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共和政体与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共和立场

从教科书对清初内政措施的叙述可见，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清朝可谓是态度一致而立场不同：都是对清朝统治持批判态度；北京政府时期从“共和”立场批评清朝专制制度，南京政府时期从汉族立场批评满清的民族压迫。民国教科书对清朝内部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政变、清朝灭亡等的叙述，与清初内政叙述相同，也有着从共和到汉族立场的转变。(32)这种叙述转变，对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演变有重要意义。

民国共和政体的建立，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局面。同盟会成立时就宣称民权，创建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得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33)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强调去除专制政治，倡导民主共和：“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34)“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3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享有各项自由权利。民国废除帝制，宣布共和，是要摆脱“君权神授”的政治法统，通过“民主立宪”将国体从传统帝国转变为现代民主国家。(36)一时间，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帝制活动和张勋复辟等都因违背共和民国宗旨而失败。

民初在民族问题上注重五族共和。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多位于边疆地区，国家统一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清末新政以来，部分民族就出现分离倾向。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与“恢复中华”的宣传，使他们对民国抱有疑虑，蒙疆等族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图谋独立。(37)为安抚蒙藏等族，新成立的民国主张民族平等与五族共和。民国成立时，孙中山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起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38)《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五族共和与平等政策为北京政府所继承。《劝谕蒙藏令》宣称：“现政体改革，连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以昭大同而享幸福”。(39)倡导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对吸纳少数民族参加民国、维护国家统一有重要意义。

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都强调“五族共和”。很多教科书叙述中国民族时，都列举了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人种)，认为正是这些民族共同组成了国家，“中国人种，自有史以来，即以种种之关系，及种种之组织，联合而为一伟大国民之团体”。(40)有教科书对以往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书写进行了批评：“吾国历史，向以汉族为主，于他族多有贬辞。本书以五族共和为纲，故于满蒙回藏四族之肇兴与进化及其势力分合等，皆搜求靡遗，以符现世；其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等，绝无轩轾，借联五族之感情，而融洽一气。”(41)养成共和国民也是这一时期教科书的重点。商务印书馆强调新编教科书“博采世界最新主义，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民国成立，数千年专制政体，一跃而成世界最高尚、最完美之共和国。政体既已革新，而为教育之根本之教科书，亦不能不随之转移以应时势之需要。”(42)中华书局在编辑历史教科书时指出：“在发挥我国国民之特色，而更推究其贫弱之原因，故于专制之成因及流毒，言之较详；而社会变迁、风俗隆替，尤所注意，庶学者读之，得知现势造成之由来，藉资反省与空谈往事而徒记姓名者不同。”(43)

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清朝史叙述，与民初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教科书编写要求一致，都是持共和立场，突出共和精神的培养。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确立，南京政府时期，对清朝历史的叙述立场发生了变化。

五、党国体制：政治认同与汉族立场

民国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变化时代，经历了从民初共和政体到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变更。国民党南京政权是在广州政权基础上，经过北伐推翻北京政权而建立的。国民党政权虽然继承中华民国国号，但其政权性质与北京政府有很大不同。在广州、武汉时，国民党就建立了党治体制，强调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44)国民党三大规定“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45)国民党政权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党治，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表征。(46)党国体制的国体宣示是三民主义，但是作为一种政体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归属与这一国体所宣示并不相同。这一政体真实表达的是主权在党的权力归属，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国民名义上是主权者，却只能是被规训的对象。(47)

党国体制改变了国家、政府的属性，也改变了党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国民党政府以孙中山继承者身份成立，其正统性来源已非国会，而是革命领袖的遗嘱。(48)民主共和不再是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党治”取代共和成为认同的中心。在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党居于国家政权的中心位置，国家成为党治国家，国民政府为党治政府。(49)党居于民族与国家之上，民族与国家处于次要与服从的地位。对国民党统治的认同在民族国家认同中居于首要地位，中华民族与国家认同成为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工具。为了维护国民党统治，国民党政府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党国体制“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此前谈‘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50)任何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民主共和的诉求，都有可能引起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联想，危及到国民党统治而不被政府提倡。共和立场不利于国民党统治而被放弃。

在民族问题上，南京政府实际实行的是汉族同化政策。依“总理遗教”训政的南京政府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51)广州国民党政权建立前后，孙中山反对民初五族共和而主张汉族同化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此民国成立以来，所以长在四分五裂之中”。(52)“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的民族主义”。国民党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53)北京政府实行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的政策，为一些民族分离要求提供了理由，这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也是国家不能真正独立的原因。从现实民族问题出发，必须改变民初五族共和的提法，实行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同化政策。孙中山的汉族同化思想成为南京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依据。

实行民族同化政策更有利于维护国民党统治。孙中山反对五族共和，不唯是出于现实民族问题的考量，一个主要目的是批评北京政府，以确立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北京政府无法解决民族问题、无力维护国家统一，已经丧失了政权合法性与统治正当性；要维护民族与国家统一，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实行汉族同化。孙中山汉族同化是以政治统合为目的，蕴含了“以党治国”体制的雏形。(54)汉族同化政策不仅与中国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紧密相连，也与国民党统治有很大关系，是维护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手段。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随着其全国统治的确立，在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这一政策。越是在国民党统治发生危机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越是会加速实行以汉族同化为中心的民族政策。

党国体制下，维护国民党统治认同成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汉族同化因有利于国民党统治而受到重视，成为国民党政府民族政策的实际内容。国民党统治与汉族立场兴起的影响，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社会中汉族意识的态度大致可见。

六、民国社会中汉族意识的参照

汉族意识在民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着。满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以来，推动了各民族间同化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但其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导致的满汉矛盾事实存在。民国成立后强调五族共和与平等，清末排满的汉族立场因为不利于国家统一而被北京政府放弃。但是，清代以来的满汉矛盾记忆并未消失，依然有很大的影响，成为民众民族主义与爱国思想的一个渊源。晚清的种族观念从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就被注入教科书中，在民国成立以后渗透到更低的教育层次，它已内化为青年学生的思想。(55)晚清种族观念给民国一代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人爱国意识正是从种族革命出发，最早接受的正是反满种族革命思想。鲁迅在民国时代即大谈“排满”以改造国民性，(56)倡导民族统一的孙中山，一生基本未放弃汉族主义与民族同化思想。(57)清末的排满思想成为民国民众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北京政府时期一些文学作品与清史著述，秉持汉族民族革命史观。(58)

1930年代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促成了中国民族意识的高涨，同时激发了汉族意识的兴起。当时中国遭到日本的侵略，与明末汉族遭受满清入侵相比照，被视作自明末以来中国所受侵略的一部分。萧一山认为：近代史可以民族革命分为三期，第一期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满清，第二期是列强帝国主义，第三期前一段仍是列强帝国主义，而自抗战始则变成日本帝国主义。(59)这三期民族革命有一定的连环性，其缘于满清对中国的统治，因此反满与反帝以及反对日本侵略是紧密联系的。1930年代的情势与民族主义者面临的任务，与清末颇多相似。面对日本的侵略与国内部分民族分离倾向，选择一个民众较为熟识的汉族立场，要比理论上论证中国各民族是一家更有利于唤起民众。晚清排满思想与汉族立场重新兴起，用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排满”有利于汉族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汉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觉醒”。(60)汉族立场由清末排满工具转变为1930年代反抗日本侵略的工具。

整个民国时期，汉族意识在民众观念中居于重要地位，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待这种汉族思想的态度截然不同。北京政府注重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在组织与文化上积极推进五族融合，对社会与民众间的汉族意识，认为它们与“共和政体相违背”，伤害了“满汉间的团结情感”而被废止。(61)日本侵略与中华民族危机，要求凝聚全民族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然而此时，国民党政府却强化民族同化政策。

南京政府时期，国内民族分离问题与国家统一危机并未缓解，相反，随着日本的侵略却进一步加深。如何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不仅关系到中国民族抗战，关系到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也关系到国民党统治的稳固。为此，国民党政府加快汉族同化步伐，提出中国民族关系上的“宗族”说，认为中国只有宗族而无民族的差别，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宗族”：“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我们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62)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原先的一些边疆地区成为重要地带，国民党政府努力推行边疆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务使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扶助边疆各族的自治能力与地位，赋予以宗教、文化、经济均衡发展的机会，而增强其向心力与团结力，对于整个国家与中央政府，共同爱戴，一致拥护，和衷共济，休戚相关。”(63)国民党民族政策受到共产党的批评，这种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这种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64)

对待社会中的汉族意识，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的态度明显不同：北京政府强调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抑制社会上的汉族意识；南京政府对清朝史叙述则采取汉族立场，利用和激发汉族意识，其中缘由，正与国民党统治建立与党国体制确立有关。政府的态度差异，在作为政府教育政策体现物的教科书中有明显的反映，也体现了政权变更对民族主义的影响。

七、政治认同下的双重民族叙述

国民党党国体制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认同优先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改变了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为了争取各少数民族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双重叙述策略：一方面积极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将各民族融入到汉族中；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历次会议和重要决议都宣称民族平等，扶持边疆民族自决。(65)这种叙述方式，使国民党民族政策存在一定的矛盾，影响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为了贯彻国民党政府民族平等政策，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都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述。民国时期正是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时期，民初以来就一直强调中华民族是合汉、满、蒙、回、藏、苗等几大民族而成。北新书局《高中本国史》认为，中国“各民族大都为汉族所同化，其小部分未同化者，则系交通阻塞所致；他日建设事业发达，诸民族混为一体，同谋民族主义的完成，为历史上别开一新纪元”。(66)百城书局《本国史》将“民族的融合”作为编写的重要指针，该书详细列举了各个时期融入汉族的民族，汉族正是吸纳了各民族的成分而形成一个大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融合中，已经没有区别，“民国成立后，所有域内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一律平等，当更易铸成伟大的民族团体”。(67)新亚书店《初中本国史》指出：中国民族的一个特点是民族国家融为一体，“民族即国家，国家即民族”，汉族几千年来为同化他族的主体，所吸收的异族不下百数，从没有歧视他族的地方。中国在近代虽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的自信力有些动摇，但是“只要扩充固有的宗族团体，组成民族的大团结”；将来的历史就会有进一步的光荣。(68)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大多直接以“中华民族”或“我国民族”为题来讲述，“各族共同体”含义的中华民族认识成为不证自明的常识。(69)

1930年代的民族危机，教科书更加关注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叙述。1930年代后日本侵略引发的中华民族危机，要求联合中国各民族共同抵御日本侵略。此时教科书中，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侵略的内容增多，注意宣扬各民族平等与融合，致力于凝聚全民族力量来抵御日本侵略。文化学社《高中本国史》写道：“中华民国，为六大民族所组成，即汉满蒙回藏苗是也。……我国虽号称为六大民族，而今已日渐同化，感休戚之相通，怀外患之日迫，泯除陋习，沐浴华风，中华民族之构成，是所企望于异日哉。”(70)文化学社《初中本国史》特别指出，在中国民族关系上，“以为中华民族是个整个的，不可分析的，而特别注重其混合同化的史迹，和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民族平等精神”。今天中国六族，“其间之混合同化，盖已无迹可寻，而成为一整个的中华民族。故在吾国今日，所谓汉满蒙回藏苗，实不过历史上的方便名词，于民族实情，毫无所当，今日所益称者，只‘华族’二字而已”。(71)世界书局《初中新本国史》在编写凡例中指出：“凡历代民族的融合，特别叙明，使知我整个的中华民族的由来，以启其团结一致的信念”。(72)南京政府时期一直较为注重各民族团结，在1940年代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还是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提出：“叙述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注意各支族间之融合与其相互依存之关系，以阐发全民族团结之历史的根据。”(73)

从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叙述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叙述占重要地位，国家试图通过这种叙述来确立民众的整个中华民族观念；但需注意的是，中华民族叙述主要出现在“编辑大意”以及“中华民族”总论部分中，在具体事件叙述上则持汉族立场。清朝史叙述的汉族立场，显然与中华民族要求产生了矛盾：不仅与清末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现实相矛盾，背离了融合中国各民族形成一个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要求，不利于加强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也背离了危机中的中国以凝聚全民族力量抵御日本侵略的要求，不利于团结各民族以维护民族独立。汉族立场也与教科书自身关于中华民族的叙述相矛盾，背离了教科书中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的教育要求。这种双重叙述与民族政策以及教科书本身存在着内在冲突，给国民党统治带来了多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