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圣经”——“四书五经”

“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孟子》是孟子以及孟子的弟子所著之文章；《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旧说为曾子所著，当代学者则认为是秦汉时期儒家的作品；《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旧说是子思所著，但当代学者亦认为可能是秦汉儒家的作品；《诗经》是周代的诗歌汇编；《尚书》是“上古之书”，收录的是殷周时期的文件或者事迹追忆；《礼记》讲周朝的管制、礼仪和意义；《易经》据说为周文王所作，是一部历法和哲学之书；《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四书之名始于宋代。四书跟孔子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五经亦经过了孔子的整理和诠释，因此，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我们或者可以把四书五经称之为“轴心时代”的思想成果，这也是“四书五经”被后世视之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四书五经与科举制度

“四书五经”作为一个“文本集束”放到一起并称，则跟科举制度有关系，因为科举考试要考的内容，基本出自四书五经——宋之前重五经，宋之后重四书。余英时先生著有《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一文，说之甚详。大致来讲，科举是一项制度安排，统一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向全国各地的“士”阶层选拔人才，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职务。之所以向“士”阶层选拔人才，是因为“士”是经典教育和精神修养的产品，他们拥有政治秩序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识技能。余英时先生认为，正式的科举制度始于汉武帝时期，而从公元前2世纪就有萌芽，到1905年废止，实行了两千年之久。王若叶在《用年表读通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则认为，科举制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汉代的察举制，以德取人，是一种“尚贤”的传统。到了隋文帝则废除魏晋以来实施的九品官人法，创立进士科，改行“贡举”，赋予科举新的生命，后世多称为“科举”。这才是科举制度之始。唐朝科举制度已经完备，每年秋天，各地“举子”到京城应考，时人有“槐花黄，举子忙”之说。不过，唐朝的科举制度游移在“尚贤”与考试之间，晚唐科举弊病甚多，政府与举子都希望实行“至公之道”。唐末五代时期，文风衰微，到了宋朝宋太宗时期，开始兴建“文化王国”，广开科举，扩大取士名额，宋太宗甚至亲临考场，以示隆重。宋朝从考试制度上落实“至公之道”各自措施堪称完备，对后世影响深远。宋之前，“士”是一个特定的阶层，宋开始，“士”指的是科举的参与者，“农工商”皆可以通过读书成为“士”，宋朝的做法强化了社会流动，意义是积极的。

值得一说的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价值观乃是科举社会的价值观。宋真宗时向社会发布《勤学》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屋，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我们熟悉的“书香门第”、“耕读传家”、“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等对读书和文化的崇拜，听起来很美，但大致都要落到“科举社会”这个背景的实处，知道所谓“学而优则仕”的进路，才明白其中的意思。这种极为功利主义的读书观，对现在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我们现在对这个悠久的读书传统采取“抽象继承”的做法，只问读不读书，不问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读了之后干什么……则难免谬种流传。因此，不得不说，我们对传统读书观的具体内涵缺少分析梳理，这当然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

余英时先生对科举为什么要把“四书五经”作为考试的文本，亦有详细的说明。宋之前以“五经”试“士”，宋之后，以“四书”试“士”——尤其是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基础文本。一般认为，汉代“罢黜百家”，宋代则将程朱“道学”定为一尊。但事实上，从战国到汉代，“六经”（五经加上乐经），就已经被尊为“圣典”，“圣典”不是任何人的私人著作或者言论，而是“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实际业绩。清代章学诚说“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也就是说这些是政治性的教材。至于“四书”成为“圣典”也不是程朱的“道学”私产，而是学术界的公认。至于“四书”的内涵则由“五经”较强的政治性转向除了政治之外，亦有哲学义理、修养功夫等其他方面了。

现代社会如何读“四书五经”

于是我们现在可以来谈谈在现代社会怎样读“四书五经”了。首先，科举制度结束也110年了，“四书五经”不再是我们应试教材，不再具有让读者读书做官的功能，因此，我们大致应该也可以把它们当作是纯粹的思想文本来阅读，当成是历史经典来看待，我们可以单纯是为了像布鲁克所谓的“扩张自我”而读，这样，其中的思想资源仍然可以为我们所用。

其次，“四书五经”作为“圣典”，在古人眼力，它们都出自圣人之手，难免高山仰止，要戒慎恐惧。但在今天，我们不妨把它们请下圣坛，当作人的作品来对待，读者不必先行自我矮化，好像圣人所言就是对的，好像圣人的思想就是无法超越的，不妨以平常心去读它们，从中吸取思想精华，但也未尝不可以大胆质疑乃至批判。

第三，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其文明的多元化程度是古人所未尝一见的。我们今天以全人类的优秀思想成就作为坐标系，则“四书五经”也不过是其中之一，并非全部，也绝非最高。我们之所以读它们，是因为我们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人类思想曾经取得的成就、曾经达到过的高度。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我们之需要知道这些经典的思想是什么，就已经足够了。就算是有所“误读”也不是什么大不得了的事情。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学者一样读得那么专精，要求普通人也必须读得专精否则就是没文化的说法不仅自大而且迂腐，今天值得我们去学习掌握的文化成就实在太丰富了。

应该强调的是，重温经典如“四书五经”之类，除了清楚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来路、明白中国人的身份界定、找到中国人的生命根据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创造出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的文化思想成就。仍然是那句话：文化的一切返本都是为了开新，如果不能开新，则返本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不能启发我们做出新的创造，那么，则对经典的重温就是徒劳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