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进士、学者梁鼎芬主张藏书“不借不如不藏”。资料图
 

       古代印书不易，得书亦难，即便能够买到，书价也非一般寒门士子所能承受。因此，向人借书在古代乃常有之事。正所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书与藏书便有了许多故事，甚至催生了一种文化。

       借书——

       “书非借不能读也”

       “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是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总结的一句至理名言，至今仍不过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借人之书，还必有期，期限将至，难免心怀惴惴，“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此类心理，袁枚的描述堪称精妙。

       据袁枚自述，他从小爱书，可惜家贫难致，只好向人借书阅读，其间难免受人白眼，饱尝了读书人的艰苦和辛酸。当时，某张姓士绅藏书甚丰，袁枚慕名而去，但往借不与，只能望书兴叹。后来，袁枚科举得中并进而为官，有了钱就可以随心所欲买书，后来他的藏书高达40万卷，确实蔚为可观。为了藏书，他还在书斋小仓山房旁建了一座“所好轩”，以收纳从各处搜罗来的众多图书，其好书爱书，可见一斑。

       从借书到藏书的经历里，袁枚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读书人穷苦之时，对小心翼翼、好不容易才借来的书总是格外珍惜，因为担心来不及看完就被索回，于是全神贯注，极为用心，如此反而获益良多；相反，如果书是自己的，没有了紧迫感，往往将书束之高阁，任凭灰淹尘漫，还自我安慰说待来日再读，可一旦时过境迁，年老力衰，很多书却始终未读。

       有意思的是，在得书不易的情况下，借书反而成了好学的催化剂。为了更好地消化吸收，很多穷书生借书后往往边读边抄，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幼时家贫，“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明代文学家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回忆自己年少时，“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类似的励志读书故事，在古代可谓比比皆是。

       藏书——

       书积如山的烦恼

       对于读书爱书人而言，坐拥书城、饱览群书是他们一生的梦想，而梦想一旦实现，也会带来意外的烦恼。由于好书不易得，加上担心借书人借而不还或有损毁丢失之虞，一些藏书家往往不将好书轻易示人或者干脆就拒绝外借。

       客观地说，藏书家的担忧也并非全无道理。毕竟图书一旦出借，各种风险确实难免，如明末清初藏书家曹溶所言：“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为了不让外人知道自己的珍贵书籍，一些藏书家可谓绞尽脑汁，他们甚至连藏书目录也不载入。与曹溶同时期的钱谦益，据说他的绛云楼藏书丰厚，孤本很多，但他的书目有意不录珍贵之书。后来绛云楼失火，一些秘籍葬身火海，连书名都没有保存下来。事后，有人惋惜说，如果绛云楼的秘籍珍本能借出去，或许还能多留几本，“可见书有因借而存者，不借反而损毁者”。

       更令人哑然的是，一些藏书家视秘籍珍本为无价之宝，如古玩一般看待。一旦秘籍珍本到手，往往“绨锦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虽使人致疑于散佚，不足怪矣”。每每在深夜里，这类藏书家才会偷偷地将这些秘籍珍本从密室搬出，剥去华丽的包裹后独自摩挲抚惜欣赏，画面十分感人。

       浙江天一阁是明清时期著名的藏书楼，始创者范钦去世后，藏书楼封闭甚严，“凡各房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与范钦同时期的昆山藏书家叶盛更有一篇《书橱铭》，其中曰：“读书勤，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教；借非其人，亦不孝。”借书即为不孝，此举形同绑架后代，难怪清代学者钱大昕也看不下去，说：“借为不孝，过矣！”

       共享读书——

       “不借不如不藏”

       本质上说，图书的存在价值就是让人阅读，读过的人越多越好，利用价值也就越高。对一些秘籍珍本而言，不外借固然奇货可居，但失去了初始的意义，这类藏书做法并不值得提倡。如藏书家曹溶所云：“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封己守株，纵累岁月，无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清末学者梁鼎芬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不借不如不藏”。

       不过话又说回来，藏书主要满足个人爱好，借书则近乎一种社会公益，两者有矛盾也有相互促进之处，问题的关键是要形成良好的互动，这才是可持续之道。在古代，藏书人与借书人有个不成文的礼仪，即借书时以一瓻酒相酬，还书时再以一瓻酒相谢，即所谓“借书一瓻，还书一瓻”。瓻是一种贮酒器，肚大口小，大者一石，小者五斗，这或许是古代借书的有偿服务吧。

       此外，有些藏书家在借书时也会约定相互借抄，以互通有无。如曹溶在自订《流通古书约》中就规定：但凡向人借书，必带上自己的藏书书目，请书主过目。后者看过后，如有自己想看的书，就约好到对方家中抄录，最好数量能够对等。

       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开明的藏书家，他们不但乐于将藏书与读书人共享，有的还免费提供各种服务，让借阅者安心读书。如三国时期的藏书家向朗“开门接宾，诱纳后进”，南齐藏书家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西晋藏书家范蔚更是为读书者“办衣食”。这么好的服务，再不好好读书，未免就说不过去了。
 

来源：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