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闻一多、朱自清的两篇珍贵手稿
陈晓华 刘重来
在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刘兆吉的家中，我们看到了他精心保存了六十多年的闯一多、朱自清的两篇手稿真迹（见复印件）。这两篇手稿，是1939年闯一多、朱自清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为刘兆吉一一当时是西南联大三年级学生一一编的一部民间歌谣集《西南来风录》写的序义。
闯一多的序文是用毛笔写在一张质地粗糙的辱土纸上。这原是一张西南联大的讲义纸，正面是油印的有关中国话剧方面的讲稿。闯一多是用这张庄讲义纸的背面来写序文的。可见当时的物质条件是多么艰苦，闯一多又是多么节约。这份序文手稿显然是第一遍稿，删修增补的痕迹随处可见。刘兆吉还记得当年他到闯一多家取这份序文手稿时的情景。当时闯一多从桌子上拿起这份手稿，一脸歉意的说：“这几天很忙，写完了还没来得及眷清一遍，要不你过二天再来拿，我让助教另抄一份给你。”刘兆吉深怕过多耽误老师的宝贵时间，连连表示感谢，并说这就可以了，不必再费心眷清了，说完拿着这份手稿就告辞了。现在想来，当时幸而没有请他的助教眷清，否则这份珍贵的手稿也许就不复存在了。
朱自清的序文则是用钢笔认真书写在稿纸上的，看得出来这已是一份眷清稿。只不过在誉清时，朱自清又作了少许的修改。
值得一挺的是，闯一多、朱自清当时已是全国知名的教授，而刘兆吉不过是个大学生，但他们竟然十分热情的为一个大学生编的一部民间歌谣集写序文，确实十分难得。
刘兆吉对这两篇序文手稿非常珍惜，六十多年来，一直精心保存着。“文革”时，红卫兵闯进家来，不由分说，把家里的东西抄得乱七八槽，书架和书箱里的书、稿、讲义等弄得满地都是，足有一尺多厚。红卫兵在上面踩来踩去，但居然没有注意到这几张发黄的土纸。两篇珍贵序文手稿总算幸运的逃脱了被抄被毁的厄运。
（一）
这两篇序文之所以格外珍贵，原因有三：首先，它是抗战初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日寇侵略下被迫举校南迁的历史见证。当时，三校师生在敌人的炮火下，历尽艰辛，从北京、天津迁长沙，又从长沙迁昆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远距离跋涉，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迁移气赵瑞事《离乱弦歌忆旧游一纪念西南联大》，载《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闻、朱在序中都以亲历者的立场记下了这场中国知识分子的“万里长征”（“万里长征”见于《西南联大校歌》）。其次，它是三校数百名师生组成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徒步到昆明的产物。这次徒步远征，被誉为“抗日战争烽火中，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次创举”（张寄谦《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一一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序文体现了闻一多、朱自清强烈的爱国之情，记述了他们对民间歌谣诸多问题的独到见解，对研究两人的学术思想有重要价值。
说起这两篇序文，刘兆吉不由得又想起了六十多年前的往事。
（二）
那是1937年，刘兆吉正在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二年级读书。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北京、天津很快沦陷。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下，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不得不举校南迁。先是迁长沙，三校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三校的教授们如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华罗庚、叶公超、陈梦家、罗常培、杨石先、陈岱孙、钱穆、陈寅恪、贺麟、汤用彤等人都随之来到长沙。“长沙一时就成了三十年代未期狂飘怒涛中我国一批知识分子密集团聚的一个据点气同前，赵瑞嘉文）。
刘兆吉虽然是学教育的，但一向酷爱文学，他对从清华大学来的闻一多、朱自清等学者仰慕已久，如今三校合井，学者云集，正是广泛求教的好机会，他就选修了闻一多的《诗经》、《楚辞》和朱自清的《宋诗》、《陶诗》课。那个时候，学生少，而闻、朱两位先生对学生又很热情，不摆名人架子，因而彼此之间很快就熟悉起来。闻一多每次见到刘兆吉，都要亲切的叫一声“密斯脱尔刘”。
但战局很快采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在日寇的猖狂侵略下一败涂地，南京、上海、武汉相继失守，战火逼近了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再次南迁，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从北京、天津迁长沙，又从长沙迁昆明，正如罗庸先生作词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所写的那样：“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当时，学校为了让学生们有一个接触社会实际的机会，也是为了解决部分家境贫寒的学生元钱乘车乘船去昆明的困难，决定成立“湘黔滇旅行团”。学校的“步行计划”中也明确指出，组织步行去昆明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们“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这真是远见卓识之举。刘兆吉大受启发，他想起了不久前闻一多在给他们上《诗经》课时说的话：“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是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找去！”想到此，他心里不觉一亮，这次步行路线，是湘、黔、澳三省交通闭塞的边远山区，这正是一块蕴藏着丰富民间歌谣而又未开垦的处女地啊！何不趁此机会沿途采集山歌民谣呢？恰在此时，闻一多和其他10位老师组成旅行团的辅导团，要和学生们一起步行到昆明。刘兆吉知道后，更高兴了，何不请闻先生作采集歌谣的指导呢？刘兆吉兴冲冲找到闻一多，讲了自己想在步行湘黔滇途中采集歌谣的计划，并请闻一多先生作指导。闻一多听了很高兴，不仅热情鼓励他，而且答应作指导。
刘兆吉在六十八天，三千五百里的征途中，在闻一多等老师的鼓励、帮助下，克服了种种难以言状的困难，收集了二千多首山歌民谣。他从中选出了771首，编成了《西南采风录》一书（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1年3月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均影印再版）。
（三）
当闻一多、朱自清等老师看了《西南果风录》以后，一方面被刘兆吉在三千五百里征途中，以一个人的力量采集那么多歌谣的毅力所感动，一方面又被书中那些清新、豪放、朴实的山歌民谣所深深吸引。因此，当刘兆吉请他们为此书作序时，他们都十分愉快的答应了。
闻一多在序中称赞刘兆吉“一个人独力采集”二千多首歌谣，“他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惊佩”。朱自清在序中称赞刘兆吉“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认为“他这才真是采风呢”。
闻一多作为一个诗人，更对书中收录的歌谣非常感兴趣，特别是他联系到当时严峻的社会现实，不觉感慨万千：
我读过这些歌谣，曾发生一个极大的感想，在当前这时期，却不能不尽先提出请国人注意。
在都市街道上，一群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钝、畏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自有一段骄傲，他们男人的憧憬是：
快刀不磨生黄锈，胸膛不挺背腰驼。女子所得意的是：
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
他们何尝不妥物质的享乐，但鼠窃狗偷的手段，却是他们所不齿的：
吃菜要吃白菜头，跟哥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
那一个都市人，有这样的气魄、讲话或设想？
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亲夫在眼前；
见官犹如见父母，坐牢犹如坐花园。
刘兆吉当时作为一个青年学生，还不能理解诗人深沉的思想。记得当他采集到那首“吃菜要吃自菜头”的歌谣拿给闻→多看时，见闻一多反复吟诵，赞不绝口，刘兆吉不解地问道：“这首歌谣不是在歌颂强盗土匪的吗？多么野蛮，多么原始，有什么好的呢？”不料闻一多昕了，突然发起火来，清瘤剧脸涨得通红，他指着刘兆吉，很不满意地说：“密斯脱尔刘，你脑子里还是孔夫子那一套，一点也没有开窍！”
果然，闻一多在写序文时，还没有忘记他们那场争论。他在序文中回答了刘兆吉的疑惑：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妥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逗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垫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争人格”一类徽号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因兽犹斗。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地面上混下去了。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如果我们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根据就只这一点。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 还好，还好，四千年的文化，没有把我们都变成“白脸斯文人”！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琅苦的时刻，面对国土大片大片的沦丧，国民党内败北主义思想甚嚣尘上。而闻一多却从这些普普通通的民间歌谣中看到了我们民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四）
朱自清看了《西南采风录》后，联系到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曾经有过对民间歌谣的采集和研究工作，认为刘兆吉的采风之举更难能可贵，价值更高。他说：
民国六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开始征集歌谣。他们行文到各省教育厅，请求帮助。面提倡私人采集，这成了一种运动。目的却不是政治的，音乐的，而是文艺的学术的。他们要将歌谣作为新诗的参考，要将歌谣作为民俗研究的一种张本。这其间私人采集的成绩很好。二十年来，出了好些歌谣集，是很有意义的材料的记录。这些人采集歌谣，大概是请教各人乡里的老人和孩子，这中间自然有许多劳苦艰难，但究竟是同乡，方言和习惯都没有多少隔阀的地方，比在外乡总好办得多。这回南开大学的同学山东刘兆吉先生在西南采集歌谣，却是在外乡，这需要更多的毅力。刘先生居然能采到千五百多首（二千多首一一笔者），他的成绩是值得赞美的。
朱自清对于刘兆吉在湘黔滇途中采集歌谣的种种艰辛深为体谅。在序文中,他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刘先生是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的一员,他从湖南过贵州到云南,三千里路费了三个月(实际是六十八天—笔者)。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从事采集歌谣的工作。一路上他也请教老人和孩子;有时候他请小学里教师帮忙,让小朋友们写他们所知道的歌谣。但他是外乡人,请教人的时候,有些懒得告诉他,有些是告诉他了,他却不见得能够听懂每一个字。这些时候,他得小心的再三的请教。若有小学教师的帮助,自然方便得多。但有的教师觉得真正的歌谣究竟“不登大稚”;他们便教小朋友只写些文给给的唱歌儿充数、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刘先生只得割爱,因为他要的是歌谣。他这样辛辛苦苦的搜索、记录、分辫,又几番的校正,几番的整理,才成了这本小书。他这才真是采风呢。……这是一本有意义的民俗的记录!刘先生的力量是不会白费的。
对于中国古代流传的采风传说,朱自清有他个人的独特看法:
古代有采风的传说。说是每年七八月间,天子派了使者,乘着轻车到各处去采集歌谣。各国也都设着太师的官,专管采集歌谣。目的是在“观风俗,知厚薄”,一面也可以供歌唱。这叫做采风,是一种要政。这传说有好几种变形。有人说是在每年四月开始农作的时候,“行人”的官摇着木铃子随地聚众采访歌谣。又有人说,男女六十岁以上没有儿子,便叫他们穿上花衣服,带着乐器,去采访歌谣。这些都说得很认真,可惜却不是实际的制度,都只是理想。原来汉武帝时确有过采集歌谣的工作,那完全是为了歌唱。一般学者看了这件事,便创造出一个采风的理想,安排在美丽的古代。但后来人很相信这个传说。白居易曾经热烈的希望恢复这个制度,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原是不曾有过的。
对编入《西南采风录》中的四百多首“情歌”,朱自清认为“这就是西南各省流行的山歌。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之一可以说是好诗,这中间不缺少新鲜的语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读了都可以增扩我们自己”。湘黔滇的山区,风景秀丽,民风朴实,历来受儒家封建礼教影响较小,因而在其山歌民谣中,也充分显示了坦诚直爽,多情奔放的风格。如:
骑马要骑元宝黑,跟哥要跟大角色;
跟哥要跟英雄汉，偷跑私奔也值得。
郎想妹来妹想郎，二人想得脸皮黄；
十字街头宰猪卖，郎割心肝妹割肠。
送妹送到大桥头，立在桥头看水流；
要学泉水常流淌，莫学洪水不长久。
｛五｝
在六十八天、三千五百里的征途中，诗歌，使师生之闯关系更融洽了。刘兆吉通过采集歌谣，研究歌谣，又萌发了组织学生诗社的想法。当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开课不久，刘兆吉就和他的同学向长清发起，邀约穆旦（查良铮）、赵瑞蕻、刘授松、刘重德等20多位爱好诗歌的同学组织“南湖诗社”（西南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当他请闻、朱二位先生担任指导时．闻、朱都很高兴的答应了。
刘兆吉50多年前在湘黔滇山区的采风，是中国采风史上的一个壮举，它不仅凝聚了一个青年学生的理想和心血，也凝聚着闻一多、朱自清等师长对青年的热情鼓励和殷切期望。这是我们从他们为《西南采风录》写的序文中深深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