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着五千年的文明，有着浩若煙海的古籍為之記錄。發黃的紙葉並不表示它是與現代隔膜專門的學問。翻開這重重的歷史，古人的智慧和才情觸目皆是，並且生動而宛轉地延續至今。從物質層面的紙張、寫刻、裝幀，到精神層面的知識創造、整理、傳承，古籍承載着人類的知識和情感，反映着為保存和傳遞這些記憶所進行的各種努力。

一、書的產生——知識體系的建立

從結繩記事到有意義的符號文字，人類嘗試着理解和描述他們賴以生存的世界。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記錄了殷商王族關於祭祀、收成、征伐、病患等等大事的卜問。刻有卜辭的甲骨，作為國家檔案封存在窖穴之中，安陽考古發現的一個2平方米的甲骨坑中，整齊地疊放着厚達0.8米的甲骨。我們的先人懷着極其的敬畏卜問天意，以知吉凶禍福。“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西周政府兩大機構之一的太史寮負責記錄這些重大的事件，以此揣摩天意，判斷行止。當時的文獻實物甲骨、金文中，處處流露出這種天命的觀念。中國早期的知識，最初就是在“天－人”觀念的觀照下的各種行為準則和事件記載。

時至春秋，禮崩樂壞，出現了所謂“官學下替”的現象，知識的天人色彩逐漸隱退，它也不再為貴族階層或某一職官所專有。諸子之學蓬勃發展，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思想活躍、極具創造力的特殊文化時期。各家之說自成體系，門人後學則編錄、整理並完善着開創者的思想。被後世奉為圭皋的《論語》、《孟子》都是此時的產物。這一時期，與各種學說的建立同樣重要的是士人階層的形成。他們以掌握知識為特徵，不僅熟悉舊有的典章則制，並且能在新的政治、社會格局下進行思考和闡發。士人階層從此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主要創造者和維繫者。

隨着人類經驗的積累、知識的擴充，隨即產生了知識分類的需要。先秦時期的文獻已肇始了經史子集分類體系中的“史”、“子”二部。而所謂“經”是在大一統思想確立後，主要從儒家角度對西周知識體系的繼承和規範：以“六藝”之學為基礎，附庸以後世對之的闡釋。而所謂“集”，即如其名，是個人的或集體的多種文體創作的集合，其內容包羅萬象，尤其包含了闡發個人思想、表達情感的文學作品。而四部分類中的各個子類，更從各個不同的視角顯示出知識的繁複。這些部、類的層級，也可以看作中國古代知識系統的提綱。

二、書的流傳——紙和印刷術的作用

隨着知識的不斷積累和知識群體的形成，對信息的需求以及信息交換的需求也越來越大。此時，與文獻的載體和傳播相關的技術問題成為發展的瓶頸。

縑貴而簡重，從周秦直至漢魏，書寫受限於物質載體，更多地用於文獻的記錄保存而非閱讀流通。造紙術的改進，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文明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條件。關於“紙”的發展，有幾件需要提及的事件：睡虎地秦簡中，已有“紙”的字形；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西漢文景時期的紙質地圖是現存最早的紙質文獻；東漢時期，蔡倫改進造紙術；東晉桓玄篡位時，曾下令以紙代簡。紙，逐漸成為經濟實用的書寫材料而得到了普遍的應用。

公元296年的《諸佛要集經》、公元417年的《律藏初分》均為中國現存有確切紀年的早期紙質文獻。從敦煌寫經中的白經箋、硬黃紙到藏經中的金粟箋、磁青紙，以及歷代書籍所用的椒紙、稗鈔紙、連史紙、開化紙等等，已然是一部造紙工藝的演變史。當這些有着從幾百年到一千七百多年歷史的紙質文獻呈現目前的時候，紙在知識傳播中的基礎作用也油然呈現。

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唐儀鳳元年（676年）宮廷寫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列有抄經銜名12行，清晰地再現了經卷从整理直至抄寫完成的各個環節。武則天為亡母祈福，曾命人抄寫《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各三千部總計二萬多卷，頒賜各地，此卷為其中之一。這一寫卷一方面顯示出唐代佛教的盛行，也蘊涵着從寫本到刻本轉型的契機。虔敬地抄寫，固然是信徒的功德，但信仰的傳播也特別需要大量地散發規範文本。因而，公元868年出現早期的印刷品《金剛經》、北宋開寶年間開雕卷帙浩繁的藏經，皆有其必然。

印刷技術日益發展，不僅形成了浙江、江西、福建、四川、江蘇、安徽等主要刻印地區，練就了一批批工藝精湛的寫工、刻工，同時技術本身的進步亦促生了活字印刷、多色套印等工藝。活字印刷在中國經歷了漫長的試驗階段。儘管早在北宋末年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已經記載了畢昇的泥活字制法，但直到明代，活字印刷才在中國形成規模，並在明清時期出現了銅、木、泥、磁版等多種材質。明代有無錫的安氏、華氏，五雲溪館；清代則有內廷的武英殿，以及呂撫、翟金生等人的自製活字。而以印刷精巧美觀言，書籍刻印中出現了裝飾性的竹節欄、花邊欄；版畫由早期簡單的易象圖版，到禮書中的精細纂圖，再到戲曲小說中生動活潑的插圖；多色套印技術出現于元而盛於明清，由文字而至於版畫。各種印刷技法的不斷發展，促使印刷工藝日臻精致，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文化藝術珍品。

印刷術產生之後，寫本繼續流傳，直至明清，仍有《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樣令人驚歎的鴻篇巨制。名家的稿、抄、校本，又以其文獻校勘整理的意義或精心繕寫而獨具價值。

三、書的傳播——人的參與和創造

書籍負載着知識進入了人們的精神世界。它反映着、同時也在影響着人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生活趣味。閱讀什麼樣的書籍，一方面是讀者的選擇和接受，另一方面也是創作者、發行者因勢利導的結果。二者相互推動，創造了中國特有的精神文化。

作為書籍的製作者，官府、書坊和私人的區別，首先在於刻書活動出資者、主持者的不同身份，而這一點也必然決定了不同的立場和目的。以書籍的內容、種類來看，這三方的刻印遍涉經、史、子、集，似乎沒有明顯的區別。但官府會作為官方思想的代言人，頒佈權威的經、史、醫、算以及曆書等等；而書坊刻書以贏利為目的，會側重於選取科子仕舉、通俗流行或居家日用之書；私人刻印則出於個人喜好，無有定則。比較而言，官方刻本更多地規範着社會思想和社會秩序，而坊刻則有意迎合社會大眾的閱讀興趣。文學藝術的興盛，與書坊的作用不無關係，即如創作詩文所必備的讀物《文選》、具有時尚效應的《唐女郎魚玄機詩》、怡然自樂的《坐隱先生精訂棋譜》、版畫精美的《水滸傳》，以及刻印精美的淩閔套印諸本，多出自坊間。中國文化的大小傳統與雅俗之別，與書籍製作者的潛在旨趣密切相關。

知識在閱讀的過程中傳遞。就整體和長遠的情況來說，這種傳遞不是原封不動的接受，很多時候，閱讀者同時兼有闡釋者、創作者的角色。一本《春秋》，可以有傳、注、疏、正義、集解等等不同的再創作方式。古籍中常見的著述方式還有撰、輯、音義、釋文、解詁、索隱、衍義、校注、校正、批點等等。正是在這些有借鑒、有發揮的接受中，人們在不斷地積累、總結和推動着知識的發展。這種推動一方面是知識體系的完善和數量上補充，尤其明顯的是類書，它應搜集整理資料的需求而產生，又因這種需要而又有按類、按韻等不同的分類編排方式；推動的另一方面是題材和形式上的借用與演進，比如同是三國故事，從記載史事的《三國志》到說唱表演的《三國志平話》，再到更具可讀性的案頭作品《三國演義》。由此我們可以說，閱讀的過程也是知識傳遞、累加和創造的過程。

書籍製作者對知識需求的呼應和引導，閱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對知識的推進，人的參與使書籍的傳播具有了互動關係的複雜和豐富，也體現出了知識發展在物質載體和精神層面的雙重發展。

四、書的收藏——知識的整理和保存

一方面有知識的需求，一方面有知識的創造；一方面是寬廣的閱讀市場，一方面是大規模的發行。書籍在人們的生活中已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然而，若說到知識的傳承與發展——雖然發生在精神活動的層面，但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物質形態的書籍的保存。

刻於甲骨，以待其驗；鏤之金石，以存永久。中國早期的文字記錄大多具有神聖的意味，也因而有專門的職官來負責典守。最初，這項職責由史官承擔，用以溝通天人、為世作則。而且，在甲骨、簡帛的時代，就有專門的金匱、石室來貯藏文獻。歷代的政府典藏皆設類似的藏所，所謂蘭台、石渠、東觀、秘閣、修文殿、奎章閣、崇文閣、文淵閣、武英殿、皇史宬等等，由其名稱即可見官府將藏書視為珍貴的文獻資料以及重要的文化事業。

在雕版印刷的背景之下，個人的藏書才有可能形成規模；由於文獻整理的需要、或其他原因而具有了收藏的價值，才可能形成收藏的風氣。清人謂藏書家有考訂、校讎、收藏、賞鑒之分，四者或辨析文獻、或辨別版本、或博采群書、或采擇精美，分別於考據故實、分別源流、拾遺補闕、精鑒精賞等方面各有側重。其實，不同藏家各自的偏好，正是從不同角度對知識進行的整理和積累，並且能夠形成以某類內容為核心的專門收藏。比如明代的范欽重視鄉邦文獻和科舉材料，為我們現在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清代的王謨搜羅漢唐文獻，輯成《廣漢魏叢書》和《漢唐地理書鈔》；近者又如鄭振鐸專注于收藏通俗文學的戲曲、小說。如此等等，皆對專門學問不無裨益，可以推動某一學科的發展，甚至會開闢新的研究領域。

書籍在幾百乃至上千年的輾轉經歷，在收藏者的書目中保留下一些記錄和說明，然而對於每一部書本身，書中的鈐印和題跋是最切實和具有個體性的印記。它們不只意味着書籍曾經的所有者，也包含着藏家的珍愛和鑒別。而當一部書負載了歷代以來的累累印記、當一批書的鑒藏者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們所展示的是一部書的歷史、乃至文化傳播的脈絡。鈐有宋代內府官印“緝熙殿”、“內殿文璽”的《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刻本在產生初期的種種特徵；九行本的蜀刻唐人集，據“翰林國史院官書”和劉體仁藏印，可知其收藏的命運；又如從黃丕烈到汪士鐘，再到鐵琴銅劍樓、楊氏海源閣，幾代大收藏家藏品的流散與承遞的關係。從鈐印和題跋中所見的是幾代藏家傾注於書的心力、以及藏書聚散的反復。不由得令人感慨，書籍流傳至今，殊為不易。

追述歷史，不只是在講述發生在過去的事情。某一事物、某一現象在何時何地出現，為什麼出現，人們又是如何接受、使用並傳承，又怎樣產生了新的需求？若要追問下去，有些問題還需要更多的思考和研究。書籍的歷史，是與紙、印刷相關的技術發展，是與人的觀念和旨趣相關的知識傳承和創造，也是知識不斷累積、並形成獨有的中國文化特質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