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中，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近代知识分子倡导新学时把挽救民族危亡当成首要任务，希望加强国民教育，帮助国人养成国家、民族的整体观念，使青年和学生担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因此，当时对于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受到学界重视，并被引入国民教育当中，成为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开篇内容。由于当时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加之科学研究滞后、学术话语权薄弱，使得自17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所主张的中华民族应从西亚、埃及寻找根源的各种民族起源“西来说”纷纷传入国内，一度影响甚为广泛。

1903年，日本学者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在中国出版，“此书是博文馆出版的‘帝国百科全书’之一种，正是这本通俗读物触发了清末知识界对‘西来说’的关注。”（孙江：《拉伯克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随即，“西来说”被引入传播公共知识的各类著作当中，“一般讲述历史、编纂地理者，大率奉为圭臬。”学界名流梁启超、章太炎等亦“翕然赞同，初无异词，且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浙江图书馆1915年校刊本）刘师培在《思祖国篇》、《华夏篇》、《国土原始篇》，丁谦在《中国人种从来考》，黄节在《种源篇》、《立国篇》等著作中，从不同角度对“西来说”加以肯定。在诸多“西来说”中，又分为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等，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巴比伦说。它最初由蒋智由（观云）在《新民丛报》上推介，并在《中国人种考》一书中详加说明：“今全地球著名之各人种溯其始，无非由迁徙而来，后始为人类。一无变动而直为土著，以至今日此殆人种中绝无之例。然则中国人种，其原始不生于中国，此固可与他人种以同一之例相推……”

学界观点直接影响着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阐释，“西来说”的一些观点在相关教科书当中也有所体现。清末经过新学制改革后，逐步建立起较为科学的学科体系，而当时各学科都极缺正规的教科书，翻译他国现成的教科书便成为通行做法。当时不少教科书中的诸多观点、内容、体例都直接来自日本，国内教科书关于民族起源问题的论述也受到日本的影响。例如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所著教科书《东洋史要》称：“汉族，东洋史中尤重要之人种也……此族盖似于邃古时，从西方移居中国内地，棲止于黄河两岸，寖假蕃殖于四方。古来搏东亚文化之先声者，断推此族也。”【桑原骘藏著，金为译述：《东洋史要》（卷一）（中学堂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此后国人所编教科书大多认同或延引桑氏的提法，如陈庆年所编《增订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中国种族于上古最远之时，由西北方迤逦入中国内地。”潘武的《历史教科书》认为“汉族上古由帕米尔高原东迁繁殖于黄河沿岸，后遂蔓延全国。经周秦汉唐宋明而其势益盛。”（潘武：《历史教科书》（讲习适用），中华书局1913年版）此外，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赵玉森《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等都持此观点。特别是刘师培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堪称当时“西来说”的主要代表，书中写明：“中国人民，近世称为汉族，与亚洲之民，同属黄种……然汉族初兴，肇基迦克底亚，古籍称泰帝。泰帝，即迦克底之转音，厥后逾越昆仑（今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夏（今中亚细亚），自西徂东。以卜居于中土，故西人谓华夏之称，起于昆仑之花园。”

清末民初学界之所以出现“西来说”的民族起源观，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外比较流行此观点，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很注重通过报纸、学堂等新式途径，大力传播西方近代社会的各种学说理论，“西来说”由此被引入中国并加以传播。另一方面则由于当时我国考古学、人种学等相关学科尚不够发达，缺乏确凿的文字资料或考古发现驳斥“西来说”的谬误。而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出于现实的需要，认为此学说有益于证明汉族是世界上的优秀民族，和西方民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由此可以提振士气和精神。

对于民族起源“西来说”的流行，也有不少学人基于政治、学术等考虑提出质疑。例如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观《中国人种考》，系诸暨蒋观云所作，搜罗众说颇众，但不免失之支蔓而已。至其主张汉族西来说中，黄帝系迦勒底帝廓特奈亨台与否之问题，汉族系丢那尼安族与否之问题，神农系塞米底族之吾尔王朝之沙公与否之问题，则犹无确切之解释也。”（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702页）夏曾佑在其《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提出：“近人言吾族从巴比伦迁来，据下文最近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余年后，法德美各国人，数次在巴比伦故墟掘地，所发见之证据观之，则古巴比伦人，与欧洲之文化相去近，而与吾族之文化相去远，恐非同种也。”

清末民初民族起源“西来说”的传播，既反映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也蕴含了当时知识界追求新知、介绍西学以及救亡图存的努力和探索。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清末民初的民族思想观、民族教育观以及知识分子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当生存和主权成为民族延续的首要目标时，追溯民族起源、探索民族特性等自然成为知识阶层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民族问题还不甚了了的国人，在“对于促成西方民族国家优势的一切技术、制度、体系和思想进行广泛的研究”的潮流之下，从强势的西方寻找答案，信奉所谓民族起源“西来说”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而随着国人对此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对西学中学关系的重新定位，对这一观点的迷信也就烟消云散了。

尽管如此，当时关于民族起源的讨论在客观上仍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不仅促进了学界对民族起源问题的认识，而且对以中小学生为知识主体的普通民众的民族观的养成也有助益。其一，民族起源的讨论对民族问题的学术研究起到无形的促进作用，正是在关于民族起源观、“民族”概念的界定等问题上的论争和探讨，逐步增强了民族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准，拓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其二，民族起源的讨论使民族观念进一步普及并深入人心。清末民初学界对民族起源观的争议，以及历史教科书对民族起源观的介绍，虽然不乏谬误，但在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其激发民族意识，推广民族自强观念的作用却不容小觑。在各种历史教科书中，开篇往往从民族起源讲起，对中华民族先做一整体介绍。虽然教科书中“种族”、“民族”、“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等各种概念交相混用，但毕竟为国人提供了“民族”这一视角，有关民族的各种概念和观念进入普通民众的认识思维中，对民族的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