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肆，是古今典籍的聚散地，是雅俗文化的传播体，以此为桥梁，联系着难以计数的文人学者、藏书家、书生及其潘建国：明清以来书肆之变迁概述

 

书肆，是古今典籍的聚散地，是雅俗文化的传播体，以此为桥梁，联系着难以计数的文人学者、藏书家、书生及其书贾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承载着文明资源与学术薪火的积聚与传送。书肆的繁荣或凋零，折射着社会经济与时代文化的盛衰变幻，而书肆的分布迁移，则又与该地区的经济条件、文化水准及其印刷技术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说的虽然是明代的事情，但亦基本上概括出了明清以降我国书肆分布的大致情形。下面，我们分北京、南京、苏州、浙东、上海等五个地区，对南北书肆的变迁略作考述。

 

1．北京地区

 

北京是明清两代故都，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因此，书业“特盛于他处”[1]。据胡应麟记载，明代北京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2]。清初，书市移于南城广安门内慈仁寺附近[3]。乾隆时，政府开馆修撰《四库全书》，书市遂移至紧靠修撰人员住处的琉璃厂、隆福寺一带。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因渴选至京师，著《琉璃厂书肆记》，记录了30家书肆名称：

 

声遥堂、唐氏嵩□堂、李氏名盛堂、郑氏带草堂、李氏同陛阁、曾氏宗圣堂、李氏圣经堂、曾氏聚秀堂、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皆李氏)、郑氏宏文堂、徐氏英华堂、傅氏文茂堂、曾氏聚星堂、周氏瑞云堂、金氏文粹堂、徐氏文华堂、李氏先月楼、周氏宝名堂、周氏瑞锦堂、韦氏鉴古堂、周氏焕文堂、陶氏五柳居、刘氏延庆堂、李氏博古堂。

 

民国元年(1911)，藏书家缪荃孙遁迹上海，回忆起在北京时的岁月，作《琉璃厂书肆后记》，记录书肆31家：

 

石氏文光楼、曹氏文宝堂、徐氏宝文斋、饶氏善成堂、刘氏大文堂、二酉堂(旧)、聚星堂(旧)、张氏宝华堂、张氏修文堂、韩氏翰文斋、谭氏正文斋、李氏宝名斋、杨氏勤有堂、崔氏书业堂、丁氏肄雅堂、常氏萃文堂、马氏文琳堂、魏氏益文堂、李氏酉山堂、刘氏会经堂、魏氏文贵堂、李氏宝森堂、李氏文华堂、吴氏宝珍楼、魏氏宝经堂、乔氏同雅堂、阎氏同好堂、王氏三槐堂、乔氏同立堂、刘氏聚珍堂(原名天绘阁)、某氏宝书堂。

 

除二酉堂、聚星堂外，余皆不载于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1914年秋，缪氏“重作京华之行，时时阅厂，旧肆存者寥寥晨星，有没世者，有歇业者，有易主者，而继起者亦甚众”，为“志今昔之感”，缪荃孙复作“附录”一文，记录所见书肆39家，其中石氏文光楼、曹氏文宝楼、韩氏翰文斋等11家见载于《琉璃厂书肆后记》，余28家均为新出之肆：

 

赵氏弘远堂、黄氏修文堂、孔氏晋华书局、张氏文益书局、丁氏有益堂、丁氏荣录堂、刘氏松筠阁、马氏槐荫山房、楼氏文盛堂、张氏孔群社、魏氏文友堂、直隶书局、程氏弘道堂、陈氏来薰阁、崔氏维古山房、郭氏文雅堂、殷氏保古斋、张氏同古堂、岳氏修本堂、刘氏会文堂、刘氏九经堂、崔氏鸿宝阁、丁氏文英阁、郭氏鉴古堂、于氏述古堂、胡氏玉生堂、赵氏文焕堂、丁氏敬业堂。

 

此后，长期在琉璃厂从事书业的孙殿起，根据自己“见闻所及”，撰《琉璃厂书肆三记》，截止于1940年左右，收录的书肆竟多达220余家，其中绝大部分是民国时期新成立者[4]。1988年，孙殿起的外甥雷梦水又作《琉璃厂书肆四记》，自1940年一直写到1958年公私合营，收录书肆约50家[5]。透过上述诸人对北京书肆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书业、特别是琉璃厂书业的发展脉络，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书肆更迭迅速，日新月异，至民国而臻于鼎盛，店铺林立，交易频繁，孙殿起发出“北京书业，变化万端”的感慨，实是由衷之感叹。

 

2．南京地区

 

六朝古都南京，乃明代最为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据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一文统计，仅民间书坊就有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大业堂、嘉宾堂、少山堂、奎璧斋、孝友堂、三多斋、九如堂等57家[6]；若再加上官刻机构和刻书私家，其数量便非常可观[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又云“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三山街是明代南京最为繁华的地段，明人彩绘《南都繁会图卷》，绘有109个店铺招牌，其中有不少即标明“书铺”“画寓”“刻字镌碑”字样。

 

清孔尚任《桃花扇·逮杜》载明末南京书商、二酉堂主人蔡益所语亦云：“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因此，当时不少书坊径贯以“三山”两字，如“金陵三山街绣谷对溪书坊唐富春”、“金陵三山书坊”等。金陵书坊刻印、售卖的书籍以戏曲、小说、医书、时文等类为主，特别是配有插图的戏曲、小说书籍，更是名闻遐迩。

 

关于清代南京书肆的具体情形，尚未找到确切的文献资料。不过，根据今人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等人《江苏刻书》“清代刻书”之研究，金陵官私刻书机构仍多达二十余所，其中较为活跃的民间书坊就有三山堂、三乐斋、文英堂、文进斋、芥子园、宝仁堂、萃文书屋等十数家。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清代南京书肆虽不及明代繁荣，但依然相当兴盛。清末民初，金陵书肆多在状元境，比屋而居，约二十余家，经营者多为江右人氏，所售虽多通行刊本，但琳琅满目，亦颇可观，较为著名者有天禄山房、聚文书店、保文、萃文、萃古山房等。后因浙人绸庄涌人，书坊悉变为市肆，幸存者不过十之一二[8]。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书市复移至夫子庙贡院街一带，据纪果庵《白门买书记》所载，朱雀桥有翰文斋(主人扬州钱氏)、保文(主人山西衡水张氏，总店设在上海三马路)、国粹书局、艺文、南京书馆等书肆；太平路(旧名“花牌楼”)有萃文(主人朱长圻)、庆福、文库等书肆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之南京分馆；状元境有幼海、文海、善文、会文、集古、萃古山房等书肆；贡院街“书坊历历”，乃书市集中之处，最大者为问经堂，主人扬州陆氏，原是萃书书店的伙计，后独立门户，经营得法，渐成“南京书业之巨擘”；另外，尚有莫愁路之黑市及豆菜桥之冷摊。总之，这一时期金陵书肆的总量虽然不少，但售书质量高、经营规模大的却寥寥无几。

 

其书业，尤其是古旧书业的发展，已远落在京、沪等地区之后，诚如纪果庵所感叹的那样：“金陵非文物之区，自经丧乱，更精华消尽，徒见诗人咏讽六朝，拳怀风雅，实则秦淮污浊，清凉废墟，莫愁寥落，玄武凋零。售书之肆，唯以旧货居奇，市侩结习，与五洋米面之肆将毋同。若南涧所亟亟称道之五柳老陶，延庆老韦，文粹老谢，徒供人憧憬耳。”[9]

 

3．苏州地区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明代苏州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但具体情形，史籍阙载。目前关于苏州书肆的较早记载，见于清乾嘉时期吴县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晚清藏书家叶德辉《吴门书坊之盛衰》曾据此书考得乾嘉时期吴门书肆24家：

 

胥门经义斋(胡立群)、庙前五柳居(陶廷学)、山塘萃古斋(钱景凯)、郡城学余堂、玄庙观前学山堂、墨林居、玄庙观东闵师德堂、府东敏求堂、臬署前玉照堂、文瑞堂、臬辕西中有堂、醋坊桥崇善堂、郡东王府基周姓墨古堂、阊门横街留耕堂、阊门书业堂、阊门文秀堂、金闯门外桐泾桥头芸芬堂、紫阳阁朱秀成书坊、葑门大观局、遗经堂、酉山堂、本立堂、王府基高姓书摊、胡苇洲书肆。

 

除此以外，《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还记录下了不少流动于苏州地区的书贾，譬如吕邦惟、郁某、郑益偕、胡益谦、邵钟磨、沈斐云、吴东亭、吴立方、郑云枝；书船友曹锦荣、吴步云、郑辅义、邵宝墉，估人吴东白，华阳桥顾听玉、常熟苏姓书估、平湖人王征麟、无锡浦姓书估，湖人施锦堂、陶士秀等等，他们与固定的书肆一起，构成了吴门繁盛的书业。

 

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苏松太道周氏，应吴县廪生陈龙甲等人之禀，颁令禁毁淫词小说。苏州的书坊代表集中在城隍庙“公议规条”，订立《公禁淫书议单条约》[9]，决定采取统一行动，响应官府的禁令，条约末尾曰：

 

书业堂、扫叶山房、酉山堂、兴贤堂、文渊堂、桐石山房、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楼(书坊甚多，不及备载)。计共书坊六十五号，各当面齐集城隍庙拈香立誓，各书花押，一焚神前，一呈臬宪，各执一纸存照。

 

一个不大的城市，竟然拥有坊肆65家，作为明清时期全国的经济文化枢纽、刻书藏书中心，苏州的确是名副其实。为了加强各坊肆之问的协作与团结，康熙十年(1671)，苏州还成立了书业公所——崇德书院，“供奉梓潼帝君，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并同业中异乡司伙，如有在苏病故，无力回乡者，代为埋葬狮山义冢等项事宜”[10]。道光十七年，书坊协同禁毁小说时，商定“外省书友来苏兑换者，先将捆单交崇德书院司月查明，如有应禁书籍，即行交局销毁”。道光二十五年(1845)，苏州书业勒立《崇德公所印书行规碑》。同治十三年(1874)，复立《吴县为重建书业公所兴工禁止地匪借端阻挠碑》。凡此云云，都可见出苏州书业的繁荣及其管理之有序。

 

清末民初，苏州的书肆主要集中在玄妙观及观前护龙街，著名目录学家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回忆自己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时，“假日则流连于玄妙观及大成坊巷诸书肆中(当时大成坊巷中有书肆三家，其一曰大成山房。近年书肆皆聚居于观前护龙街一带，而大成坊巷中诸店停歇久矣)”。小说收藏家阿英《苏州书市》[11](1938)亦记载了苏州书市的分布情况：“苏州书市有三中心。自察院场至饮马桥一段护龙街，为旧书肆集中地。自察院场至玄妙观，为新书市场。自玄妙观广场折入牛角浜，为小书摊。护龙街东段，东大街，大华路，间邱坊巷，亦各有一家。”最为著名者有以下16家：

 

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来晋阁、大华书店。

 

阿英先生在书话中还描述其自苏州访书归来，在“灯下翻阅所得，其佳者一气读之，读尽则酣然入梦”的种种情景，字里行间，充溢着令人心动的书香墨韵。

 

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苏州书肆开始衰落，苦竹斋主《书林谈屑》(1947)不无伤感地写道：“吴门书坊，盛于前清乾嘉间，黄荛翁、顾听玉辈之风流韵事，至今犹为人所乐道”，“吴门坊肆，十之八九集中于护龙街，除文学山房、来青阁及求智书店之外，尚有松石斋张氏、翰海书店王氏、觉民书社陈氏等数家，规模狭小，门庭冷落，奄奄一息，已在存没之间”[12]。六、七十年代，再经“文化大革命”的摧残，“苏州的书市逐渐消歇了”，“整整十年，苏州市上就再也不能看到一册线装书”。

 

藏书家黄裳先生在《苏州的书市》中慨叹道：“三十年过去了，人民路(即护龙街，笔者注)上已是一番崭新的景象。古旧书店还剩下了一家，偶然走进去，承主人的好意让到楼上去看书。依旧是满壁琳琅，不过和三十年前相比，那时摆在地摊上的货色似乎还要比现在放在玻璃橱里的质量高得多。这是不能不使人叹息的。曲园可以重修，可是当年的书店街的盛况就不容易恢复了。即使是重开几间门面也不顶用，就和北京的琉璃厂一样。”[14]这段可悲的历史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4．浙东浙西地区

 

浙东浙西是明清藏书家、藏书楼尤为集中的地区，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收录明清浙江籍藏书家399位，其中相当部分都属于浙东浙西地区，如杭州105人、海宁38人、嘉兴21人、平湖13人、桐乡9人、湖州24人、宁波27人、绍兴27人，合计264人，已占去总数的66％强。较为著名者有祁承然澹生堂、曹溶静惕堂、袁枚小仓山房、朱彝尊曝书亭、吴骞拜经楼、范钦天一阁、朱学勤结一庐、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刘承干嘉业堂等等。

 

清末四大藏书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湖州陆氏皕宋楼，其中浙东浙西地区占了一半。此外，该地区的造纸业、刻书业也十分发达，已形成了不少专业的刻书、印书乡镇，譬如湖州的晟舍、汇沮等地；乌程凌、闵两家的朱墨套色印刷，更是名扬四海，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如此丰厚的典籍文化背景下，浙东浙西书肆的繁荣自亦是不言而喻的。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明代杭州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胡应麟之后，关于浙东浙西书肆的资料罕见记载。但偶从有关小说的封面识文中可知，清乾隆时，杭州的书坊依然集中在清河坊一带：如大连图书馆藏乾隆十六年(1751)会敬堂刻本《西湖佳话》，封面印有“杭城清河坊下首文翰楼书坊发兑”字样[1]。

 

值得注意的是，早从明代开始，浙西地区就活跃着一种流动的书肆——书船，据《湖录》载：“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淡港诸村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

 

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末座，号为书客，问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16]嘉兴诗人陈鳇，目睹书船的穿梭往来，写下了“阿依家近状元台，小阁疏窗面面开。昨夜河头新水长，书船多是譬溪来”、“万卷图书一叶舟，相逢小市且邀留。几回展读空搔首，废我行囊典敝裘”、“人生不用觅封侯，但问奇书且校雠。却羡溪南吴季子，百城高拥拜经楼”的诗句。

 

利用四通八达的水乡河网，书船的影迹频频出现在江浙的各个乡镇，将一本本墨香四溢的图书，送入千家万户。明清时的藏书家，大多与书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载，湖州的书船曾经云集于常熟七星桥，等待汲古阁主人毛晋前来选购图书；而乾嘉时期吴县藏书家黄丕烈，也曾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提及为他提供过种种稀见典籍的“书船友”曹锦荣、吴步云、郑辅义、邵宝墉等。

 

清末民初，浙东浙西的固定书肆主要集中在杭州，据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载，较为著名者有杨耀松文元堂书局(杭州清河坊)、朱成章经香楼(杭州梅花碑)、侯月樵汲古斋书店(杭州梅花碑)、郑长发古怀堂书局等数家，另有书贾杨炳生、杨见心、朱瑞、陈天翰、刘琨、费景韩等人，为上海、嘉定、南浔等地书肆及藏书家四处收购旧书。

 

二、三十年代，随着私人藏书的大量散出，浙东书肆渐趋兴旺，并受到全国各地书贾及藏书家的特别关注。这里，我们不妨举阿英的一次买书经历为例，对当时浙东浙西地区的书肆略作浏览。据《小说闲谈·浙东访小说记》载：1936年正月十二日，阿英从上海出发，首站至杭州，逛石渠阁、周氏善本书室、复初斋支店等书肆，购得抄本《金闺杰》及《麒麟现》。第二站绍兴，几乎跑遍城中书肆，购得乾隆辛未翰海楼刻有图大本《西湖佳话》(《孙目》未录)、湖南原刻大字本《新镌古本批评三世报隔帘花影》、活字本《忠烈侠义传》、乾隆崇德书院刊大本《飞龙全传》等小说。十三日至第三站宁波，沿东大街逛通雅、三余堂、世德堂、天禄阁等书肆，购得弹词两种。十四日，托书贾王松泉购下余姚卢氏小说专藏600多册，同日取道杭州返沪，复逛周氏善本书室、抱经堂、经训堂、文艺、石渠阁等书肆，购得《一字不识之新党》、《梦中缘》原刻本、《绘真记弹词》、《李卓吾评三国志演义》明翻刻本、《常言道》光绪乙亥刻本(《孙目》未录)、《龙凤金钗》十集、建版《西湖小史》、清初复刻本《三遂平妖传》等小说。十六日在澉浦某书肆购得《新刻增删二度梅奇说》(《孙目》未录)。十八日午回到上海。阿英总结这次浙东访书活动云：“回想此番浙东之行，虽感到不少的失望，然借此得以小休，且漫游了几个地方，而总算又收了近七百册的小说，也不能不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打桨归来，遂欢然入梦。”短短的6天行程，仅通俗小说竟然就购得近七百册，浙东书肆的魅力，实在令人艳羡心醉。

 

五十年代，浙东地区的古旧书肆开始转入萧条，但在杭州的抱经堂、松泉阁、宝贻斋、大观楼等书肆中，依然可以寻觅到使人兴奋的珍本秘笈。黄裳在《西泠访书记》、《湖上访书记》[18]等书话中，记录了自己访书杭州的难忘经历，并且充满深情地写道：“白居易的名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照我的意思，除了西湖的一半之外，那另一半值得勾留的应该就是杭州的旧书了。”为我们留下了浙东书肆弥漫着浓郁人文色彩的脉脉余晖。

 

5．上海地区

 

若与上述四个地区相比，上海书业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它却后来居上，并迅速崛起为中国近代书业的中心与支柱，这主要得益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晚清以还，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空前开放的人文政策，上海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与商业中心，繁荣的经济又催开了文化事业、特别是出版事业的发展之花。据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一书统计，上海大小不一的公私出版机构，竟然多达500余家，当时一些名闻全国的大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申报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大多集中在上海。这些机构出版的书刊总量是极其惊人的，其精确的数字现在虽难统计，但可以举另外一个数字作为参照：《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字”分册凡收书3861种，其中有2500余种均在上海出版，约占总数的65％[19]。

 

其二，特殊的政治背景，尤其是外国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成为各类知识分子的聚居地与避风港，从前清的遗老遗少到激进的革命人士，从知名学者到无名作家，从藏书故家到现代出版家，一时风云际会，聚集一隅，造就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图书需求市场。其三，上海北面之苏州，西南之浙东，均为书业发达地区，民国时期，两地有许多旧家的藏书散向上海，譬如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苏州刘氏玉海堂藏书、邓氏群璧楼藏书、常熟赵氏旧山楼藏书、杭州崔氏之遗书、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张氏适园藏书、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卢氏抱经楼藏书、冯氏醉经阁藏书等等。这些各具特色的藏书，不仅为上海的书市平添了无穷魅力，也为上海书肆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后力。总之，正如扫叶山房书肆的启文所云：“良由海通以来，上海一隅几为全国之中心点，淹通之儒，博雅之士，与夫豪贾巨商，凡欲购贩书籍者，无不以沪渎为挹注之资。故本坊每年销行各书，北至奉吉，南迄闽广，西则滇黔边，东则鲁、皖、浙各省，远而至于东西洋诸名国，邮筒往来，日必数十起，轮轨交驰，寄运灵捷。”上海书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旧上海的书肆主要集中在福州路、汉口路西段和广西路一带以及城隍庙三处。譬如在福州路有：传薪书局(福州路260号，店主徐绍樵)、文汇书店(福州路397号，店主王昭美)、汉文渊书肆(福州路近福建路处，店主林子厚)、受古书店(福州路近福建路，店主翁培栽)、龙虎书店、广益书局、博文书局、广艺书局、国粹书店等等。汉口路西段和广西路一带有：抱经堂书局(店主朱遂翔，1938年由杭州分沪)、来青阁(店主杨寿祺，原在福州路近福建路口，后迁至汉口路706号)、来薰阁(店主陈济川，总店设于北京，上海分店设于广西路281号)、忠厚书庄(店主黄廷斌，设于汉口路708号)、富晋书社(店主王富三，总店设于北京)、文海书店(店主步恒猷)、汉学书店(店主郭石祺、杨金华，设于汉口路693号)、温知书店(店主孙助廉)、艺林书店(店主孔里千)、文瑞楼(原设于南市城内，后迁至河南中路广东路之南)、蟫隐庐(位于汉口路，店主罗振常)等等。城隍庙附近有：饱墨斋、葆光、学海书店、粹宝斋、梦月斋、传经堂(蓬莱市场内)等等。

 

另外，在其他马路上，也散布着不少书店，较为著名者有淮海中路上的修文堂(淮海中路近重庆路的五凤里，店主孙实君)、复兴中路上的春秋旧书店、常熟路上的萃古斋(常熟路华山路口，店主于士增)、交通路上的六艺书局、广西路小花园的古书流通处、愚园路静安商场内金氏文都书店等等。这样的繁荣局面一直维持到四、五十年代，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曾经根据1947年的《上海行号路图录》及1948年的《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绘制过一幅“解放前上海福州路”地图，上面标示的书店仅福州路依然多达50余家。

 

上文我们粗略考述了南北书肆的历史变迁。值得注意的是，早从明清开始，南北书肆就出现了相互交流的趋势。翁方纲《复初斋诗注》载：乾隆时，当四库馆臣拟定“校阅某书应考某典”后，随即“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浙江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五柳居主人陶氏，乃湖州人，文粹堂主人韦氏，乃苏州人，为了广搜旧书，两家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出现了所谓南书北运的现象。而垄断琉璃厂书业的则是江西金溪人，他们修建会馆，排斥北人，控制着绝大部分的北京书肆，直到光绪中叶以后，北方人始在琉璃厂占据主导地位，而南方人则退居从属。

 

至二、三十年代，上海书市火爆，北方书肆纷纷南下，据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载，北京富晋书社自从购下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后，“即设分店于上海，为北方势力南渐之先声”。此后，琉璃厂的来薰阁、隆福寺的修文堂等书肆亦接踵而来，南北两派呈并峙之势。“北方人秉性勤俭，开支较省，每得一书，不急于求售，既估定售价若干，虽累年不能销，亦不轻于减削；对待主顾，殷勤恭顺，奔走伺候，不以为劳。南方人则较为高傲，视主顾之去来，任其自然，不甘奔走伺候；购进之书，志在急售，不愿搁置。故北方之多年老店，常有善本书存储，南方则绝无仅有而已”。至三、四十年代，北方书肆“浸浸日上”，渐渐凌驾于南派之上，“来薰陈氏、富晋王氏、修绠孙氏，均长住沪店。以前南书北运多获厚利，今则北书南运，有增无已，既极必反，理固然也”。

 

事实上，“南书北运”、“北书南运”仅是南北书肆大交流的一个方面，民国时期的上海书市，还曾通过互设连锁分店的形式，与华东、华中等地区的书业融为一体，共创繁荣景象。譬如杭州著名的抱经堂书肆曾在上海汉口路。704号开设分部；苏州老字号书肆扫叶山房，曾在上海南市彩衣街、棋盘街530号及松江西门外里仁街分别开设了“南号”、“北号”、“松号”三家分店；南京书贾朱长圻宣统二年(1910)在南京开设萃文书局，1911年之后则将书肆迁至上海。

 

而上海较为大型的书店亦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店，如总店设于上海福州路棋盘街口的中华书局，分别在北京、天津、保定、直隶(石家庄)、张家口、奉天、吉林、长春、绥化、济南、东昌、烟台、太原、开封、郑州、西安、南京、徐州、杭州、温州、兰州、南昌、安庆、长沙、衡州、常德、沙市、汉口、武昌、成都、重庆、福州、厦门、广州、潮州、汕头、桂林、梧州、云南、贵阳、邢台、新加坡等42处设立分局。总馆设于上海棋盘街中市的商务印书馆，分别在北京、天津、奉天、龙江、太原、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泸州、汉口、长沙、常德、南昌、杭州、福州、广州、潮州、芜湖等20处设立分馆。

 

除此以外，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著名书肆还先后推出了“函售”服务，每到一批新书，就将其编目刊印，发往全国各地，供学校、图书馆、研究机构、学者及藏书者选购。总之，通过上述种种方式，大江南北的书市仿佛联成了一条长河，各种书刊就在其中自由流动，典籍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空前广泛、迅速的境地。书贾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承载着文明资源与学术薪火的积聚与传送。书肆的繁荣或凋零，折射着社会经济与时代文化的盛衰变幻，而书肆的分布迁移，则又与该地区的经济条件、文化水准及其印刷技术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说的虽然是明代的事情，但亦基本上概括出了明清以降我国书肆分布的大致情形。下面，我们分北京、南京、苏州、浙东、上海等五个地区，对南北书肆的变迁略作考述。

 

1．北京地区

 

北京是明清两代故都，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因此，书业“特盛于他处”[1]。据胡应麟记载，明代北京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2]。清初，书市移于南城广安门内慈仁寺附近[3]。乾隆时，政府开馆修撰《四库全书》，书市遂移至紧靠修撰人员住处的琉璃厂、隆福寺一带。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文藻因渴选至京师，著《琉璃厂书肆记》，记录了30家书肆名称：

 

声遥堂、唐氏嵩□堂、李氏名盛堂、郑氏带草堂、李氏同陛阁、曾氏宗圣堂、李氏圣经堂、曾氏聚秀堂、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皆李氏)、郑氏宏文堂、徐氏英华堂、傅氏文茂堂、曾氏聚星堂、周氏瑞云堂、金氏文粹堂、徐氏文华堂、李氏先月楼、周氏宝名堂、周氏瑞锦堂、韦氏鉴古堂、周氏焕文堂、陶氏五柳居、刘氏延庆堂、李氏博古堂。

 

民国元年(1911)，藏书家缪荃孙遁迹上海，回忆起在北京时的岁月，作《琉璃厂书肆后记》，记录书肆31家：

 

石氏文光楼、曹氏文宝堂、徐氏宝文斋、饶氏善成堂、刘氏大文堂、二酉堂(旧)、聚星堂(旧)、张氏宝华堂、张氏修文堂、韩氏翰文斋、谭氏正文斋、李氏宝名斋、杨氏勤有堂、崔氏书业堂、丁氏肄雅堂、常氏萃文堂、马氏文琳堂、魏氏益文堂、李氏酉山堂、刘氏会经堂、魏氏文贵堂、李氏宝森堂、李氏文华堂、吴氏宝珍楼、魏氏宝经堂、乔氏同雅堂、阎氏同好堂、王氏三槐堂、乔氏同立堂、刘氏聚珍堂(原名天绘阁)、某氏宝书堂。

 

除二酉堂、聚星堂外，余皆不载于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1914年秋，缪氏“重作京华之行，时时阅厂，旧肆存者寥寥晨星，有没世者，有歇业者，有易主者，而继起者亦甚众”，为“志今昔之感”，缪荃孙复作“附录”一文，记录所见书肆39家，其中石氏文光楼、曹氏文宝楼、韩氏翰文斋等11家见载于《琉璃厂书肆后记》，余28家均为新出之肆：

 

赵氏弘远堂、黄氏修文堂、孔氏晋华书局、张氏文益书局、丁氏有益堂、丁氏荣录堂、刘氏松筠阁、马氏槐荫山房、楼氏文盛堂、张氏孔群社、魏氏文友堂、直隶书局、程氏弘道堂、陈氏来薰阁、崔氏维古山房、郭氏文雅堂、殷氏保古斋、张氏同古堂、岳氏修本堂、刘氏会文堂、刘氏九经堂、崔氏鸿宝阁、丁氏文英阁、郭氏鉴古堂、于氏述古堂、胡氏玉生堂、赵氏文焕堂、丁氏敬业堂。

 

此后，长期在琉璃厂从事书业的孙殿起，根据自己“见闻所及”，撰《琉璃厂书肆三记》，截止于1940年左右，收录的书肆竟多达220余家，其中绝大部分是民国时期新成立者[4]。1988年，孙殿起的外甥雷梦水又作《琉璃厂书肆四记》，自1940年一直写到1958年公私合营，收录书肆约50家[5]。透过上述诸人对北京书肆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书业、特别是琉璃厂书业的发展脉络，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书肆更迭迅速，日新月异，至民国而臻于鼎盛，店铺林立，交易频繁，孙殿起发出“北京书业，变化万端”的感慨，实是由衷之感叹。

 

2．南京地区

 

六朝古都南京，乃明代最为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据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一文统计，仅民间书坊就有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大业堂、嘉宾堂、少山堂、奎璧斋、孝友堂、三多斋、九如堂等57家[6]；若再加上官刻机构和刻书私家，其数量便非常可观[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又云“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三山街是明代南京最为繁华的地段，明人彩绘《南都繁会图卷》，绘有109个店铺招牌，其中有不少即标明“书铺”“画寓”“刻字镌碑”字样。

 

清孔尚任《桃花扇·逮杜》载明末南京书商、二酉堂主人蔡益所语亦云：“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因此，当时不少书坊径贯以“三山”两字，如“金陵三山街绣谷对溪书坊唐富春”、“金陵三山书坊”等。金陵书坊刻印、售卖的书籍以戏曲、小说、医书、时文等类为主，特别是配有插图的戏曲、小说书籍，更是名闻遐迩。

 

关于清代南京书肆的具体情形，尚未找到确切的文献资料。不过，根据今人江澄波、杜信孚、杜永康等人《江苏刻书》“清代刻书”之研究，金陵官私刻书机构仍多达二十余所，其中较为活跃的民间书坊就有三山堂、三乐斋、文英堂、文进斋、芥子园、宝仁堂、萃文书屋等十数家。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清代南京书肆虽不及明代繁荣，但依然相当兴盛。清末民初，金陵书肆多在状元境，比屋而居，约二十余家，经营者多为江右人氏，所售虽多通行刊本，但琳琅满目，亦颇可观，较为著名者有天禄山房、聚文书店、保文、萃文、萃古山房等。后因浙人绸庄涌人，书坊悉变为市肆，幸存者不过十之一二[8]。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京书市复移至夫子庙贡院街一带，据纪果庵《白门买书记》所载，朱雀桥有翰文斋(主人扬州钱氏)、保文(主人山西衡水张氏，总店设在上海三马路)、国粹书局、艺文、南京书馆等书肆；太平路(旧名“花牌楼”)有萃文(主人朱长圻)、庆福、文库等书肆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之南京分馆；状元境有幼海、文海、善文、会文、集古、萃古山房等书肆；贡院街“书坊历历”，乃书市集中之处，最大者为问经堂，主人扬州陆氏，原是萃书书店的伙计，后独立门户，经营得法，渐成“南京书业之巨擘”；另外，尚有莫愁路之黑市及豆菜桥之冷摊。总之，这一时期金陵书肆的总量虽然不少，但售书质量高、经营规模大的却寥寥无几。

 

其书业，尤其是古旧书业的发展，已远落在京、沪等地区之后，诚如纪果庵所感叹的那样：“金陵非文物之区，自经丧乱，更精华消尽，徒见诗人咏讽六朝，拳怀风雅，实则秦淮污浊，清凉废墟，莫愁寥落，玄武凋零。售书之肆，唯以旧货居奇，市侩结习，与五洋米面之肆将毋同。若南涧所亟亟称道之五柳老陶，延庆老韦，文粹老谢，徒供人憧憬耳。”[9]

 

3．苏州地区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明代苏州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但具体情形，史籍阙载。目前关于苏州书肆的较早记载，见于清乾嘉时期吴县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晚清藏书家叶德辉《吴门书坊之盛衰》曾据此书考得乾嘉时期吴门书肆24家：

 

胥门经义斋(胡立群)、庙前五柳居(陶廷学)、山塘萃古斋(钱景凯)、郡城学余堂、玄庙观前学山堂、墨林居、玄庙观东闵师德堂、府东敏求堂、臬署前玉照堂、文瑞堂、臬辕西中有堂、醋坊桥崇善堂、郡东王府基周姓墨古堂、阊门横街留耕堂、阊门书业堂、阊门文秀堂、金闯门外桐泾桥头芸芬堂、紫阳阁朱秀成书坊、葑门大观局、遗经堂、酉山堂、本立堂、王府基高姓书摊、胡苇洲书肆。

 

除此以外，《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还记录下了不少流动于苏州地区的书贾，譬如吕邦惟、郁某、郑益偕、胡益谦、邵钟磨、沈斐云、吴东亭、吴立方、郑云枝；书船友曹锦荣、吴步云、郑辅义、邵宝墉，估人吴东白，华阳桥顾听玉、常熟苏姓书估、平湖人王征麟、无锡浦姓书估，湖人施锦堂、陶士秀等等，他们与固定的书肆一起，构成了吴门繁盛的书业。

 

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苏松太道周氏，应吴县廪生陈龙甲等人之禀，颁令禁毁淫词小说。苏州的书坊代表集中在城隍庙“公议规条”，订立《公禁淫书议单条约》[9]，决定采取统一行动，响应官府的禁令，条约末尾曰：

 

书业堂、扫叶山房、酉山堂、兴贤堂、文渊堂、桐石山房、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楼(书坊甚多，不及备载)。计共书坊六十五号，各当面齐集城隍庙拈香立誓，各书花押，一焚神前，一呈臬宪，各执一纸存照。

 

一个不大的城市，竟然拥有坊肆65家，作为明清时期全国的经济文化枢纽、刻书藏书中心，苏州的确是名副其实。为了加强各坊肆之问的协作与团结，康熙十年(1671)，苏州还成立了书业公所——崇德书院，“供奉梓潼帝君，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并同业中异乡司伙，如有在苏病故，无力回乡者，代为埋葬狮山义冢等项事宜”[10]。道光十七年，书坊协同禁毁小说时，商定“外省书友来苏兑换者，先将捆单交崇德书院司月查明，如有应禁书籍，即行交局销毁”。道光二十五年(1845)，苏州书业勒立《崇德公所印书行规碑》。同治十三年(1874)，复立《吴县为重建书业公所兴工禁止地匪借端阻挠碑》。凡此云云，都可见出苏州书业的繁荣及其管理之有序。

 

清末民初，苏州的书肆主要集中在玄妙观及观前护龙街，著名目录学家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回忆自己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时，“假日则流连于玄妙观及大成坊巷诸书肆中(当时大成坊巷中有书肆三家，其一曰大成山房。近年书肆皆聚居于观前护龙街一带，而大成坊巷中诸店停歇久矣)”。小说收藏家阿英《苏州书市》[11](1938)亦记载了苏州书市的分布情况：“苏州书市有三中心。自察院场至饮马桥一段护龙街，为旧书肆集中地。自察院场至玄妙观，为新书市场。自玄妙观广场折入牛角浜，为小书摊。护龙街东段，东大街，大华路，间邱坊巷，亦各有一家。”最为著名者有以下16家：

 

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来晋阁、大华书店。

 

阿英先生在书话中还描述其自苏州访书归来，在“灯下翻阅所得，其佳者一气读之，读尽则酣然入梦”的种种情景，字里行间，充溢着令人心动的书香墨韵。

 

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苏州书肆开始衰落，苦竹斋主《书林谈屑》(1947)不无伤感地写道：“吴门书坊，盛于前清乾嘉间，黄荛翁、顾听玉辈之风流韵事，至今犹为人所乐道”，“吴门坊肆，十之八九集中于护龙街，除文学山房、来青阁及求智书店之外，尚有松石斋张氏、翰海书店王氏、觉民书社陈氏等数家，规模狭小，门庭冷落，奄奄一息，已在存没之间”[12]。六、七十年代，再经“文化大革命”的摧残，“苏州的书市逐渐消歇了”，“整整十年，苏州市上就再也不能看到一册线装书”。

 

藏书家黄裳先生在《苏州的书市》中慨叹道：“三十年过去了，人民路(即护龙街，笔者注)上已是一番崭新的景象。古旧书店还剩下了一家，偶然走进去，承主人的好意让到楼上去看书。依旧是满壁琳琅，不过和三十年前相比，那时摆在地摊上的货色似乎还要比现在放在玻璃橱里的质量高得多。这是不能不使人叹息的。曲园可以重修，可是当年的书店街的盛况就不容易恢复了。即使是重开几间门面也不顶用，就和北京的琉璃厂一样。”[14]这段可悲的历史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4．浙东浙西地区

 

浙东浙西是明清藏书家、藏书楼尤为集中的地区，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收录明清浙江籍藏书家399位，其中相当部分都属于浙东浙西地区，如杭州105人、海宁38人、嘉兴21人、平湖13人、桐乡9人、湖州24人、宁波27人、绍兴27人，合计264人，已占去总数的66％强。较为著名者有祁承然澹生堂、曹溶静惕堂、袁枚小仓山房、朱彝尊曝书亭、吴骞拜经楼、范钦天一阁、朱学勤结一庐、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刘承干嘉业堂等等。

 

清末四大藏书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湖州陆氏皕宋楼，其中浙东浙西地区占了一半。此外，该地区的造纸业、刻书业也十分发达，已形成了不少专业的刻书、印书乡镇，譬如湖州的晟舍、汇沮等地；乌程凌、闵两家的朱墨套色印刷，更是名扬四海，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如此丰厚的典籍文化背景下，浙东浙西书肆的繁荣自亦是不言而喻的。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明代杭州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胡应麟之后，关于浙东浙西书肆的资料罕见记载。但偶从有关小说的封面识文中可知，清乾隆时，杭州的书坊依然集中在清河坊一带：如大连图书馆藏乾隆十六年(1751)会敬堂刻本《西湖佳话》，封面印有“杭城清河坊下首文翰楼书坊发兑”字样[1]。

 

值得注意的是，早从明代开始，浙西地区就活跃着一种流动的书肆——书船，据《湖录》载：“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淡港诸村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

 

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末座，号为书客，问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16]嘉兴诗人陈鳇，目睹书船的穿梭往来，写下了“阿依家近状元台，小阁疏窗面面开。昨夜河头新水长，书船多是譬溪来”、“万卷图书一叶舟，相逢小市且邀留。几回展读空搔首，废我行囊典敝裘”、“人生不用觅封侯，但问奇书且校雠。却羡溪南吴季子，百城高拥拜经楼”的诗句。

 

利用四通八达的水乡河网，书船的影迹频频出现在江浙的各个乡镇，将一本本墨香四溢的图书，送入千家万户。明清时的藏书家，大多与书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载，湖州的书船曾经云集于常熟七星桥，等待汲古阁主人毛晋前来选购图书；而乾嘉时期吴县藏书家黄丕烈，也曾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提及为他提供过种种稀见典籍的“书船友”曹锦荣、吴步云、郑辅义、邵宝墉等。

 

清末民初，浙东浙西的固定书肆主要集中在杭州，据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载，较为著名者有杨耀松文元堂书局(杭州清河坊)、朱成章经香楼(杭州梅花碑)、侯月樵汲古斋书店(杭州梅花碑)、郑长发古怀堂书局等数家，另有书贾杨炳生、杨见心、朱瑞、陈天翰、刘琨、费景韩等人，为上海、嘉定、南浔等地书肆及藏书家四处收购旧书。

 

二、三十年代，随着私人藏书的大量散出，浙东书肆渐趋兴旺，并受到全国各地书贾及藏书家的特别关注。这里，我们不妨举阿英的一次买书经历为例，对当时浙东浙西地区的书肆略作浏览。据《小说闲谈·浙东访小说记》载：1936年正月十二日，阿英从上海出发，首站至杭州，逛石渠阁、周氏善本书室、复初斋支店等书肆，购得抄本《金闺杰》及《麒麟现》。第二站绍兴，几乎跑遍城中书肆，购得乾隆辛未翰海楼刻有图大本《西湖佳话》(《孙目》未录)、湖南原刻大字本《新镌古本批评三世报隔帘花影》、活字本《忠烈侠义传》、乾隆崇德书院刊大本《飞龙全传》等小说。十三日至第三站宁波，沿东大街逛通雅、三余堂、世德堂、天禄阁等书肆，购得弹词两种。十四日，托书贾王松泉购下余姚卢氏小说专藏600多册，同日取道杭州返沪，复逛周氏善本书室、抱经堂、经训堂、文艺、石渠阁等书肆，购得《一字不识之新党》、《梦中缘》原刻本、《绘真记弹词》、《李卓吾评三国志演义》明翻刻本、《常言道》光绪乙亥刻本(《孙目》未录)、《龙凤金钗》十集、建版《西湖小史》、清初复刻本《三遂平妖传》等小说。十六日在澉浦某书肆购得《新刻增删二度梅奇说》(《孙目》未录)。十八日午回到上海。阿英总结这次浙东访书活动云：“回想此番浙东之行，虽感到不少的失望，然借此得以小休，且漫游了几个地方，而总算又收了近七百册的小说，也不能不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打桨归来，遂欢然入梦。”短短的6天行程，仅通俗小说竟然就购得近七百册，浙东书肆的魅力，实在令人艳羡心醉。

 

五十年代，浙东地区的古旧书肆开始转入萧条，但在杭州的抱经堂、松泉阁、宝贻斋、大观楼等书肆中，依然可以寻觅到使人兴奋的珍本秘笈。黄裳在《西泠访书记》、《湖上访书记》[18]等书话中，记录了自己访书杭州的难忘经历，并且充满深情地写道：“白居易的名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照我的意思，除了西湖的一半之外，那另一半值得勾留的应该就是杭州的旧书了。”为我们留下了浙东书肆弥漫着浓郁人文色彩的脉脉余晖。

 

5．上海地区

 

若与上述四个地区相比，上海书业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它却后来居上，并迅速崛起为中国近代书业的中心与支柱，这主要得益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晚清以还，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空前开放的人文政策，上海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与商业中心，繁荣的经济又催开了文化事业、特别是出版事业的发展之花。据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一书统计，上海大小不一的公私出版机构，竟然多达500余家，当时一些名闻全国的大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申报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大多集中在上海。这些机构出版的书刊总量是极其惊人的，其精确的数字现在虽难统计，但可以举另外一个数字作为参照：《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字”分册凡收书3861种，其中有2500余种均在上海出版，约占总数的65％[19]。

 

其二，特殊的政治背景，尤其是外国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成为各类知识分子的聚居地与避风港，从前清的遗老遗少到激进的革命人士，从知名学者到无名作家，从藏书故家到现代出版家，一时风云际会，聚集一隅，造就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图书需求市场。其三，上海北面之苏州，西南之浙东，均为书业发达地区，民国时期，两地有许多旧家的藏书散向上海，譬如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苏州刘氏玉海堂藏书、邓氏群璧楼藏书、常熟赵氏旧山楼藏书、杭州崔氏之遗书、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张氏适园藏书、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卢氏抱经楼藏书、冯氏醉经阁藏书等等。这些各具特色的藏书，不仅为上海的书市平添了无穷魅力，也为上海书肆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后力。总之，正如扫叶山房书肆的启文所云：“良由海通以来，上海一隅几为全国之中心点，淹通之儒，博雅之士，与夫豪贾巨商，凡欲购贩书籍者，无不以沪渎为挹注之资。故本坊每年销行各书，北至奉吉，南迄闽广，西则滇黔边，东则鲁、皖、浙各省，远而至于东西洋诸名国，邮筒往来，日必数十起，轮轨交驰，寄运灵捷。”上海书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旧上海的书肆主要集中在福州路、汉口路西段和广西路一带以及城隍庙三处。譬如在福州路有：传薪书局(福州路260号，店主徐绍樵)、文汇书店(福州路397号，店主王昭美)、汉文渊书肆(福州路近福建路处，店主林子厚)、受古书店(福州路近福建路，店主翁培栽)、龙虎书店、广益书局、博文书局、广艺书局、国粹书店等等。汉口路西段和广西路一带有：抱经堂书局(店主朱遂翔，1938年由杭州分沪)、来青阁(店主杨寿祺，原在福州路近福建路口，后迁至汉口路706号)、来薰阁(店主陈济川，总店设于北京，上海分店设于广西路281号)、忠厚书庄(店主黄廷斌，设于汉口路708号)、富晋书社(店主王富三，总店设于北京)、文海书店(店主步恒猷)、汉学书店(店主郭石祺、杨金华，设于汉口路693号)、温知书店(店主孙助廉)、艺林书店(店主孔里千)、文瑞楼(原设于南市城内，后迁至河南中路广东路之南)、蟫隐庐(位于汉口路，店主罗振常)等等。城隍庙附近有：饱墨斋、葆光、学海书店、粹宝斋、梦月斋、传经堂(蓬莱市场内)等等。

 

另外，在其他马路上，也散布着不少书店，较为著名者有淮海中路上的修文堂(淮海中路近重庆路的五凤里，店主孙实君)、复兴中路上的春秋旧书店、常熟路上的萃古斋(常熟路华山路口，店主于士增)、交通路上的六艺书局、广西路小花园的古书流通处、愚园路静安商场内金氏文都书店等等。这样的繁荣局面一直维持到四、五十年代，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曾经根据1947年的《上海行号路图录》及1948年的《上海市书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绘制过一幅“解放前上海福州路”地图，上面标示的书店仅福州路依然多达50余家。

 

上文我们粗略考述了南北书肆的历史变迁。值得注意的是，早从明清开始，南北书肆就出现了相互交流的趋势。翁方纲《复初斋诗注》载：乾隆时，当四库馆臣拟定“校阅某书应考某典”后，随即“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浙江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五柳居主人陶氏，乃湖州人，文粹堂主人韦氏，乃苏州人，为了广搜旧书，两家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出现了所谓南书北运的现象。而垄断琉璃厂书业的则是江西金溪人，他们修建会馆，排斥北人，控制着绝大部分的北京书肆，直到光绪中叶以后，北方人始在琉璃厂占据主导地位，而南方人则退居从属。

 

至二、三十年代，上海书市火爆，北方书肆纷纷南下，据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载，北京富晋书社自从购下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后，“即设分店于上海，为北方势力南渐之先声”。此后，琉璃厂的来薰阁、隆福寺的修文堂等书肆亦接踵而来，南北两派呈并峙之势。“北方人秉性勤俭，开支较省，每得一书，不急于求售，既估定售价若干，虽累年不能销，亦不轻于减削；对待主顾，殷勤恭顺，奔走伺候，不以为劳。南方人则较为高傲，视主顾之去来，任其自然，不甘奔走伺候；购进之书，志在急售，不愿搁置。故北方之多年老店，常有善本书存储，南方则绝无仅有而已”。至三、四十年代，北方书肆“浸浸日上”，渐渐凌驾于南派之上，“来薰陈氏、富晋王氏、修绠孙氏，均长住沪店。以前南书北运多获厚利，今则北书南运，有增无已，既极必反，理固然也”。

 

事实上，“南书北运”、“北书南运”仅是南北书肆大交流的一个方面，民国时期的上海书市，还曾通过互设连锁分店的形式，与华东、华中等地区的书业融为一体，共创繁荣景象。譬如杭州著名的抱经堂书肆曾在上海汉口路。704号开设分部；苏州老字号书肆扫叶山房，曾在上海南市彩衣街、棋盘街530号及松江西门外里仁街分别开设了“南号”、“北号”、“松号”三家分店；南京书贾朱长圻宣统二年(1910)在南京开设萃文书局，1911年之后则将书肆迁至上海。

 

而上海较为大型的书店亦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店，如总店设于上海福州路棋盘街口的中华书局，分别在北京、天津、保定、直隶(石家庄)、张家口、奉天、吉林、长春、绥化、济南、东昌、烟台、太原、开封、郑州、西安、南京、徐州、杭州、温州、兰州、南昌、安庆、长沙、衡州、常德、沙市、汉口、武昌、成都、重庆、福州、厦门、广州、潮州、汕头、桂林、梧州、云南、贵阳、邢台、新加坡等42处设立分局。总馆设于上海棋盘街中市的商务印书馆，分别在北京、天津、奉天、龙江、太原、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泸州、汉口、长沙、常德、南昌、杭州、福州、广州、潮州、芜湖等20处设立分馆。

 

除此以外，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著名书肆还先后推出了“函售”服务，每到一批新书，就将其编目刊印，发往全国各地，供学校、图书馆、研究机构、学者及藏书者选购。总之，通过上述种种方式，大江南北的书市仿佛联成了一条长河，各种书刊就在其中自由流动，典籍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空前广泛、迅速的境地。
 

来源：公众号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