的有一双面木印、印套及铜角笔，应与此件书信毫无关系。

 

藏文大藏经两函，其中一函为《贤劫经》，每函300叶，每叶尺幅22.5x63.5cm，上下夹板俱存，磁青纸、金字，每面二像，图文并茂。图录注明为元代，我们认为不会早于明代。

 

尼雅出土3世纪佉卢文木简，内容为契约文书，保存完整，上下相合，有封泥及麻绳。据专家讲：上下相合部分的内容为契约正文，封上以后一般不打开，木简的外面书契约的名称。

 

其他的尚有6至7世纪叙利亚文基督教信徒护身符、11至12世纪叙利亚文学校教科书、8世纪于阗文婆罗米字母社会经济文书、公元300年左右佉卢文字母犍陀罗语木简文书、于阗文混合婆罗米字母梵文佛教护身符、5至6世纪大夏文陀罗尼、669年大夏文土地买卖文书及一组6世纪大夏文木简等西域文文献。

 

四、在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

 

1月27日（星期四），今天提前20分钟到馆，浏览了图书馆的书店。大英图书馆既是世界学术中心，也是伦敦的旅游景点之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团队集体参观游览。书店的经营也适应读者需要，既经营学术书刊，也出售旅游纪念品。旅游纪念品以反映馆藏特色的明信片为主，琳琅满目，摆了整整一面书架。仅以敦煌文献开发的就有4种，4年前我们看到的868年金刚经扉画制作的明信片已经不见踪影。明信片有大小两种，大的75便士，小的50便士，颇受游客欢迎。

 

10点钟我们与高奕睿先生乘Oxford express大巴前往牛津大学。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旅程，我们于12点到达古色古香的小城——牛津。我们到达接待地点，牛津大学退休教授、英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杜德桥先生早已等候在此。杜先生既有英国绅士风度，也受中国儒家文化洗礼，中西方传统文化在他身上得到完美体现。和风细雨中，老先生娓娓道出了这所名校的历史与现状。

 

牛津大学本身没有自己的校园，所属的39个学院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市区的大街小巷，这就使得牛津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牛津人口10万，而牛津大学目前在校本科学生10000多人、研究生5000多人、教师2000多人。牛津大学之所以享誉世界，并不是来自于办学规模，而是在于它的悠久历史、教育与学术成就。

１１世纪欧洲经院哲学高度发达，形成了意大利的波洛尼亚、法国的巴黎两个中心，吸引了欧洲各地教士前来讲学。１１６７年英法两国国王产生矛盾，英王一气之下召回了在法国巴黎的英国学者，并且禁止他们去法国进行讲学。召回的这批英国学者来到牛津，从而使牛津迅速发展成为英国经院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成为欧洲第三个学术研究中心之一，这便是牛津大学的雏形。

 

牛津大学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了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历史上的41位首相中，有30位毕业于牛津大学。“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布莱尔、克林顿等都是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进入校区几座古建筑耸立在我们四周，路中央镶进一米长半米宽的十字架，是三名教士被火刑的所在，见证了英国宗教斗争的历史，也见证了这座名校近千年久盛不衰的辉煌。

 

牛津大学图书馆被一条马路分成两部分，位于北区的老馆是16世纪建筑，每层各具特点，可以说是16世纪之前欧洲建筑的展览馆。这里原是大学的教学楼，东西南北分布着各个科门。东面的神学门一层已经辟为参观区，里面南北两侧有两个庄严肃穆的高大讲台，学生则侍立在下，聆听教诲。这座古建筑也不能幸免于宗教斗争所带来的灾难，许多建筑装饰遭到破坏，昭示着这座古校发展的艰辛与曲折。位于南区的新馆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所建，与老北图建馆时间相当。表面上看，新老两馆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然而地下建筑把两馆融为一体，运载知识的书车在地下往来穿梭。

 

承杜先生的美意，把我们安排在可以俯瞰室外风光的座位。窗外沟渠相连，河中野鸭游戏，一条小船穿行其中，仿佛置身于一幅油画中。这是一顿正宗的英式大餐，一道冷荤，一道热荤，一道甜点及一杯咖啡，让我们领略了英国美食文化。

 

饭后David陪我们参观了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David Helliwell，2002年曾参加过我馆举办的“《永乐大典》编纂600年学术研讨会”，彼此也算是旧知了。该馆是牛津大学的研究图书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鲍德利图书馆一共有9个相对独立的图书馆，其中有哲学图书馆、鲍德利日文图书馆、鲍德利法律图书馆、印度研究所图书馆、东方研究所图书馆等。

 

主人先带我们到中文部办公室，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倍受我们敬仰的一个正牌的Bodleian ，他就是1935年秋受我馆委派到牛津大学鲍德利图书馆工作的向达先生，先生在此工作一年，翌年秋转伦敦大英博物馆检索敦煌写卷，不想遭遇管理人翟里斯（Lionel Giles）的百般刁难，一气之下离开英国赴德、法调查敦煌及吐鲁番文书。我们随着David进入中文书库。新购中文图书在楼上，条理井然，多为社科方面学术图书。古籍在地下，温度、湿度适宜。该馆古籍有三个来源：一是Backhouse专藏，Backhouse据说是个花花公子，慈禧当政时到过中国，并与这位老佛爷关系密切，备受宠幸。Backhouse回国后为在牛津大学谋个教授职位，把他收藏的中文书全部捐给图书馆。当然因为学识的原因，最终未能如愿。二是从欧洲大陆购买的，像17世纪从荷兰购买的一批古籍，封面上有荷兰文，据说这是第一本西方人在中国古籍上书写的书籍。三是该馆委托传教士在中国购买的古籍。该学校一成立就注重收藏中国书籍，明代时委托传教士购买了一批明代开刻的书籍。该馆收藏的中国古籍以明清小说最具特点，这也是牛津大学汉学研究中心的重点。

 

该馆非常重视古籍的修复，曾专门派人到中、日学习中文古籍的修复技术，所修古籍中规中矩，大有青出于蓝之势。

 

David采访编目之余，还醉心于调查欧洲所藏中文古籍，现在已经初具规模。我们也衷心感谢这位热爱中文古籍、兢兢业业、默默奉献的同行，并祝愿他早日完成宏愿。

 

该馆还藏有一部分霍恩雷文书、斯坦因书信档案等，因为时间关系，无缘一见，留待来日。

 

五、关于修复和保护

 

1月28日（星期五）——参观的最后一日，我们与修复部黄先生来到大英博物馆中的英国图书馆的书籍修复部。接待我们的修复部主任16岁入馆，在此服务30年。他介绍说：大英图书馆原是大英博物馆的一部分，1973年正式独立出来，两者关系至今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修复部位于大英博物馆院中的一座两层小楼中，当时是为修复部专门建造的，建筑面积有2千多平米，共有四五个车间，分工不同，相互协作。馆方正在新馆停车场附近筹建新的修复大楼，将于2007年完成，届时图书馆的修复部门将全部集中在一起。这里的修复人员有80多人，十四五人是专科毕业，分成6个小组，每组老中青相结合。需要修复的文献由图书馆员与修复人员共同确定修复的时间、修复的方案。当工作无法完成时，可聘请外人协助。

 

大英博物馆里的修复部修复的全部是西文书，修复时遇到已经无法再使用的封皮揭下来，修复后与原书一起收藏保存。西文书皮面比较讲究，一般选择牛皮、山羊皮，而不使用绵羊皮。他们也有一台纸张修复机，已经使用8年，效果非常好，与我馆的纸张修复机大同小异，只是制作工艺比我们的更精细而已。

 

纸张酸化是各大图书馆面临的共同问题，大英图书馆正与欧洲几大馆协商，共同进行脱酸处理。我们也希望他们早日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为我馆提供借鉴。

 

仔细参观了每一个车间之后我们返回大英图书馆，参观设在大英图书馆的敦煌文献修复部。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成立之后，该馆加强了对敦煌文献的修复，现在有一个专门的修复办公室，共有4个修复人员，负责人叫Barnard, Mark，我们曾在多次国际会议上切磋过，彼此也是老朋友。他们正准备修复S6349号《易三备》，这件文献的装帧形制非常特别，大英图书馆把它视为旋风装，见秦思源先生（Colin Chinnery）所撰《中国书籍装帧》（http://idp.nlc.gov.cn）、2004年魏泓博士编辑的《丝绸之路：商贸、旅行、战争、信仰》，而向达先生所撰《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4]最先著录这个写卷，并认为是蝶装。我们经过认真仔细的分析，认为它不是固定的装帧形制，而是为了携带和翻看的方便，将原有卷子断成数纸，在纸头左端加装木条固定（有的是在卷子中间粘连），再以木条为轴，统一卷起来的装帧形式，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装订，不能视为一种已经形成规制的装帧形制。但这种偶然的形制中蕴含着必然的因素，就是为满足人们使用和携带的方便，而从卷子装中隐约出现了叶子装的萌芽，所以它是中国书籍装帧形式过渡的一个例子，不能称为旋风装或蝶装的固定式样。《易三备》又名《周易三备》是古代的占卜书，隋至宋代正史及《崇文书目》均曾著录，至明代失传。原书分上中下三卷，现仅存中下二卷。敦煌文献中存4个写本，另外3个分别是S6105、P4924、P5031。向达先生最早介绍了这个写本，陈槃先生根据王重民先生的过录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表《敦煌唐咸通钞本三备残卷解题》[5]，后面附录文，并考定占候验吉凶法后的“于时岁次甲申六月丙辰十九日甲戍申时写讫”，当为咸通五年（864），为学界所接受（加注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P425）（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叙录》有节录）。2003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的《Divination et societe dans la Chine medievale》，Marc Kalinowski也对这件文献进行了研究。我们对写卷进行了细致的拍照之后，结束了上午的参观活动。

 

下午我们与魏泓博士就IDP的发展方向及4月份的会议进行了讨论。IDP早期工作主要集中在保护与数字化两个方面，曾先后在英国萨塞克斯（1993）、法国巴黎（1996）、德国柏林（1998）、俄罗斯圣彼得堡（1999）、瑞典斯德哥尔摩（2002）举办过五次国际会议，在推动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敦煌文献数字化方面也已经积聚了庞大的资源库，建成了中文网站和英文网站，日文网站和俄文网站即将开通。现在IDP网站每天访问量超过5万次，仅2004年访问量超过1500万次，因此被广泛誉为“理想的学术资源库”。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推进数字化的进程，大英图书馆的文献准备在一两年内完成，而我们馆的敦煌文献有16000件，现在已经数字化的不足五十分之一，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加强我馆数字化工作的力度，增加人员和设备，争取在2010年前全部完成。

 

在加强修复与数字化工作同时，今后五年内要促使IDP向教育和研究方面发展。敦煌与丝绸之路在世界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IDP要把自身所拥有的庞大资源系统整理之后使其成为教育资源，IDP数据库将通过增加个人主页、地图、照片、音乐、视频和翻译，使其更具亲和力，容易为学生们所接受。2002—2003年我馆举办的“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2004年大英图书馆举办的“丝绸之路：商贸、旅行、战争、信仰”展览以及魏泓博士的《丝绸之路》（已经列为英国多所大学的教材）都是这几年在教育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后要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研究工作也是近一两年提上议程的，英国方面Sam博士与亚非学院合作进行藏文卷子的研究，高奕睿博士与我馆合作的敦煌字海，一两年内可望有突破性的成果。2005—2010年IDP计划开辟一个新领域——亚洲写卷的古文书学研究，包括研究生培训计划、聘请年轻学者从事研究。魏泓博士特别鼓励和支持我馆的合作伙伴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加强教育和研究工作，提高IDP的学术性和影响力。

 

中英两方共同商定4月份的IDP会议在4月22—25日在我馆举行，22日报到，23—24日开会，25日参观素有北京敦煌之称的云居寺。正式代表人数不超过30人，中外代表各占一半。会议经费由两馆共同承担。

 

此外我们也表示愿意与大英图书馆在我馆合作举办英国作家手稿及中国老照片的展览，魏泓博士表示将尽力促成。至此一周的参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有淡泊、思齐译本，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

 

[2]李学勤等编：《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85年。

 

[3]《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

 

[4]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1939年12月新第一卷第四期，1955年修订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5]《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卷，194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