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文精神与史料疏证的延续 ——评《〈史记〉日本古注疏证》

两千一百二十年前，太史公开始撰写光照日月的《史记》，最终成就了迄今为止后人研究中国两汉先秦历史最权威、最珍贵的历史著述；而《史记》巨大的史学价值和司马迁不忘父托，矢志不渝，秉笔直书的人文精神，也使得国内外的学者对《史记》和司马迁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16年2月，齐鲁书社出版了张玉春教授的新书《〈史记〉日本古注疏证》。这是国内外第一次全面梳理《史记》日本古注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张教授《〈史记〉版本研究》续笔，为研究《史记》和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了解日本古代学者的历史观，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笔者多年来醉心于《史记》这门学问，经常读到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著作，特别是2007年读张大可的《史记研究》、2010年读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和2012 年读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今天，笔者通读了张玉春教授的《〈史记〉日本古注疏证》，获益不少。

首先，《疏证》引用了大量古代的中、日学者对《史记》进行考证的残存条目，比如谯周的《古史考》、陆善经的《史记注》、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藤原英房的《史记说》和桃源瑞仙、月舟寿桂的考证。因此，本书名为“疏证”，实际上也具备一定的辑佚功效。

其次，虽然泷川资言1934年写成的《史记会注考证》至今仍研究《史记》的权威著作，但是将两部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后，会发现《疏证》相对于《考证》的三大优势：一是《考证》系日本学者搜罗材料补充作为传统成果的“三家注”，而《疏证》则是中国学者梳理海外研究《史记》的成果；第二，《考证》和本书都未能收录王国维对殷商先公先王的考证，但是本书不收录王国维的成果是为了更好保持日本古注原貌，而《考证》未收录王国维考证成果实属不该；第三，《考证》把真伪相杂的《史记正义》佚文照搬照抄，而《疏证》对待这1000多条佚文的态度则是旁征博引有所取舍。简言之：虽然本书未必能在深度上超越《史记会注考证》，但是在广度上足够弥补《考证》的不足。

当年研读《史记会注考证》，看到书末列举的参考文献有《桃源抄》《幻云抄》《博士家本解〈史记〉》之类，可是要查寻到具体条目着实很难，而这本《疏证》的确能为治《史记》者提供便利。比如：

《疏证》155 页：“去沙丘、巨鹿敛三百里。”注解：“师说：敛，不足。”——此处“师说”便是桃源瑞仙的注解。

《疏证》219 页：“鲍叔遂进管仲。”注解说：“幻谓：韦昭注：‘鲍叔，齐大夫，姒姓之后，鲍敬叔之子书牙也。’”——此处“幻谓”便是月舟寿桂《幻云抄》的注解。

《疏证》224页：“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注解中说：“菅氏说：见读依字，言被观览之下节，而即被弃去也。宜读见下节。”——这里的“菅氏说”便是“博士家本”的注解。

司马迁忍受着奇耻大辱，以残缺的躯体，不屈不挠，为我们留下了这部贯通古今，光耀千秋的《史记》，让后人在研究中国两汉先秦历史的过程中，可以无限接近和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是《史记》对中华文明传承的伟大贡献；而研究《史记》，对它进行翻译、考证、注解、注疏，也需要同样的史学态度和治学精神。惟此，才能让我们对《史记》这部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辉煌的史学巨著有更加全面、准确和科学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