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圖》這一類型的地圖，在南宋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如《玉海》中記載爲：“乾道元年七月癸丑晚，御選德殿。御坐後有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爲兩行，以黃簽標識職位、姓名。上指示洪適等曰：朕新作此屏，其背是《華夷圖》，甚便觀覽。卿等于都堂亦可依此”[8]。這一記載還有一旁證《鶴林集》卷十九“論中原機㑹不可易言乞先內修政事札子”中記“孝宗思其難不惟其易，躬其勞不于其逸，故置恢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9]。可見，《華夷圖》在當時處理國家政務中也是一種參考資料，具有極强的實用性。

當然，其也是當時士大夫瞭解天下大勢、地理形勢的輔助，如李綱在《梁溪集》卷二十四“次雷州”一詩中記“《華夷圖》上看雷州，萬里孤城㨿海陬，萍迹飄流遽如許，騷辭擬賦畔牢愁，滄溟浩蕩烟雲曉，鼓角凄悲風露秋，莫笑炎荒地遐僻，萬安更在海南頭”[10]。《朱子語類》即“先生謂張倅云：向于某人家看《華夷圖》，因指某水云：此水將有入淮之勢。其人曰：今其勢已自如此。先生因言河本東流入海，後來北流，當時亦有填河之議，今乃向南流矣”[11]。此外《鶴林玉露》卷三中記“（趙）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游焉……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笋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這段文字反映了當時《華夷圖》在士大夫日常出游中具有一定的實用性，這是中國古代地圖這一方面少有的文字資料。不過如果從携帶的角度來說，從石板上拓印的紙本或者絹本地圖似乎應該更便于携帶和使用，但是朱熹依然要製作笨重的木刻地圖，這背後所反映的問題也是值得考慮的。

二、《歷代地理指掌圖》

關于《歷代地理指掌圖》的作者，雖然在歷史上存在爭論，但是現在絕大部分學者的意見已經達成一致，排除了蘇軾作爲作者的可能，認爲真正的作者應當是稅安禮[12]。

該書最初刊刻的時間，大體都認爲是在北宋末年，如在譚其驤《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序言”中認爲“最早應刻于北宋末年”[13]、“本書初版應刊成于北宋末政和、宣和之際” [14]。曹婉如《<歷代地理指掌圖>研究》中認爲現存的宋本“除第四十四幅圖外，其餘皆出自北宋人之手……‘總論’部分肯定是宋人所撰，或者也是趙亮夫增補的”[15]。郭聲波認爲“舊板初刻于政和三年以前的可能性較大” [16]，不過他在文中還提出“《指掌圖》編撰于紹聖、元符之際”，這一推測也有一定依據，南宋中葉的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記“《地理指掌圖》一卷，蜀人稅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書肆所刊，皆不著名氏，亦頗闕不備。此蜀本有涪右任慥序，言之頗詳”[17]；清徐文靖所編《禹貢會箋·原序》中記“余家藏有《六經圖》、《禹貢圖》一二而已，又所藏宋大觀中《地理指掌圖》，其中有帝嚳及堯《九州圖》、《舜十二州圖》、《禹迹圖》……”[18]，似乎在清代還存有宋大觀本，也就是一個早于以往學者提出的政和、宣和初刊本之前的版本，當然這只是一條孤證。總體而言，《歷代地理指掌圖》初版最晚刊刻于政和、宣和之際，但該書最初編纂的時間應該更早一些。

該書文字材料的來源，郭聲波進行過詳細研究，認爲“綜觀全書，即可發現大部分文字采自一些常見歷史、地理著作，有的甚至通篇照抄”[19]，這一結論應當不誤。

該圖的繪製目的，主要是爲了讀史和瞭解天下大勢所用，這在作者自序中體現的非常清楚，即“古今輿地，披圖了然，如親履而目見之，庶乎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20]。後人也有相似看法，如寧宗時人費袞在《梁溪漫志》中記：“今世所傳《地里指掌圖》，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詳，詮次有法，上下數千百年，一覽而盡，非博學洽聞者不能爲，自足以傳遠”[21]。而且該圖在明清時期影響力是比較大的，很多歷史著作中都有所提及，如在關于《春秋》的各種注疏中多次引用到《指掌圖》，只要檢索一下《四庫全書》即可以得出這一結論。

最後一點是之前學者所未涉及的，就是《歷代地理指掌圖》中很多地圖所繪的基本輪廓都是相似的，只是根據需要增補了不同時期的不同內容而已，因此可以推測，稅安禮在繪製時很可能繪製或者參考了一幅基本的底圖，那麽這些地圖中的哪一幅最接近這一底圖呢？對比各圖，最爲有可能就是《太宗皇帝統一之圖》。

首先，該圖是所有地圖中繪製內容最少的，而且其中所繪內容絕大部分都出現在其它地圖中，最具有說服力的就是在幾乎所有時期的地圖中所出現的最為基本的政區都是相同的，即都是北宋時期的政區，也就是《太宗皇帝統一之圖》所表示的政區，只是在此基礎上疊加了不同時期特有的政區而已。

其次，《太宗皇帝統一之圖》雖然從圖名來看是北宋初年的政區疆域圖，但從政區來看，實際上表現的是北宋後期的政區，如“仙井”（宣和四年由陵井監改爲仙井監）、“南京”（應天府升爲南京是在大中祥符七年）、“北京”（大名府改北京是在慶曆二年）。該圖圖名是《太宗皇帝統一之圖》，這些內容顯然與圖名不符，但從《歷代地理指掌圖》大多數地圖所繪政區來看，這些地圖表現是基本政區都屬於宋代同一時期的，因此這再次說明《太宗皇帝統一之圖》的底圖應當是一張北宋時期的地圖。表示時間上在此圖之後的《聖朝元豐九域圖》未繪製絕大部分河流，《本朝化外州郡圖》增補了一些化外州郡，其基礎依然與《太宗皇帝統一之圖》相似。

最後，即使是後來補充的第四十四幅圖《聖朝升改廢置州郡圖》也是以此圖爲基礎，只是省略了河流，重繪了邊界，添加了路而已。

綜合上述三點，基本可以認爲《太宗皇帝統一之圖》可能是《歷代地圖指掌圖》各幅地圖中最接近底圖的一幅。

不過，《太宗皇帝統一之圖》與《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相比，存在兩處較大的差异，即遼東、朝鮮和西域部分，而且在整部《歷代地理指掌圖》中只有《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繪製有這兩個地區。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是在上文提到的底圖的基礎上增補了這兩個部分；二是上文提及的底圖是精簡《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的內容而成的，也即只保留了圖廓、河道和北宋的政區，并刪除了遼東、朝鮮，精簡了西域部份（或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有著一個更爲精簡的底本，《歷代地理指掌圖》是在這一底本基礎上繪製的）[22]。

兩種可能性無論哪一種成立，這一底本的特點是黃河是慶曆八年之前的河道，政區則是北宋時期的政區，此後在不斷刻印過程中，由於是刻板圖中的地名刻印挖改調整為當時的地名，而河道則難以進行調整，這種困難不僅是刻板的問題，還有進行修改的人的水平問題，所以今天保存的版本中就出現了河道與政區的矛盾。

三、《華夷圖》與《歷代地理指掌圖》中《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之間的關係

下文以曹婉如、孫果清對《華夷圖》和《歷代地理指掌圖》中《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之間關係的分析爲基礎，進行進一步的解析。

第一，《華夷圖》繪製時是否參考了《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

關于這兩幅的繪製時間，《華夷圖》繪製于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1117至1125年）間；《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如上文分析，刊刻時間大致也在同時，不過這是我們今天所見南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的情况，但是其繪製完成當更早一些，甚至按照郭聲波的分析可能存在一更早的版本。

不過，僅僅是對比《華夷圖》和東洋文庫本《歷代地理指掌圖》，兩圖雖然相近，但似乎並沒有直接的傳承關係，因爲《華夷圖》中陵井監尚未改爲仙井監，其表示的時間似乎要早一些，由此可以認爲其未參考東洋文庫本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而《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所繪內容較《華夷圖》更多，如繪製有北宋的路、古今地名等，東南地區繪有“鑒湖”，海中增加了一些國名，不過這也不能說明什麽問題，因為《華夷圖》中繪製有《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所沒有山脈和海南島，因此僅僅依靠這些難以判定兩圖之間的關係。

關于文字注記，曹婉如所言，《華夷圖》的文字注記應當參考了《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不過應當更爲嚴謹的闡述爲：可能參考了東洋文庫本《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或者與之有關的文獻材料。因爲現存版本《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圖記中的錯誤，如誤將“西州”寫爲“西氏”，可能是今天所存版本《歷代地理指掌圖》抄自某一更早版本或文獻時出現的錯誤，由此《華夷圖》的注記並不是對《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錯誤的修正，而是與今日所見《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都源自相同的更早的版本或文獻。

此外，也是最爲關鍵的是，《華夷圖》中基本不標注路名，但是在東部出現了“兩浙”，這顯然源自“兩浙路”，這個地名也出現在《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中，而且標注的位置也基本一致，而《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標注有北宋的各個路名，這似乎只能解釋爲《華夷圖》在摹繪某幅地圖時出現的失誤，但僅此而言難以肯定這幅地圖就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

問題到這裡並沒有結束，還需要注意另一點，即曹婉如先生注意到的兩者圖記大致相同，存在極大差異的就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箋注中“辨古今區域”的一節，在《華夷圖》的題記中進行了修改，主要是去掉了“古”的部份，不僅刪除了箋注開始部份“區域之興，古別九州，兩漢以十三州統治，晉分天下為十九州，唐分為十道，聖朝分為二十三路”，而且在後面的文字中也去除了“古”的內容。就地圖而言，《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與其箋注是符合的，即在圖中標示了古九州、漢十三州、晉十九州、唐十道、宋二十三路的政區；《華夷圖》也與其注記相符，沒有表示古代的部份。不過由此並不能簡單的認定《華夷圖》就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精簡的結果，因為也存在由《華夷圖》增繪為《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的可能，要作出判斷還需要結合其他證據。

就地圖形式而言，《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是符合常理的，即華夷的部份都敘述了歷史和現今（需要注意的是圖中標繪有夏國和契丹）的情況，可以認為是一幅歷史地圖。而《華夷圖》則比較奇怪，即圖中在中原地區，也就是長城、黃河以南標注的大多數都是北宋的地名，但在其外，也就是“夷”的部份很多都是歷史地名，甚至沒有標繪“夏國”和“契丹”，如果這幅圖是歷史地圖的話，那麼中原地區爲什麽不標準歷史地名；如果這幅地圖體現的是“華夷”的話，那麼爲什麽不將周邊的“夷”改為當時的“夷”，由此這幅地圖的定位就有些奇怪，繪製的目的似乎並不清晰。

就精簡的角度而言，從《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精簡為《華夷圖》的話，“華”的部份是沒有問題的，但“夷”的部份如果去除古地名的話所剩也就無幾，而繪圖者可能也疏於加繪當時遼和西夏的政區，而且由於兩者文字部份都記載有“宋分為二十三路，其四方番夷之地，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余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所以繪製者由此在“夷”的部份保留下了古地名而去除了今地名以符合這一圖記。而上文提及的不應該出現在《華夷圖》中的“兩浙”，也應當是對《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精簡的結果。

而從《華夷圖》增繪為《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的話，難度頗大，但也不是不可能，不過考慮“兩浙”的問題，這種可能性是極小的。

綜上而言，對于兩者的關係，大致有兩種可能：一是，兩者雖無直接的繼承或者參考關係，不過都來源于相同的祖本，這一可能性並不能完全排除；二是，《華夷圖》可能源自我們今天所見《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或者《歷代地理指掌圖》）更早的一個版本（可能是譚其驤的等說的初刊本，也可能是更早的稅安禮的未刊本），在這一更早的版本中“陵井監”尚未改爲“仙井監”。兩者中，後者的可能性較大[23]。

第二，曹婉如等認爲這兩幅圖都來源于賈躭的《海內華夷圖》，這一觀點存在值得商榷之處。

以往學者的主要依據是認爲兩者圖記和箋注中都提到“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余國，今取（列）其著聞者”以及圖中黃河下游河道的走勢。但如果通讀《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中的箋注，這段文字之前爲“本朝土宇與古齊盛，凡使者所部分爲二十三路，具見于圖”（《華夷圖》注記中省略爲“宋分爲二十三路”），通讀這段文字，其涵義只是陳述周邊“四方蕃夷之地”時參考了賈躭的地圖。而且即使曹婉如的推斷是正確的，但是從圖中內容來看，四周的文字注記大部分應當是宋人所寫的[24]，圖中的行政建置都是宋代的建置，此外對某些河道表述的也是宋代的情况，最爲典型的就是東京（開封）附近和河道（《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並未繪製），其向東南的兩支在唐代是沒有的，應該是宋代開鑿的惠民河和金水河。因此，即使以賈躭的《海內華夷圖》爲底圖，那麽其采用也只有地圖輪廓和部分河道的走勢。

曹婉如先生另外一項證據就是《華夷圖》和《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中黃河的河道應當是慶曆八年（1048年）之前的唐宋河道，這點本身並無問題，但並不能用來證明其與賈躭的《海內華夷圖》存在關係，因為也可能是參照了唐宋時期的其他地圖，因此這一點至多只是一種旁證而不是直接證據。

另賈躭的《海內華夷圖》據記載寬3丈，長3丈3尺，比例尺是“一寸折成百里”，根據比例尺推算，該圖覆蓋的範圍東西應有30000里，南北達30000里以上，顯然這與《華夷圖》、《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的覆蓋範圍存在很大的差异，此外賈躭的原圖即使不是計里畫方的也應該是有類似于今天比例尺的表述文字的。

此外，就繪製內容而言，如上文所述《華夷圖》很可能是改繪自《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且不說《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可能是根據一幅宋代的地圖為底圖繪製的，即使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或其精簡本）是《歷史代理指掌圖》繪製的底圖（參見上文），那麼其中繪製有很多唐代之前的歷史地名，而賈躭的《海內華夷圖》則只是一幅唐代的地圖，並不是歷史地圖[25]，兩者存在明顯區別。因此，《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不太可能與賈躭的《海內華夷圖》存在直接聯繫，由此《華夷圖》也很可能與賈躭的《海內華夷圖》並無直接聯繫。

此外，辛德勇在《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一文中通過引用大量文獻論證“阜昌石刻《華夷圖》之出于賈耽《海內華夷圖》者，恐怕不惟王國維所說西域、南海諸國的國名而已，其總體形式和構成要素，同樣也是由賈氏此圖漸次蛻變而來，而上述具體演變過程，猶爲有助于證實曹婉如過去所說阜昌石刻《華夷圖》‘可以反映賈圖輪廓’”[26]，此說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但需要解決上文在討論《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與《華夷圖》關係時提出的問題，即在賈躭《海內華夷圖》演變為《華夷圖》過程中，爲什麽內地的行政建置被不斷的替換為當時的行政建置，而周邊地區依然保存了唐代甚至唐代之前的歷史地名？此外還有“兩浙”的問題。

因此《華夷圖》和《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很可能與賈躭的《海內華夷圖》並不存在直接的關係，當然其繪製的資料來源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四、結論

總體而言，《華夷圖》很可能是在《歷代地理指掌圖》早期版本中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基礎上改繪的，其與賈躭《海內華夷圖》之間的關係尚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兩者很可能並無直接聯繫。

中國古代地圖，尤其是全國總圖之間的傳承關係是以往中國古代地圖學史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但一方面從邏輯而言，地圖表面的相似性無法證明地圖之間存在直接影響，而且僅僅是相似本身也是主觀判斷的結果；另一方面與地圖繪製有關的直接文字材料也比較缺乏，我們今天看到的地圖也只是曾經繪製過的地圖中的一小部份，因此對於地圖之間關係的研究在方法還有繼續探討的必要，而且作出結論時也要盡可能考慮多種可能性。

[1] 曹婉如：《<歷代地理指掌圖>研究》，《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31頁。

[2] 曹婉如：《有關華夷圖問題的探討》，《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41頁。

[3] 孫果清：《歷代地理指掌圖》，《地圖》2004年第6期，90頁。

[4] 《玉海》卷十四“祥符州縣圖經”：“《樂史傳》撰《掌上華夷圖》一卷”，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7年，274頁；卷十五“太平寰宇記”：“《掌上華夷圖》一卷”，293頁；《宋史》卷三百零六《樂黃目傳》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5]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九“趙水曹書畫八硯”，中華書局，1983年，140頁。

[6] 《宋史》卷九十九《河渠志六》。

[7]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五十四“元祐六年”，中華書局，1993年，10884頁。

[8] 《玉海》卷九十一“連屏”，1662頁。

[9] （宋）吳泳：《鶴林集》卷十九，四庫全書本。

[10] （宋）李綱：《梁溪集》卷二十四，四庫全書本。

[11] 《朱子語類》卷二“理氣下·天地下”，四庫全書本。

[12] 如孫果清（《歷代地理指掌圖》，《地圖》2004年第6期，90頁）、郭聲波（《<歷代地理指掌圖>作者之爭及我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89頁）、譚其驤（《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頁）。

[13] 譚其驤：《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頁。

[14] 同上，3頁。

[15] 曹婉如：《<歷代地理指掌圖>研究》，《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31頁。

[16] 郭聲波：《<歷代地理指掌圖>作者之爭及我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89頁。

[17]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40頁。

[18] （清）徐文靖：《禹貢會箋·原序》，四庫全書本。

[19] 郭聲波：《<歷代地理指掌圖>作者之爭及我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91頁。

[20] 宋本的自序爲蘇軾所作，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的自序則爲稅安禮，既然已經認定該書爲稅安禮所著，那麽這一自序當歸于稅安禮。

[21] （宋）費袞：《梁溪漫志》卷六，四庫全書本。

[22] 還可以發現兩者之間一個更爲細微的差异，即《太宗皇帝統一之圖》上幾乎所有較大的河流都標注有河名，而《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大多數河流也標有河名，但却沒有標注“大渡河”，因此似乎說明《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是以近似于《太宗皇帝統一之圖》的底圖爲基礎繪製的，但也有可能是《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繪製時出現的遺漏，由此上述兩者可能性都存在。不過，這只是基于現存的南宋刻本的分析，不知道之前的版本是否即是如此。

[23] 《華夷圖》中標繪了“大渡河”，不過這幷不影響上述的結論。因爲這可以解釋爲，或更早版本的《歷代指掌圖》中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可能標有“大渡河”；或在以《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爲底圖的基礎上還參考了《太宗皇帝統一之圖》。

[24] 如“夏國自唐末拓跋思恭賜姓李氏，宋端拱初賜以國姓，至寶元六年元昊始僭號”；“甘凉五州即漢武時取渾邪、休屠王地置河西四郡，南隔諸羌、據二關斷匈奴右臂以通西域。宋初以來朝貢不絕”等。

[25] 對此可以參見辛德勇在《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燕京學報》新二十八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9頁。

[26] 辛德勇在《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燕京學報》新二十八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