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的藏书事业，无论官藏、私藏或是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然而，恰恰又是这看似铁定的事实在近代以来的诸多学者中却见仁见智、或褒或贬，纷争不断。举个极端的例子，私家藏书秘惜不宣，旋聚旋散的现象，在许多著述中是被当作一种罪责看待的，不少的藏书家也由此列归历史罪人。所以如此的理由说来十分简单：既然你藏了书，就该向公众开放，就该持之以恒代代不散，否则，因为你的聚藏而使别人看不到藏书，而使藏书集中毁散，你便有过失罪责，便愧对前期当世后代。在学人的喋喋纷争中，对我国历代藏书家的功过是非这一重大问题便迟迟不能给一个大致公允的、合乎历史事实的明确说法。盖棺不能论定，这或许不仅仅是历代藏书家的不幸，也是当今学术界的悲哀。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考察角度得到的会是不同的结果，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上，不难发现，藏书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完善与生产上。
贡献之一：典籍的保存。这在秦汉时期即已有显著表现，秦始皇焚书坑儒及随后的严厉禁锢政策，使古代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毁损，如此高压血腥之下仍有许多的藏书家敢冒杀头危险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为中国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西汉武帝首开征书之路。征集的对象主要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也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说藏书家的贡献巍如丘山，实不过份。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如接力赛一般层层递传下来的，尽管在递传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毁损惨重，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巨。以单一藏书楼论，宁波天一阁是一个典籍保存的范例。虽有《四库全书》征书、近代失盗等重大减失因素，天一阁历经四百余年保存下来的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大量明代典籍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清末杭州丁申、丁丙兄弟冒战乱烽火奋不顾身抢救出大量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业绩，更是突现了藏书家不胃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江南三阁，文澜独存，这实在是藏书家树起的一座丰碑。
贡献之二：典籍的流播。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借阅之途。从北宋的李氏山房到清未的古越藏书楼，不少的藏书通过向公众、社会开放形式，捐私产为公益，以传布为己任，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极大地扩大了典籍的受众面与利用率，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二是借抄之途。从借出方看，藏有者不以珍稀为秘，无私提供底本，使一书由此而复制出更多的副本。在古代通讯、交通俱不发达的条件下，通过许多人的辗转借抄，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还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而四处传播。从借抄方看，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借抄过书，许多人借抄的书数以千计。他们或抄自官藏，或源从私家，或亲自动手，或雇人代劳，千方百计，孜孜以求，借抄的目的或许仅为丰富和增加自己的藏书，但成百上千的藏书家经年累月的抄写，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该有何等大！无数双抄书的手汇合犹如开动了一架永不停歇的印刷机，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来。这种“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效应极大地丰富了民间私藏，增加了我国典籍抗灾祸能力，以致当许多的刻本毁灭绝迹时，惟赖抄本书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明代汲古阁影宋本及其他藏书楼的不少影宋本保留了许多已失传宋刻本的面貌也是很好的证明。
三是刊印之途。中国古代的出版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便是刻印书依据手稿的不多，而以现成图书为样本的却占有很大比例。于是，藏书家便拥有了刻印书的重要资本。因此，历代出版家中藏书家占据了甚大比例和重要地位。五代后蜀的毋昭裔由藏书而刻书，开了一个漂亮的先例，此后，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刻印者，明代的毛晋、范钦，清代的鲍廷博、纳兰性德、黄丕烈乃至民国的刘承干等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他们各自利用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它对于我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有一些藏书家受自身条件的限制，有刻书之心而无刻书之力，他们能做的便是奔走呼号，竭力倡言有力者刊行传布。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是为典型代表，他们为使珍籍得到广泛流通，不致因意外灾祸而一朝湮灭，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联合向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有意者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各随所好，共集大成，不但表彰前贤，抑且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发布后，响应甚众，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9种珍本刻之，甚至连皇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确实，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也是服务社会、留芳百世的至高境界。清人张海鹏认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晚清著名儒将张之洞的《劝刻书说》反映的也正是这种藏书而刻书利他惠人的高尚境界。
贡献之三：典籍的完美。仁人爱物、珍惜字纸可以说是我国儒家文化的一种悠久传统，体现在藏书家身上，便是普遍的毫无例外的对图书的宝爱、珍惜、视若生命、护如眼目的情结。归结起来，历代藏书家对图书从形式到内容的完美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图书的爱护。远在北齐时代，《颜氏家训》中“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的训诫便已明确提出将爱护图书视为士大夫必备美德之一。宋代的司马光“所读之书终身如新”，也在于其爱护书的万分用心，如几案必洁净，翻阅务轻柔，捧读必填衬方板以防手汗污渍、揉伤纸张。元代的赵孟更总结了读书护书“八勿四随”的真经，即“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藏书家如明之邵宝、姚咨，清之汪宪、杨继振等均将《颜氏家训》或赵孟的上述诫语刻成藏书章钤于自家的藏书，也表露了他们心同前贤、珍惜典籍的心情。更有许多的藏书家以“性命轻至宝重”、“后人观之宜如珍护”、“愿流传勿污损”、“勿恣意涂窜”、“凡我子孙宜珍惜宝爱”等印文警示同仁后世务必宝惜典籍。至于像毛晋祈祷“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黄丕烈年年祭书祈求天助神佑，张蓉镜在宋版书上用鲜血书“佛、书”、“南无阿弥陀佛”、“惟愿流传永久，无水火蠹食之灾”，江标刻长恩像藏书印乞求神灵护佑，孙从添置春宫画于书柜内以驱蠹虫等做法，虽不无迷信、愚昧之处，但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这些藏书家护书惜书如痴如狂的极致心态。对不可知的天灾人祸虫害的畏惧与无奈迫使他们于深深的爱恋与惶恐交织中出此下策，企求以万分的虔诚感动苍天神灵护佑自家藏书平安。
为了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从民间汲取智慧为己所用，种种图书保护方法遂不断创出，有些并一直被袭用到现代，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它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清人方功惠藏书必以东丹笺作副叶，因其可以避蠹。孙从添《藏书纪要》则详尽介绍了皂角炒末可避鼠害，炭屑、石灰、锅锈铺地以驳白蚁等藏书保护方法。叶德辉用以避虫蚁的则是雄黄、石灰等物。陆修补古书别有心得，其《梅谷随笔》中介绍：“修补古书，浆粘中必人白芨，则岁久不脱”。黄丕烈颇为独创的书籍“复背护持法”自得，他认为古书经如此处理可增强牢固度，不致因频繁取阅而损毁。
藏书家亦普遍重视对藏书的装潢，把这看作是保护珍籍善本的一种有效措施。许多时候，书籍的装潢费往往超过买书价，藏书家在这一点上惊人的豁达慷慨，换得的是典籍的美备与新生。如宋版《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一书，黄丕烈购得时破烂特甚，蠹鱼数以百计，缺叶及无字处每册俱有，黄遂择良工精加装潢，费时近两年始补装一新，其工费已倍于买书价而达百余两银。而黄丕烈为元刻本《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一书支付的裱托装潢费更高达购书价的数十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许多的古籍假如没有藏书家及时、精心地妥加整补装潢，或许早在数百年前便绝灭人间了。
二是对图书内容的校勘补正。由于历代辗转抄写或刊刻的误失，古书中几乎没有不出错讹的，“无错不成书”之谚即是这一现象的归纳。对此现象，几乎所有有能力的藏书家都会自觉而欣然地担当起校书纠误的职责。他们基本以自家藏书为校勘对象，或孤军奋战，或相互切磋，长年累月地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校书工作。可以说藏书校勘是藏书家普遍也是最艰巨最乏味的日常性工作之一，却偏偏有那么多的藏书家乐此不疲，老死无悔，这便是精神的力量所在。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的藏书家默默无闻地于陈编烂简中，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衣的苦差。历代藏书家辛勤校勘古籍、补阙订讹的事例实在不胜例举。仅在清代，藏书家中精擅校勘、成果显著者便有顾广圻、钱大昕、黄丕烈、吴槎客等不少人。如顾广圻，这位清代校书第一大家，一生中校书无数，黄丕烈、孙星衍等诸多名家的藏书特别是刊刻之书多委其精校，以确保所刻之书高品质。夏宝晋在其《墓志铭》中称其“仇校最精，为当世所贵。……补亡纠缪，顿还旧观，有功于古人甚。”是为确评。如吴槎客，同时代的黄丕烈赞其“藏书甚富，考核尤精”，常与同好切磋探析古籍中的疑误。如黄廷鉴，自述“余三十年来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种”，为的是“从讹谬中力开真面”，恢复古书本来面貌。五六十种书的校勘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须知，为一种古籍的校勘，许多的藏书家往往需埋首故纸、昏天黑地耗费数年的光阴。明代的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的校仇，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无独有偶，清人周叔平校《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也用了七、八年时间，同样的备尝艰辛。其好友王春敷述其校书缘由称：周叔平“于此书尤珍惜之，而恨其鱼鲁帝虎，前后错杂，几不可句读。因博访藏书家有是书者，不惮委曲借校，如也是园藏本东皋柏先生藏本及浦氏、仲氏诸家本。互有是非，从其是。其作，前后积七八年订讹补阙之功，始得文从字顺，可谓勒矣。”（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二）他如黄丕烈之校《国语》、严可均之校《商子》等，俱是数年艰辛，一朝美备。精校出善本，流传至今的历代典籍，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
三是对残缺图书的搜访集全。对历史留传因种种原因导致残缺不全的图书，许多的藏书家总是沤尽心血、刻意觅访，冀期以自己的诚意与努力使尽可能多的残书在自己手里破镜重圆、完美再现。陆俨山、黄丕烈的言论可以说是藏书家普遍心声的代表。明人陆俨山称其之藏书即使残书亦收，以冀他日之偶全。黄丕烈在解释自己何以重视收购破烂不全之书时说：“不全者或待残缺之补也。”“如遇不全本而弃之，从此无完日矣。故余于残缺者尤加意焉，戏自号白‘抱守老人’。”（《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一、卷六）天降大任，藏书家众心一致地将拾残补阙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明代的赵琦美购得李诫《营造法式》残帙一部，中缺十余卷，为补全此书，其从此心存块垒，寝食不宁，仆仆遍访于藏书名家、书肆、秘阁，艰辛曲折历时二十余年，终使该书幸得延津之合，臻于完美。徐旧藏《辍耕录》一书，缺第一册，其苦觅之十数载无以补全，最后在友人高景倩帮助下，于所购杂书中找到该书半部残本，配成完书。又，其家藏书《艺文类聚》缺四册，“每有查考辄恨其摧残非完书也。”也是经徐本人不懈寻访，数年间或搜购自书摊，或受赠于友朋，终以三残本凑成一完书。徐氏藏书中经其拾残合全的书尚有《华阳国志》、《何氏语林》等不少。
在清代，钱谦益藏宋版《后汉书》缺两册，郁礼藏厉鹗《辽史拾遗》手稿少50页，两书最终得以分别复原也多赖书主留意遍访，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残余，传下了合浦珠还的书界佳话。法式善从老妪补窗破纸中捡得明万历二十五年顺天乡试录三十九页残余，虽未能补全，但其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赞赏。
贡献之四：典籍的生产。即指利用藏书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新的财富，提供更多积累。在这一点上官私藏书楼均成果斐然，各有千秋。以官府藏书讲，历代诸多类书如唐之《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长编巨制无一不是直接利用藏书楼的产物。以私家藏书论，历代藏书家艰辛搜访、精心汇编的专题巨著如朱彝尊《词综》、黄宗羲《明文海》、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月霄《金文最》等，及大量的地方文献汇编如《四明丛书》、《金华丛书》等，均是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著述方面，如叶梦得、郑樵、赵孟、王世贞、归有光、胡应麟、胡震亨、谈迁、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朱彝尊、杭世骏、全祖望、万斯同等大家名篇迭出、著述等身，俱系利用藏书的巨大支持而各铸辉煌，名重文坛学界。至于清代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划时代的鸿编，更是官、私藏书楼各逞所长、珠联壁合、共襄其成的范例。
贡献之五：典籍的捐公。进入现代，众多的私人藏书家爱国为公，服务民众的意识更加强烈而自觉，他们纷纷以私藏捐奉国有，难以数计的私家藏书遂以百川归海之势汇聚各级各地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国有图书收藏机构，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些捐献私藏的可敬可佩的现代藏书家实在有太多太多，他们的光荣代表中有——
梁鼎芬，1919年卒后由其子捐献藏书600余箱予广东省立图书馆。
梁启超，1929年卒后其饮冰室4万余册遗藏永远寄存北平图书馆。
傅增湘，1949年卒后其双鉴楼藏书分别捐献北京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
周叔，建国后先后五次共向国家捐献藏书九万六千余册。
潘世兹，1951年将其父宝礼堂全部宋版珍本从香港运回，捐献北京图书馆。
此外，如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等。
在浙江，留存现代的著名藏书楼如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朱氏别宥斋、余氏寒柯堂、李氏萱荫楼、王氏冶庄楼、张氏铁如意馆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楼在建国后踊跃将各自的珍藏乃至自家藏书楼捐献国家，浙江图书馆丰富而具有特色的古籍藏书中，私家藏书的捐赠构成了主要的基础。
清末，陆树藩将宋楼珍藏顷数售予日本静嘉堂文库，令国人疾首扼腕，痛惜不已。这一世纪悲剧从反面警醒、激发了无数藏书家的爱国、爱民族的情感，随后不久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售归江南图书馆的事例便是鲜明的参照，对许多以各种方式将藏书售予各国有图书馆的藏书家，人们同样抱有敬意与感激。
私家藏书楼的历史使命因现代图书馆的崛起而结束，私家藏书楼的生命却因融入了现代图书馆而永续延绵、生机无限。私家藏书的作用与贡献也因此无有穷尽。用这么些篇幅来例证、表彰历代藏书家对中华典籍保存、护惜、流传之功德，并不意味一好百好，对其历史的局限、人格的弱点视而不见或涂脂粉饰。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全面地、历史地、恰如其份地评价藏书家的作用，才必须理直气壮，实话实说。先前对于藏书家的历史贡献的表述太过简略、空泛，而对于藏书家的一些缺失则似过多显夸、过多指责、过多苛求。藏书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秘惜吝借等缺失相对于他们的历史贡献而言，只是大河中的支流，森林中的灌木。
来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