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史料收集与旧书业的存在价值
谢 泳 厦门大学中文系
一般的读书人, 都懂得到图书馆去找材料, 其实图书馆对研究者来说, 不是读书的地方, 是查书的地方。到图书馆前一定要有目的, 知道材料的出处和图书馆是不是有收藏。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 除了使用图书馆的材料外, 最好能养成逛旧书店的习惯。诸位知道, 早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唐弢先生, 就是一个新文学著作和期刊的收藏家。他去世后, 把自己的收藏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前几年文学馆专门就他的收藏, 出了一本《唐弢藏书目录》(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非卖品) ,十六开本, 厚厚一大册。现在的旧书店, 有两种形式, 一是传统的店铺, 一是网上书店。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比较好的旧书店, 一般说来中国好的旧书店, 还是集中在文化发达的地区, 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 但也有一些小地方, 因为特殊的原因, 旧书业也有相对规模, 比如太原、石家庄这些中等城市。传统旧书业的兴盛, 是中国文化传播和中国学术繁荣的一个标志, 中国老辈学者的学术研究, 多有收藏和研究结合的特点, 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学术, 与收藏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最有名的例子是罗振玉与甲骨文的研究, 还有胡厚宣编辑《甲骨文合集》, 旧书业的繁荣都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中国现在的旧书业, 虽然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 但有旧书业的存在,总还是学术研究, 特别是学术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现在的旧书业, 和以往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旧书业类似于古董铺了, 凡有价值的史料, 一般财力的人很难得到。但我们也要懂得, 史料不一定是越有经济价值就越具文献价值, 它们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取决于研究者的眼力。先有研究者的眼力, 引起学者对相关史料的重视, 随着相关史料学术地位的提升, 当与此史料相关的研究成为显学时, 这些史料的经济价值才能提高。中国现代文学涉及的史料, 当然不可与中国传统学问涉及的史料相比, 但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以现代印刷为基本特征的, 所以报刊和作品流传的主要方式, 如今还是在旧书业中进行。
旧书业不同于图书馆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所有的史料, 可能都不成系统, 但同时又是实物, 容易激发研究者的学术灵感。诸位一定要树立一个观念, 在学术研究中, 实物性的史料( 直接史料) , 比文字性的史料( 间接史料) , 更容易让研究者产生学术灵感。也就是说, 依实物性史料做研究多有创新, 而依文字性史料做研究, 易于雷同。我们看郑振铎、阿英、唐弢等人收集的史料, 时间越久, 越显示出它的价值。逛旧书店, 是中国文人和中国学术活动中的一个主要方式。中国现代学术的衰落, 如果换个角度观察, 与中国旧书业的衰落有关系, 因为没有繁荣的旧书业, 学者的眼界会非常局限。要求每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 都养成从旧书店中收集史料的习惯是不现实的, 但懂得旧书业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却是必要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方面, 阿英、唐弢、孔另境后, 姜德明、陈子善、龚明德、谢其章等人多有贡献。
传统旧书业受地域限制, 在使用方面有较高的成本, 因为我们不可能专门去某一地逛旧书店, 再说收集史料是一个慢功夫, 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不可能成为固定的研究方式。但现代社会, 当网络出现后, 网上旧书业的出现, 在很大程度弥补了传统旧书业的不足。一是网上旧书业不受时空的限制, 二是有比较发达的检索系统。三是数量远非传统旧书业可比。所以懂得在学术研究开始时, 去网上旧书店收集史料和掌握研究信息, 也是现代学者的一个基本素养。现在网上旧书店规模较大的有两家, 一个叫“孔夫子旧书网”, 一个叫“布衣书局”, 总部都在北京。
网上的旧书店自有它的好处, 但也有它的缺点, 一是我们看不到原物, 只能依据图片及相关文字说明来判断史料的价值, 这增加了判断史料的难度; 二是没有现场感和随意性, 发现史料的趣味较低; 三是网上交易是一个间接交易, 比传统旧书业的交易风险可能要大一些。传统旧书业和网络旧书业各有所长,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习惯, 在不同的时期做出自己不同的选择。
有好几年时间, 我很关心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反右派情况, 因为我有一个感觉, 了解一所中国最好大学里文科的政治运动及其结果对观察中国当代学术史很有帮助。关于北大中文系的反右情况, 这些年学界有一些研究, 但我以为最关键的还是要设法寻找当年的原始文件, 只有找到了原始文件, 有些历史才能比较容易得到索解。有一段时间, 我在网上看到张元勋先生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马上找来读过, 不久又在网上看到沈泽宜先生一篇长文,对张先生的回忆有一些批评。十几年前, 我在曲阜大学张元勋先生家中与他长谈了一次。那年我恰好有济南之行, 当时还在曲阜的李新宇兄坚邀到他那里看看, 盛情难却, 遂又有曲阜之行。我当时就希望张先生能写一本回忆录。经常在网上游荡, 记不清楚是何时留下一个印象, 沈泽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 当年北大反右的时候, 他曾在压力下作过一次检查, 那份检查中保留了一些史料, 他的检查是最接近原文的一个文件。可惜他没有这份文件了, 记得文章中他说,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文件, 可以和他联系。
我对北京大学反右时出版的杂志, 多少有些了解, 也有一点收集。我当时就想, 我来为这段历史寻找这份文件。我相信,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在学术研究中, 也是这个道理。我到北京几次, 都去有旧书的地方观察, 但终无收获。我在网上的旧书店发过贴子, 重金求购, 也没有结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沈先生提到的这个文件的具体标题,所以很难下手。但我没有失去信心, 我有一个直觉, 只要世间有这个东西, 它总会出现, 因为有“贼惦着”, 它一出现, 我就会去“偷”。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我经常在网上买关于反右派的史料,开始很容易得到, 但后来发现有很多人在收集, 我以为是好事, 只要能保留文献, 对历史都是贡献。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份《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的材料, 由北京大学浪淘沙社、北京大学校刊合编, 1957年7月27日出版。北大反右时的浪淘沙社, 我很熟悉。因为这个社团出版的杂志我基本都见过, 所以看到这个材料, 我有一种直觉, 它应该就是沈先生提到过的那份文件。但在网上买东西, 不是发现了你就能得到, 因为是拍卖, 所以要这个文件的人很多, 几页纸的一份文件, 最后要三百多块钱, 还没有落在我手里, 当时我非常失望。好在网上买同一类材料的人都有同情心, 对方很快来信答应复制一份给我, 虽非原件, 但也聊胜于无。就在我为失去这份文件沮丧的时候, 机会真正到来了。拍到这份文件的人在香港, 不好与国内发生交易, 卖主就把这份文件转卖给我了。我还没有和沈先生联系, 不知道这份文件是不是他提到的那份, 但不管是不是, 我看到的这份文件, 确实保存了一些史料。文件中沈先生文章的题目是《我向人民请罪》, 小字排印, 约有三个页码。后来我在南京, 见到拍过《寻找林昭》纪录片的胡杰, 他说和沈先生认识, 我就把那个文件复制了一份寄他转给沈先生,不过后来沈先生给我来信, 说这份文件可能还不是他想见到的那份, 看我们以后有没有机会再有新的发现。
我经常想起傅斯年的话:“我们不是读书人, 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还有一件事。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过不少书, 比较得意的是得到了一册《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 价格也不是很高, 我以为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熟悉中国现代社会学史的人, 对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并不陌生, 因为这是中国现代人口普查中比较成功的一次, 由国立清华大学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完成, 时在1940年夏天, 也就是当时的西南联大时期。因为那时北大和南开都没有社会学系, 所以西南联大的社会学系, 也就是清华的社会学系, 开始在文学院, 后来在法商学院。抗战期间, 中国重要的社会学家如陈达、李景汉、潘光旦、李树青、费孝通等, 前后都在西南联大。这册《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是土纸、油印, 基本相当于如今通行的国际开本, 油印刻版的字体并不统一,可以想见是好几个人完成的, 共有153页, 手工编制页码。对呈贡县人口普查的情况, 当时设想用四种统计方法完成报告(划计法、条纸法、边洞法、机器法) , 这册报告是用前两种方法的。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 是中国著名的人口学家陈达负责的, 他早年有一本回忆录《浪迹十年》, 其中多处提到他在云南的工作。他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清华社会学系讲人口问题, 讲义后来在商务的"大学丛书"中出版, 名为《人口问题》, 我也买到过。中国早期社会学家中, 对人口问题都非常关注, 如孙本文、许仕廉都写过专书。
研究中国现代社会学史的人, 一般总要提到这次重要的学术工作, 但真正看过这册报告的人并不多, 我想就是因为它是油印本, 而且在战时完成, 一般不易得到。我印象中, 韩明谟、杨雅彬和阎明三位的社会学史中, 虽然对这次学术工作评价很高, 但从他们的叙述和引述文献中, 我感觉他们可能也没有看到过这册报告, 所以叙述非常简略, 而且基本相同。
旧书业的最大好处是激发学者的学术灵感, 在这个意义上, 它有超越收集史料的功能, 我在前面把旧书业的繁荣与一个时代学术的兴盛联系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 对旧书业的意义, 我们还可以从更多角度去理解, 不过记住旧书业最易于激发学者的学术灵感, 大概可以成为一个“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