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关于中美联合创建中文古籍善本书目数据库的一些看法
这篇论文与我最近几个月在北京的工作和研究有关。我没有学过图书馆学和计算机，所以我的观点更接近于古籍善本的研究人员或者古籍善本的读者。由于我学识有限，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下面我先以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 (Chinese Rare Books Project) 数据库的总编身份来谈谈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做的工作。
最初，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 (Research Libraries Group or RLG) 建立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这一项目，是因为当时大部分会员图书馆不能对其所藏中文善本书进行编目。研究图书馆组织虽然有网络编目的经验，但是没有中文善本书编目的经验，所以在项目的实验阶段，他们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协助。1991年，项目正式开始。各图书馆受邀自愿参加该项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是项目最早的成员。最后，共有25家北美图书馆和7家中国图书馆参加了我们的项目。北美的图书馆包括了除国会图书馆以外的所有重要收藏单位。中国的图书馆包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项目不仅帮助会员图书馆为其中文善本收藏进行编目，还制定并发表了中文善本书编目规则。2006年夏，研究图书馆组织宣布与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or OCLC) 合并，并于翌年夏将全部数据库目录转入 OCLC的WorldCat 数据库。
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项目在研究图书馆组织的 (Research Libraries Information Network or
RLIN) 数据库中的著录已达2万多条。而且近两年中，我们还将首页书影进行数字化扫描，并与数据库中的每一条著录链接。遗憾的是，OCLC的系统并不很适合善本书编目。该系统使用master record 的著录方式，每一种版次(edition)只显示一条著录。为此，研究图书馆组织与他们协商决定另建一个平行的“学院目录”(institution record) 系统，便于显示同一版次的不同著录。但是，这一系统只有图书馆员才能进入。并且，OCLC的数据使用收费方式，这让大部分学者，尤其是中国的学者无法进入数据库，而善本数据库对他们恰恰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的愿望就是让我们的数据和图像不受限制地开放。既然我们的项目得益于中国图书馆同行的支持，那么我想把它提供给中国的图书馆界和学界就是完全应该的。
我们的目录规则和工作经验使我相信，以下几点在中文善本书编目中是极其重要的。(1) 中文善本书的编目软件应该支持UNICODE繁体字系统。 (2) 著录使用的汉字应该尽量地照录原书。(3) 著录内容应当包含版式行款。(4) 按标准四部分类法分类。 (5) 重点考虑版本的准确鉴定和年代考订。(6)已知的人物的生卒年月或其它参考日期，都应记录在相关人名之后。(7) 著录中所有重要的史实都应该做到可以查询。(8) 书目最好能够链接卷端书影或全文影像。(9) 如有必要，附注版本依据，讳字情况，藏书印等等。(10) 编目人员手边应当备有常用的重要参考书籍，虽然互联网上可查阅到很多有用的参考资料，但是那还远远不够。
我相信准确完整的联网目录不仅会有益于学者，也会有益于图书馆本身，有益于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将图书馆，博物馆藏品的准确详细的目录及其图像开放使用，可以减少对善本书和文物本身的不必要的反复提用，因为学者和研究人员事先都会知道他们是否确实需要参阅某一件实物。如果目录描述含糊不清，不准确，就会妨碍研究，也必定导致对文物本身的不必要的反复使用。由此可见，完善的编目对文物保护也非常有益。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明刻本，即焦竑的《老子翼》。此书在互联网上六个不同的古籍善本目录中有著录。其中有三个重要的图书馆的目录，即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善本古籍文献），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古籍影像检索系统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善本书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善本书目包含在古籍影像检索系统的网站上。另外三种目录是网络数据库，即OCLC 的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WorldCat 数据库, CALIS（中国高校图书馆情报系统) 的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中文古籍库）以及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
用《老子翼》做例子的原因是它的版本情况比较复杂，比较有特色，而且此书的传本比较多。当然，还有其它很多古籍都可以用来举例。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怎样著录的。由于《老子翼》三卷和《庄子翼》八卷刊行于同一时期，它们通常被视为合刻本，归于子部道家类之首。其著录有三个明版本，即明万历十六年王元贞原刻本（首都图书馆等十家收藏），明陈长卿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十家收藏）和明长庚馆刻本（仅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没有著录《老子翼》和《庄子翼》的零种 。
国家图书馆有两部明万历刻的三卷本，其一定为善本，其二原定为普通古籍，通过提善工作，此书已归入善本。同次的检索结果也有万历三十五年续道藏的六卷本和一些清刻本，但是我们现在先不管别的版本。此两部三卷本著录为“明万历[1573-1620]刻本”，通过对照，均系王元贞的原刻本。著录中未提到刻书家王元贞及刻工徐智，也没有定具体的刻书年。
中央图书馆有三部明万历刻本，两个不同版本，但均著录为“明万历间[1573-1620]原刊本”。三部书均附首页书影，其一又有全文影像。与国家图书馆一样，其著录未提刻书家，刻工以及刻书年。
国会图书馆著录有一部“明万历间刻本”，并照录卷端原题。疑为自王重民先生善本书提要抄录。因为没有书影，无法判断具体是什么版本。
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RLIN）著录有四部《老子翼》，三部明万历十六年王元贞原刻本和一部明翻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谓的明陈长卿刻本，我们定为万历十六年王元贞原刻本的明末重修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目人员很可能没有看到过王元贞的初印本，而把陈长卿的后印本跟另一部万历翻刻本比较过。而我们有幸编过天津图书馆藏王元贞的白纸初印本的零种，又编过湖北省图书馆藏同版的合刻本，这两部书均未被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还有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的合刻本，带“古吴陈长卿梓”的内封面页。第四个本子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的另一部翻刻本。
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著录有两个明万历十六年刻本，但是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一部，著录刻[书]地不详，刻[书]者不详。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一部著录信息矛盾，著录古吴[苏州]为刻书地及王元贞为刻书家。在附注项又云“内封题：‘古吴陈长卿梓’。王元贞老子翼序言：‘余因[而]命工梓之’，王即主持刻书者，而陈长卿则是实际刻书者”。事实上，王元贞与作者焦竑 (1541-1620) 是同时代人，亦同是南京人。在刊行《老子翼》的同时期，王元贞还刊行了另外几部书，都是用了南京 刻工徐智。而苏州人陈长卿则活跃于明末，是德聚堂主人。陈长卿多使用嘉靖末至万历期间所刻藏版重印图书。他自己刊行的书籍似乎也仅限于崇祯间。
学苑汲古数据库有八部明版《老子翼》，其中四部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其它各本分藏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南京大学。北大的一部与人大的翻刻本相同，并著录为万历十六年以后的刻本。其它七部都著录为万历十六年刻本，可是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同一个版本。在这里，两种版本被编目为一种版本，而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例子中，一种版本被编为两种版本。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在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项目， 我们特别注意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两种以上相似的版本，而我们不能确定哪一种是原刻，那么我们就使用同一种版本著录，如：“明万历十六年王元贞刻本”，但是我们会在各个本子上加附注区分甲种版本，乙种版本等， 以示不同。 我们认为在同一部书有多个本子的情况下，辨别和区分不同版本是极其重要的。
我的初步结论是此《老子翼》三卷本有以下不同明版本。（A）万历十六年王元贞原刻本以及多数陈长卿后印并重修本，（B）万历翻刻本，（C）人大北大藏的翻刻本，（D）上海图书馆藏的长庚馆刻本。（按：后经比较，我发现C版本与D版本实际上是同一个版本）。
一个完善的善本古籍书目数据库，版本著录一定要准确，一定要在尽可能全面了解一部书的不同版本的基础之上判定版本，准确描述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之所以在版本鉴定上出现种种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缺乏版本对比，编目人员常常无法获得其它版本的书目信息或书影。所以，数据库是否能够提供卷端书影以供数据库使用者参照非常重要。而我所提到的所有目录，包括我们的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都还不够理想。有些是编目质量较高，但是平台系统差一些；有些则是平台系统虽好，但编目质量较差。
我认为，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我们应该能够把古籍善本编目和建立善本书数据库的工作做得更好。如果说中国古典文献是华夏文化的基础，那么古籍善本则是举世无双的宝藏。这样的宝藏是不是值得我们下功夫去妥善地研究和整理？我的答复是“是”。我相信大家会同意我的答复。
古时把用文字刻写下来的东西都称为书，而用文字书写的信函也属于书的范畴，所以书信就有了各种叫法：书牍、书札、手札、书简、手简、尺牍、尺翰、尺素等。而对唐代以前的名人书信，后人称其为帖，是重视其书法之意。最著名的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距今1700多年，是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其字古朴、雄浑、沉厚。王羲之写给亲友的书信有《快雪时晴帖》、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杨凝式的《韭花帖》等，都是流传下来的我国古代书信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