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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乾嘉史家的“博古”与“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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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古”与“时”的关系,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这一命题始终受到历代史家的关注,成为历史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大家都以“博古”著称,致力于为古史订误补阙,历史考据学蔚然成风。由此导致相关研究中的一种误解,认为乾嘉史家“博古”而不“知时”,有人据此批评他们埋头于故纸堆中,完全脱离现实需要,为考据而考据。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这一时期的史家具有“博古”倾向,就断言他们有“嗜古”之癖;治史路径上的“博古”未必一定昧于“知时”,也未必就一定导致历史观念上“厚古薄今”。恰恰相反,由博文稽古所夯实的深厚的古学功底,反而使他们发现了古史中的诸多问题,从而对“博古”与“知时”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好古而不薄今

       清代乾嘉时期,治史注重考据的风气达到极盛。他们诠解蒙滞,审核舛驳,对先秦以来的史学遗产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而在博综史事、探本溯源的过程中,很多史家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了“好古而不薄今”的辩证意识。

       钱大昕作为乾嘉时期历史考据学的杰出代表,在研究中不迷信古史,亦不专信一史,而是旁征博引,反复考订。他提出:“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将欲补亡订误,必当博涉群书。”(《潜研堂文集》卷十八《续通志列传总序》)他强调博古考据的重要,但同时也明确表明,稽古只是订补古史的重要手段,而绝非目的。他对于名物、职官、舆地研究,都非常注意古今的会通和历代的因革损益,明确反对“重古轻今”的学术倾向。针对清人所见的金石资料远胜古人的情况,他更是慨叹说:“谁谓今人不如古哉!”(《潜研堂文集》卷二五《山左金石志序》)

       同为乾嘉史家翘楚的王鸣盛也强调:“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学诸书》)他非常注重“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尖锐地批评治史“不通古今”之弊,切中了某些佞古积癖学者的痼疾。

       洪亮吉也大力抨击当时社会上一些陋儒的“佞古”之弊,认为“风俗之厚薄,原有今不如古者,亦有今远过于古者”(《卷施阁文甲集》补遗《再与袁简斋书》)。他强调古今有短长,时代有差异,不必事事师古,展示了在“博古”与“知时”上的理性认识。

       作为清代浙东史学巨擘的章学诚,对“博古”与“知时”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他不仅注意到了“古”、“今”的时代差异,反对世人不关心现实社会,因“好古”而“贱今”,而且还非常注意“古”、“今”的相因之义。他明确指出:“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文史通义》内篇三《史释》)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历代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处,后人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领会其精神实质,从而更好地解决当代所面临的问题。

       师古而不泥古

       从学术方法上讲,“宋明的学问是悟的,清代的学问是证的……宋明的学问是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怀疑的”,傅斯年的这一概括很好地把握了乾嘉学派的学术特色。正是这种实证与怀疑的精神,使得乾嘉学者对古史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从而在古今关系上呈现出“师古而不泥古”的历史自觉。

       王鸣盛以“好古”著称,但却并不“泥古”。他认为:“古可好,不可泥也……圣人亦不能背时而复古。”(《十七史商榷》卷八二《唐以前音学诸书》)他总结历代学术发展的规律,主张“作者当随时变通,不可泥古”(《十七史商榷》卷七○《新纪太简》)。告诫后人,研究历史应该懂得文体随时而变的道理,如果盲从古人,必然不能适应当代社会。他还以史家撰写历史为例,强调“编年虽古法,而古不可泥,宜以后出为定”(《十七史商榷》卷九九《正史编年二体》)。倘若后代史家纪事一味模仿古代史家笔法,那么人们将看不出“古”、“今”历史的时代差异,更看不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

       钱大昕针对某些人不通“古”、“今”历史,仅仅用大一统观点评价东周时期历史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后儒去古日远,不考封建之制,强立议论,要于经义无当也。”(《潜研堂文集》卷七《答问四》)如果不考虑历史的发展,混淆“古”、“今”社会的不同特征,在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上就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他还将这种对“古”、“今”关系的认识自觉地应用于对历史的评价之中,在“古”、“今”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了可贵的理论认识。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礼法制度,人们对待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应该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措施,而不能因为“好古”而照搬前人的做法。如果不考虑具体时代,把“古”、“今”制度简单地相互比附,只能陷入非历史主义的泥潭,导致理论认识上的错误。

       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古”、“今”时代差异也得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他认为后世必然胜过前代,反对世人盲目崇古和是古非今的做法,强调“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必不尽强今以服古也……是则先王制礼,有必不可易者,亦有必不能仍者。如井田、封建、宗法,尧舜不能复行于后世”(《章学诚遗书》卷七《述学驳文》)。他主张根据客观形势制定政策,反对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照搬到当今社会,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时异势殊,师古者但师其义,远胜于泥古而被其毒。这种主张无疑是着眼于现实时代,贯穿着发展进化的社会历史观。

       知时而达变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时代不同,语言文体、社会风尚乃至各项制度等都会根据时代需要相应地发生变化。乾嘉史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形成了“因时制宜”的知时达变的历史观念。

       王鸣盛在考证历代制度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对社会各项制度的影响,并对此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形成了“因时制宜”的理论认识。他评价史学的发展,认为“史家数人传合一篇,或以事合,或以人合,不可拘执,但当临时制宜”(《十七史商榷》卷五○《合传不拘忠奸》)。这是要求史家视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记载历史事实,以便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钱大昕亦有明确的“遵时王之制”的思想。他评论战国时期荀卿“法后王”的主张,认为荀卿当“老庄之言盛行,皆妄托于三皇,故特称后王以针砭荒唐谬悠之谈,非谓三代不足法也……后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徒为世主轻儒者借口,是不如法后王之说为无弊矣”(《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法后王》)。他本着“好古”的宗旨提出荀卿未必不主张效法三代,虽值得商榷,而从“知时”的原则出发,批评后世主张复古的种种谬论,指出“古”、“今”历史存在差异,不能背时而复古,则是非常正确的认识。

       汪辉祖任幕僚和地方官多年,从审时度势的原则考察“古”、“今”吏治的好坏。他说:“有才有识,可善治矣。然才贵练达,识贵明通。遇有彼此殊尚,今昔异势者,尤须相时因地,筹其所宜。”(《学治续说·宜因时地为治》)他强调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况确定施政方针,具有明确的“因时制宜”思想。

       洪亮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秦始皇废封建而置郡县的功绩,认为这是“因时制宜,更非泥古者所可同年而语也”(《历朝史案》卷六《秦始皇帝》)。批评居今之世而泥古之道的错误做法,主张根据所处的时代评价历史。

       章学诚强调史学要切合人事以经世,极力反对“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文史通义》内篇三《史释》)的学风。他认为“文章可以学古,而制度则必从时“(《文史通义》内篇五《妇学》),批评某些史家不关注时代和现实需要,昧今博古,又好古而不知所择的错误。

       综上可知,清代乾嘉史家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明确的。他们在治史的过程中,注意到“古”、“今”的相因相革之意,主张因时因势考察历代典制和事件,强调重视当代的典章制度,立足于现实评价历史,而不是一味“博古”、“好古”。他们这种关心当代社会和注重现实的思想,表现为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发展史观,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罗炳良 金久红)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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