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与丛书是我国古代两种不同的图书编纂形式，在我国古代文化传播中的具体作用有相同也有不同。本文即从三个方面对两者的作用试作比较。
一、在保留古代文献上的异同
类书与丛书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在古代文化的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都功不可没。类书是将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类别或韵目等方式编排、以便寻检的具有工具书性质的书籍。由于类书是从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书籍中辑录有关字句、片断，甚至整部书而形成的，所以，每部类书实际上都是对其以前所存在的某些书籍的另一种形式的保存。事实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古代的许多书籍已经失传，但由于辑录其书的类书还在，其书的内容便可以通过类书保存下来。《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叙》就曾指出：“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保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阮元序《仿宋刻〈太平御览〉》在谈到《太平御览》的价值时也说：“存《御览》一书，即存秦汉以来佚书千种矣。”
正是由于类书中保存了许多佚文的内容，所以，后人常常依据类书辑录已经失传的书籍。如明代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许多诗文便是取自《艺文类聚》。清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不少材料是由《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里录出的。另外，如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孙星衍辑《苍颉篇》等等，无一不凭借于这些有名的古代类书。直到近代，鲁迅辑《古小说钩沉》，内容的主要来源，也是《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而《永乐大典》等大型类书，更为学者们所重视。从这部类书中，后人曾辑出多种佚书。只在编辑《四库全书》时，当时的学者便从该书中辑出佚书388种，现代人朱启钤、刘敦桢也从该书中辑出元代薛景石所撰的工程书《梓木遗制》，胡道静从该书辑出宋代吴怿所撰的农艺书《种艺必用》以及元代张福所撰的《种艺必用补遗》，等等。
类书还可校勘古籍。古代书籍，有的尽管没有失传，流传于世，但由于年代久远，多次传抄传刻，难免出现错误、脱落和倒简，所以需要校勘。而类书常被人们认为是作校勘的最好的参照书。这是因为，类书征引古籍，用的都是当时或更早的版本，而越早的版本，传抄传刻的次数就越少，出现错误的机会也就越少。清代是校勘之学最兴盛时期，其时，学者们无不重视类书在校勘中的作用。谭献在《复堂类稿·日记》卷一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读书杂志》校《大武篇》，补脱最为有功，只是细考旧类书耳。”谭献在此谈到的是这样的情况：《逸周书·大武篇》中当时存本脱落375个字，前后已无法衔接。人们在此处多次删改，终不能厘正。王念孙根据《北堂书钞》武功部所辑录的片断，对此作了校补，使《大武篇》恢复了原来面目。这只是其中一例。通过类书而校勘过的古籍很多，因此范希曾在《书目答问补正》中才这样估价类书价值，他说：“古类书不特所引佚文足资考证，即见存诸书，亦可订正文字异同。”
丛书在保存古代文化上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丛书所保存的往往是古籍中的善本、珍本、孤本。众所周知，一部古籍在长期流传中，在多次传抄、传刻中，难免发生脱漏、删节以及形近字混淆等现象。因此可以说，距离出书年代越近的版本越接近原著的面目，越可靠，也就是“时近迹真”。从这个意义上说，丛书所收载的古籍比流传下来的单行本更有价值。这是因为丛书收集的版本往往是在当时诸多版本中进行选择并经过校勘的版本。特别是在清乾嘉时代所辑丛书都是当时的藏书家、校勘家和学问家所汇刻的。如黄丕烈的《士礼居黄氏丛书》、孙星衍的《岱南阁丛书》、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孙继涵的《微波榭丛书》等等。经过这些学问家校勘订正的古籍，其价值便远远高于同时代流行的其它版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丛书比单刻本更易于流传。部头越大的书，越易于受到重视，越易于保管，这是人人都首肯的简单道理。丛书在实际生活中，正是适应了这个简单道理。那些诸如反映风物民情、山水地志、寺庙宫观、技艺弈博、琐事异闻、茶酒志怪等“雕虫小技”的作品，篇幅短小，没有机会单刻，极易散失。但如果把它们通过丛书的形式汇集起来，就会流传下来。那些不著名的诗文别集，以及唐宋以来复杂繁多的笔记杂著也是如此。没有丛书，他们就很难存在。如我国最早研究水稻种植的专著，即明代黄省曾的《稻品》，篇幅仅一卷，从无单刻本，在那个不甚重视科技的时代，这样一部著作是很容易失传的，但《广百川学海》、《百陵学山》、《夷门广牍》三部丛书里收集了该书，就使该书流传下来。还有一些书，当时虽然有单刻本行世，随着时间流逝，单刻本逐渐罕为人见了，但在有关的丛书中，人们就可以找到它们。如宋代唐积的《歙州砚谱》和米芾的《砚史》，虽然前者有明华氏刻本，后者有宋刻本，但已很难见到了，而在《百川学海》、《学津讨原》、《说郛》、《美术丛书》中，都可以查到它们。有人做过统计，我国流传下来的古籍图书约10万种左右，其中收入丛书中者约8.5万种。赖单行散刻流传者，为数仅1.5万种。可见，古籍丛书在整个中国古代典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清代学者李慈铭说过：丛书刊刻，使古代典籍“存者得以不坠，著述之未成者荟萃而可传”，“丛书之功，在天下为最巨。”
二、在为研究工作提供服务上的异同
类书是具有百科性质和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在进行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类书可以为查找资料起“索引”作用。研究古代文化，必须搜集有关文献资料。类书是按照门类或韵目编排的，便于在需要时进行查找。虽然类书上的资料都是第二手的，但由于类书所辑录的内容通常都注明出处，可以按着出处去核对原文，这就免去了人们漫无边际地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寻找资料的辛苦，省时省力。
其次，类书也可以直接提供研究工作所需要的资料。有些被类书辑录过的书籍，由于岁月流逝而失传了，其内容依赖类书得以保存，所以，古类书所辑录的内容就成了仅存，古类书就置代了第一手资料，直接为研究提供服务了。
最后，类书也可以解决学术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如，蔡元培在1919年辞去北大校长时，曾以“杀君马者路傍儿”为喻，婉谢别人对他的挽留。此语何义？是怎样一个典故？在新旧辞书中均查阅不到。然而翻检类书，问题得到了解决。《艺文类聚》93卷和《太平御览》897卷俱引汉应劭《风俗通》，辑录了此典。原来此典是说，某长吏长期在厩中用丰美的饲料喂马，使马长得肥壮却极少外出示人。后马外出时因一小儿在路旁观看而惊死。此典深寓“爱之适以害之”之意。此典后被收入《辞海》修订本中。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也是脍炙人口的，但《三国志》却无此记载。翻阅《初学记》可在戚部中查到此典并可明了出处。此外，不了解“指南车”的由来，查阅《北堂书钞》的“车部”就可以找到记载；不了解“寒食”是怎么回事，翻一翻《初学记》的“岁时部”就可以找到有关寒食的传说和古代民俗的描述，如此等等。
丛书是多种图书的汇集。丛书的编辑规模有大有小，大的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几乎收录了当时的大部分图书，小的可能只辑录了几种图书。但不管规模大小，所辑录的图书之间一般都有联系，或是图书性质上的，或是图书内容上的，或是图书作者方面的。丛书中所收集图书之间的联系，为研究者研究一定的学术问题提供了方便。如，要研究某地区某学人的学术思想，就可直接翻阅专门辑录本地学人著述的丛书，不必费心四处寻找。要研究中国古人对医学的研究状况，也不必在浩翰的古文书籍中一部一部地寻觅，找一部辑录古代医学著作的丛书即可。所以，有人说，备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这三大部古籍丛书，就基本上具备了研究我国古代文史哲一般问题的条件。因为这几部丛书可解决70%到80%的资料问题。这个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如果不是泛泛地研究古代文化，而是具体研究古代文化中的一个课题，那么，那些专门性的丛书就可以帮助研究者解决大部分资料问题。如一个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人，如果具备了《音学五书》、《泽存堂五种》、《楝亭五书》、《小学汇函》、《许学丛书》5部丛书，就可以做到大部分资料不再外求。正因为丛书有如此功用，所以，张之洞对丛书是极为推崇的。他曾说：“为学者计，止有多买丛书一法，购得一书，即具数种或十数种……学者过市遇丛书，可检其目，多古籍者，万不可忽。”
三、对现代图书编纂影响上的异同
类书与丛书，作为两种不同的图书编纂形式，对现代图书的编纂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类书奠定了中国现代百科全书的基础。从内容上看，类书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类的专题性质的，一种是囊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知识的，前者如《艺文类聚》、《太平广记》等，后者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后一种类书的内容“区分胪列，靡所不载”，“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十分接近现代的百科全书。从形式上看，类书辑录资料有的是采取分类编录的方式，有的是采取韵编方式，有的则是以数目字来编录资料的。分类是类书的一般编录形式；韵编类书较之类编更便于寻检；以数目字来编录类书，则是以数字为纲，聚集事实，也是便于检索的形式之一。从用途上看，编纂类书有的是供一般检索用的，有的是为诗文取材用的，有的是为科举考试用的，有的是供启蒙用的，也有的是供家常日用的。也与现代百科全书的用途十分接近。所以，人们一直把类书称为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图书。《英国百科全书》在介绍百科全书的历史时，列举了我国古代《艺文类聚》等二十余种著名类书，其中明代的《永乐大典》被西方称为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我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姜椿芳也曾赞扬过《永乐大典》是“世界百科全书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而我国清代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则被西方学者径称为“康熙百科全书”。
诚然，古代类书与现代百科全书是有区别的，不能说我国现代百科全书就是由古代类书直接发展而来的，但现代百科全书与古代类书的发展联系又不能妄然切断。在古代类书与现代百科全书之间存在着一条文化发展的轨迹。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百科全书的诞生，不只是来自世界百科全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古代类书孕育、影响的结果。
丛书则是更有生命力、更为后人重视的图书编纂形式，对现代图书编纂的影响尤大。首先，它的形式适合现代文化发展的需要，继续为人们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重印、重辑的各类古籍丛书已超过二百余种，并且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该书按照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将资料系统而完整地收集到了11个分辑之中，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丛书》和《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也是这样。前者汇集了唐至清代的有关小说、戏曲、作家传记等重要笔记杂著37种；后者汇集了自刘勰《文心雕龙》到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历代诗话、词话39种，成为该方面研究人员重要的学术参考书籍。其次，古籍丛书的编纂方法为现时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人们从古籍丛书的编纂中不断总结经验，使丛书在专门化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建国以来，特别是80年代之后，我国几乎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都有专门性丛书出版。如在文学领域，有汇萃文学作品的丛书，像《当代作家自选丛书》、《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有文学研究方面的专门丛书，像《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再如历史学科，有反映整个中国历史常识的丛书，有专门辑录重要历史事件或人物的丛书，有些朝代还有反映各个皇帝传记或轶事的丛书等等。
综上可见，类书与丛书在古代文化的传播中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对现代图书的编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两种重要的图书编纂形式。
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