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年代学的英文是chronology，它就是研究古代的年代。换句话说，就是给予古代的历史一个时间的量度，这就叫作年代学。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即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年代学。我想以上基本概括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性质。那么，这个项目是怎么开始筹划和成立的呢？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这个项目在报纸上已经有过介绍，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简单向大家叙述一下。这个项目开始酝酿是在1995年的秋天。大家知道，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开创新的领域、进行前沿性的研究，应该说是20世纪的后半期就已经逐步显露出来的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不是在一个领域里面，而是在许多新的领域里面出现这样一个趋势。这种趋势，我们的领导比较早就注意到了。

在1995年秋天，当时在国务院担任国务委员的国家科委（就是今天的科技部）主任宋健同志，邀请了在京的一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学者既包括自然科学的，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在这个会上，他提出来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一个设想，所以这个问题的设想确如在座的很多朋友所知，是由宋健同志提出来的。他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项目来呢？我的了解是这样，宋健同志作为国家科委主任，曾经多次到世界各地去访问，他参观了一些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比如说埃及、希腊。他发现这些国家博物馆对古代的年代学有比较详尽而且为大家公认的年表，感觉到我们国家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是很大的遗憾。他于是邀请一些学者召开了这么一个座谈会，想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然后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有没有可能以我们国家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一定优势来支持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研究。这个意见，得到了出席会议的各学科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拥护。

到了1995年底，又召开了一个会议，由两位国务委员，一位是李铁映同志，还有一位是宋健同志，他们两位联合召开。为什么由他们两位联合召开？因为当时李铁映同志在国务院里面分管社会科学，包括考古文物工作；宋健同志分管自然科学和技术。由他们两位联合召开，就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在会议上，有当时的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即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部委单位的领导，邀请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的一批专家学者参加。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由刚才介绍的这七个部委级单位的领导组成。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府支持、专家负责，也就是整体由政府来指导和支持，具体的研究工作由专家来负责。会上聘请四位首席科学家，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代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四个大的门类：一个是历史学、一个是考古学、一个是天文历算、一个是科技测年技术。

1996年春天，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当时做的工作就是拟定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以便确定如何开展这个工程。上面提到，四位首席科学家是专家组的核心。其中一位担任组长，另外三位任副组长。组长由我来担任，副组长就由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席泽宗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仇士华研究员担任。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的5月份得到了通过。通过之后，就在 1996年的5月16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仍然是由李铁映、宋健两位同志主持，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上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消息当时见于报纸，可能在座的人曾经注意过。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说就是1996年5月16日。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按照系统工程原则来建立的大型项目，规模非常大。在当时我们的可行性论证报告里面，就规定了要建立9个课题、36个专题。每一个课题、每一个专题都要有一个论证。这一点我猜想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多数是学文科的，可能不太了解这种做法。论证是非常严格的，每一个论证都由担任这个工作的学者专家来完成。专家们首先拟定计划，其中包括所要达到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将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为了实施这样的方法和手段，需要什么样的设备、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做什么等等，都包括在内。所以整个论证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课题和专题的准备过程。每一个课题要由一个不参加这个工作的学者、专家组成一个小组来验证，验证通过了之后才能实行。

我们在1996年5月16日工程启动之后的第二天，即5月17日，在北京大学的现代物理中心召开了第一个课题论证会。虽然我们抓紧工作，可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工作的全面铺开，已经到了1996年的第四季度。1996年的12月末，领导就来抓这个项目的成果。1997年的1月初，新年刚过，我们就召开一个成果报告会。总之，在这以后，可以说每半年抓一次。这样一直到整个工程告一段落。

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到了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与支持，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达到了200人。最后，我们的课题仍然是9个，而专题则根据工程进行的情况，适当地增加了一些，变成44个。经过5年的集体努力，最后达到了计划预定目标，制定了夏商周年表。实际上到1999年的年底，绝大多数的课题与专题都已经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后来又继续做了修正、补充和综合的工作。2000年9月，这个项目顺利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同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阶段性成果。同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也正式出版发行。社会上对于这个工程的成果有比较强烈的反响，给予了超乎我们意料的肯定。今年春天，被评为“九五”期间科技攻关计划的重大成果。

谈到这个问题，各位可能会产生如下疑惑：这么一个大规模的科研项目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想在座的朋友不难理解，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代埃及、古巴比伦、古代印度，还有中国。在这四个古代文明里面，只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历史绵延不绝，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光辉的奇迹。可是中国的文明，究竟有多么长远的历史，不是没有怀疑的，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仅仅说古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不行。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确切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推到公元前841年。什么叫确切的往上推？就是说，从今年，我们可以一年一年地往上数。比如说今年是2001年，去年是2000年，前年是1999年。我们可以往上数，去年有什么大事，前年有什么大事，一年一年可以推上去。这样推，只能推到公元前841年。大家会说，为什么是公元前841年呢？我们有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里面最早的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里就有年表，最早的一个年表是《十二诸侯年表》。

《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年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其实，其他几个古代文明最早的确切年代大致也在这个时间左右，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越古的就越模糊，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可是，如果我们认为我国的确切历史年是公元前9世纪，那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就差了很多。往前还有没有呢？不是说没有，而是没有公认的说法。外国的情形也是一样，也是有很多的分歧，很多的模糊，但是通过科学家反复的研究，是有比较公认的说法的。而对中国古代就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如此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文明研究，缺少一个公认的时间尺度。另一方面，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说，对于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有影响。我们到底有没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究竟怎么样？这不是凭着我们的爱国热情所能解释的，而是需要科学的论证，我们要很审慎地进行科学研究。

以上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性质及其意义所在。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路线。刚才说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要对夏商周这三个历史时期给予一个有科学依据的时间量度。换句话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年表并不复杂，其实过去都有。以前大家如果到历史博物馆看展览，一进大厅就有一个年表。那个年表是过去确定的，我个人也参加过有关工作。可是，我们今天是要有科学依据的年表。我们的研究路线就是要给年表以科学依据，能说到什么程度，就说到什么程度，能论证到什么样就什么样，完全实事求是地按照科学方法来做。

古代年代学的研究工作，不是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开始的，也不能说从近代才开始。实际上，我们的古代先人早就这样做了，而且在司马迁之后，很快就开始做了。司马迁为什么对于公元前841年以前没有给出一个详尽的年表，那是因为司马迁非常实事求是、非常谨慎。他在《史记》里面明确说了，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材料，也有年数，可是这些年数比较模糊，又不一致，所以便弃而不用。因此，在司马迁之后，很早就有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现在我们知道，第一个做这方面系统研究而且具有非常优异的重要成果的是西汉晚年的刘歆。

刘歆不但是一个文史学家，而且是一个科学家，在天文历算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成就。刘歆对于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推算的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收录在《汉书·律历志》里面。《汉书·律历志》这部分，就是根据刘歆的《世经》编写的。刘歆做了很详细的推测，对于古史给出了一个年代系统。根据他的推算，武王伐纣是公元前1122年。这个数字，一直到今天在世界上还有影响。前几年，我曾经看到一本英国出版的中国历史年表，对于武王伐纣还是用刘歆推算的年数。从刘歆以后，又不知有多少学者进行了推算和研究。不过，他们的工作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不能突破的地方。为什么呢？我想大家可以理解，从西汉刘歆一直到清代中叶的学者，他们研究这个问题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古书，而且他们所用的古书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书。相反的，司马迁所见到的从黄帝以来有年数的材料，绝大部分是他们都看不到的。因此，虽然他们的推算在某些点上可以更精密化，但还是跳不出古书的范围这个局限。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年代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晚清以来，情况有些不同。因为清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金石之学特别繁荣发达。有些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就是金文，来研究古代的历日，这样，就超过了过去单纯依靠古书的局限。特别是到了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在古书的材料之外，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考古发现的材料多是古书里没有的，对于年代学的研究就增加了很多的资料。这可以说是年代学研究的第二个大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只是中国人在研究，还有日本人、韩国人以及西方人都参加了研究。很多人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成果，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可是必须说，他们的工作还是有局限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年代的研究，不是一个学科甚至两个、三个学科所能解决的。它所牵涉的范围极为广泛，不但需要有文科的研究，还需要有理工科的手段。必须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达到比较好的成果。大家知道，不管一个学者有多么高的聪明才智，多么好的条件，不可能对这些学科全面掌握。过去的学者一般都是“单干”，顶多跟别人交换交换意见，他还是有局限性。因此在整个第二个阶段里面，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仍然不能得到一个公认的年表。

到现在，条件不一样了。现在的条件怎么不一样呢？首先，我们中国的考古工作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在20世纪中，中国的考古学，特别是夏商周这段时期的考古学取得的成果，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同时，我们国家的许多学科都有比较好的发展，包括天文历算、测年技术等。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便于组织。在这样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动员我国尽可能多的学者来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的集体性的工作。

那么究竟是怎么研究，怎么进行这种结合的，这个问题太专业化，也太复杂，不可能在这里用简单的话给大家说明。我给大家打一个比喻，虽然不太确切，但可以使大家比较容易地理解。我们设想一下，这个工程有两条生产线，生产线出来的是用数字表示的年代，因为我们最后要制订年表，而这个年表是要用数字来表示，即公元前多少年多少年。这就叫绝对年代，大家不要理解为绝对准确的年代。谁比谁早，谁比谁晚，那是相对年代，绝对年代要用数字表示出来。这是生产线最后的终端产品。

那么生产线怎么做呢？第一条生产线是处理那些有文字的资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献。中国的古代文献汗牛充栋，今天国家图书馆分馆里面，线装书就有上百万册，在这样大量的文献中，有关于中国夏商周年代的大量材料。所以我们这个工程首先要把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的材料尽可能地收集。唐以前的文献材料做穷尽性收集，包括各种版本。唐代以后的不可能全面收集，只能做重点的收集。有意义的文献材料全部输入电脑，建立一个资料库，提供使用。

经过检索之后，选出材料，这些材料都要进行文献学的考证，我们叫作可信性的研究。就是到底这些材料可不可用，是可信呢，还是可信一部分呢？怎么处理它？要进行文献学的研究，可以用的材料提供给天文学者进行推算。还有一部分材料是古文字，首先对这些材料进行考古学的分析、考察，古文字要进行释读，金文要请金文专家来研究，甲骨文要请甲骨文专家来研究，然后提供给天文历法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推算。这是一条线，就是根据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的材料，经过天文历法方面的专家的推算，最后得出数字结果。还有一条生产线是处理那些没有文字的资料，就是考古学材料。首先我们选定夏商周的典型考古遗址，特别是有代表性的都城的遗址(这些遗址分布在四省一市，包括河南省、河北省、陕西省、山西省和北京市)进行考古学的分析研究。过去做过的需要核对，还要进行补充发掘，再进行考古学分期，然后从遗址采集测年的系列标本，进行碳14测年。我们改造了三个实验室，采用常规的测年方法和AMS测年方法。测年结果还要进行运算校正，折算年数，出来的也是绝对数字。

这样两条生产线出来的结果，最后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自洽的年表。这一点特别重要，可以说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大家要知道，从公元前21、22世纪一直到公元前841年，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各个时期所能保存的材料是很少的，而且各不一样。有的是甲骨文，有的是考古遗存，有的是天象、日月食的记录，各种各样，什么都有。最大的困难就是成果出来以后拼凑不在一起，这是完全可能的。经过200人5年的齐心努力，我们制定的年表是自洽的，尽管在某些点上还觉得有些不够理想，但我们的年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

下面我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要成果夏商周年表的制定。我们在1996年春天，拟定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时候，提出了要达到的目标。今天来看，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当的。当时提出四点要达到的目标（我们是从后面往前倒着推）：第一，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以前，从周武王开始，一直到周厉王，都要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年代。就是说周武王是哪年到哪年，周成王哪年到哪年，周康王哪年到哪年。不敢说绝对准确，可是要给出年数。第二，商代后期应该从盘庚迁殷算起，可是到今天为止，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只定到武丁。因此我们说，对武丁以后的商代各王也要给一个比较准确的年代。当然，这个准确度要比西周差。第三，给商代前期制定一个比较

详细的框架。就是说，不是每个王都给一个年数，而是大约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第四，夏代就只能给一个基本年代框架。最后，我们拿出的年表达到了这四个目标。

那么，具体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的任务是从公元前841年往前推算，可是我们心里不放心，到底这“841” 可靠不可靠？因为“841”如果有问题，那就跟盖宝塔一样，下面一晃，你整个就垮台了。所以，实际上我们是从春秋开始，特别是从春秋早期开始研究的。春秋早期肯定是比较接近于西周的，所以我们先从春秋早期的历法开始，请专门研究春秋历法的天文学专家进行研究，然后我们集中力量研究西周晚期，就是厉王、宣王、幽王。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青铜器，便于推算，而且共和元年以后有年表，我们可以对一对看它可靠不可靠。特别是新发现了一件没有异议的宣王时代的青铜器吴虎鼎，它是周宣王十六年的十三月（是个闰年）铸造的，这年推算正好是闰年。经过推排，结果就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西周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

西周的历谱主要是通过天文学、文献学、金文这三者的结合建立起来的。除了武王伐纣以外，建立了七个支点。这七个支点卡住了7个王的年数。最后剩下3个王，一共只有22年，怎么分配？存在不同的方案。最后，我们从几个方案里面选择了一个最好的。这七个支点，把西周历谱基本固定下来了。不妨给大家详细谈谈。

很多人知道，媒体也宣传过，就是所谓“天再旦”。什么叫“天再旦”？就是天亮两次。西晋武帝的时候，在现在河南省汲县，有人发现了战国时代魏国的一个墓葬，墓葬里有大量的竹简。经过整理，里面有一部书叫《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后来散佚了，但留下了一条可靠的材料。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中的一句话，说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这个材料应该是可信的。周懿王元年的时候发现一个古怪现象，天亮了两回，在郑那个地方，周懿王当时住在那儿。郑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陕西的华县。后人就批评说，天再旦不可能，哪有这事，是古人编的。可是到了40年代，有位天文学家提出：这件事是可能的，这是日出时候的一次日全食。日全食开始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天已经开始亮了，北京人叫蒙蒙亮。等到太阳出来时，应该是天大亮的时候，由于接近于全食了，天反而黑了。太阳再升高，日全食过去了，天又亮了。大家进行推算，在陕西华县这一带地区，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日全食，这个日全食如果有的话是发生在什么年代。首先是中国人提出来的并进行了推算，后来有一位韩国的天文学家做了比较精细的推算。再后来又有两位美国的华裔学者，用NASA的软件做了详细推算。他们提出了两个年数，一个是公元前899年，一个是公元前925年。以上仅仅是科学的推算。

在我们工程进行之中，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1997年3月9日在中国境内发生了20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这一天，中央电视台曾经做了转播。我们请天文学家和有关的学者到新疆的塔城地区进行观测，发动当地的群众来观看，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感受。结果真是天再旦，确实是天亮了，亮了之后又再黑下来，黑红黑红的，非常恐怖，然后天又亮了。天再旦完全被证实了，我们又用现在最好的软件进行计算，排除了公元前925这个年数，所以公元前899年是周懿王元年。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武王克商年。大家知道，在历史上常有一些关键的年代。我们的年代学也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武王伐纣年。要知道武王伐纣如果定不好，西周年就没法推定，而且商代以前也没法推算了。西周有专门课题，商代有专门课题，武王伐纣也要设一个专门课题。我们在研究武王伐纣这个课题时，首先就是了解过去对武王伐纣年有多少种学说。经过统计，有44种说法，而这44种说法之间大不相同。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差距是112年。112年，可以说将近半个西周了，因此对这个问题就需要特别谨慎。

我们怎么做呢？首先，在考古学上要确定武王伐商可能的范围。怎么确定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历史，周人是从西部兴起的，在商朝晚期，周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称为“先周文化”。受了大量的商人文化的影响后就称为“早周文化”，与“先周文化”差别很大，而差别的产生关键就在文王迁丰，武王迁镐。我们需要找到“先周文化”跟 “早周文化”的界面，然后测定其年代。这个道理其实早就知道，可是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是找不到这样的遗存，第二即使找到了也测定不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碳14的测定水准不可能达到那么精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遗存，就在丰邑遗址的灰坑里有大量可以测定的标本。在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遗址里面，也找到了它最早的遗存，是燕国建立之后最早的。这样，我们测定的结果就是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50至1020年之间，把原来的112年缩小到30年。我们就在这30年里面，根据金文和文献中有关武王伐纣时的天象记录进行推算。结果得出三个方案，分别是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46年。这三个方案里面，公元前1027年是不符合天象记录的。公元前1044年和西周金文的月相不好配合。最后，只有公元前1046这一年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所以最后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年。

夏商周年表的情况是这样，夏代的开始年估计为公元前2070年，夏代和商代之间的界线估计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估计为公元前1300年，这些都是框架，然后武王伐纣是公元前1046年。夏商周年表在很多地方发表过了，如果大家找，很容易找到。

我们所做的成果就是如此，那么怎样看待我们的成果？我想，尽管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比如在1999年底中科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就曾经推选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中国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在2000年又被评为中国2000年的十大基础研究之一。可是我们只能说，这个夏商周年表是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些。这个成果今后一定会得到补充和精确化。特别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个年表一定会得到更多的纠正和发展。按道理说，所有科技项目的报告都叫结题报告，可是我们的报告叫阶段性成果报告。这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阶段性的成果。我们非常希望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在座的各位朋友，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批评和指教。

最后我谈谈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我在谈第一点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从科学研究方面来说，这个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给予了一个时间上的尺度，提供了比较好的有科学依据的基础。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整个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古代文明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所以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还要进行更广泛的探索。首先要研究和夏商周有关的中原地区的文明，然后再扩大到周围地区。在年代上，我们也要往前追溯，把主要的视线放在公元前3000年一直到公元前1000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我个人来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在21世纪里开展大规模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知道，现在新学科的开辟，常常是在不同学科的夹缝里、不同学科的结合中产生的。

比如说，生物化学、物理化学，还有化学物理、地球化学，诸如此类，都是介于多种学科之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很多交叉点，会产生一些新的学科。这些新学科的研究结果，不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不能理解为这种结合就是文科利用一下理科的仪器和结论。千万不能这么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究竟是一个文科的项目，还是一个理科的项目，很难说。年代学在学科分类表里是分在天文学里面，可是它又有这么多的文科内容。以后还会开辟许多类似的学科，因此，我们如果能在这方面积累经验教训，对将来科学的发展会有一些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