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后来又出现了活字本、石印本等版本类型,因此熟练利用古籍牌记,对准确鉴定古籍版本,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将起重要的作用。
1、牌记的内容、类型、特征
牌记,是出版者用以说明版本情况的一种专门标志,又叫牌子、书牌,或称书牌子。牌记主要记录刊刻时间、刊刻地点、刊刻者姓名、室名,甚至书坊字号、版本特点以及刊刻经过。带有牌记的书籍起源于唐、五代,到了宋、元,已广为推行,但最多的还是明、清两代的刻本。最初的牌记只是无边框的题识,后来发展到在文字的周围框以方格。常见有单行形、双行形、三行形、四行形、长篇形、瓦当形。再后出现了钟鼎形、香炉形、琴瑟形、莲龛形、印章式等各种样式。牌记所用字体通常有真、草、隶、篆四种。例:
民国二十年刊本《蓼辛词一卷》,有“辛未嘉平镌成”隶书单行牌记。
清同治九年刊《说文解字义证》,刻有“同治九年湖北崇文书局开雕”篆书双行牌记。
清光绪刊《玉函山房辑佚书》,刻有“光绪九年癸未长沙女郎 环馆补校开雕”真书三行牌记。
清光绪刊《惜抱轩遗书》,刻有“光绪巳卯春三月桐城徐氏集刊归安杨岘署检”隶书四行牌记。
清嘉庆十八年黄氏士礼居刻本《论语音义》,刻有“孝经今文音义论语音义各一卷香严书屋藏汲古阁影宋钞本士礼居倩人影写重雕癸酉新秋工竣并记”真书长篇牌记。
民国十一年石印《小仓山房尺牍》,印有“扫叶山房”瓦当图案牌记。有的牌记进行了艺术加工,造型优美,有很高的艺术性。例:
咸丰七年梁氏十二石山斋本《 簩以诗》即有钟鼎形牌记。
明万历四十年书林余仙源刻本《新锓钞评校正标题皇明资治通纪》,此书牌记,上覆荷叶,下托莲花,独具一格。
蒙古定宗四年张存惠晦明轩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刻有长篇牌记,顶部二龙飞舞,底部双龟静伏,图形巧思异构,风味别调。
2、牌记的分布
牌记不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分布灵活,无固定位置,它们有的出现在序文、目录、跋之前后,有的反映在卷首、卷中、卷末,有的直接刻在版心处,还有的将刊刻时间和藏板处直接刻印在书的封面,再有的一书出现两种以上牌记现象,例:
明成化十七年书林刘氏溥济药室刻本《新编医方大成》,序后刻“成化辛丑书林刘氏溥济药室重刊”楷书双行长方牌记。
明嘉靖十四年袁耿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注》,跋后刻“嘉靖乙未岁吴郡袁氏嘉趣堂重雕”行书长条式牌记。
明建业张氏铜活字印本《开元天宝遗书》,卷首刻“建业张氏铜板印行”单行牌记。
元岳氏荆奚谷 家塾刻本《春秋经傅集解》,卷二刻“相台岳氏刻梓荆奚谷家塾”篆文双行牌记。
明正德十一年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春秋繁露》,卷末印有“正德丙子季夏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板校正印行”楷书三行牌记。
清乾隆三十年鲍氏知不足斋刻本《湖山类稿》,版心处刻“知不足斋正本”牌记。
清乾隆十三年刻本,《春秋大事表》,封面印有刻本年代、初辑者、藏板处等内容牌记。
3、牌记作用
从牌记的类型、特征可见,牌记上刊刻的年代,一般来说能给版本鉴定者确定版刻时代提供直接可靠的凭证。例:明正德本《文献通考》,目录后刻有“皇明正德戊寅慎独精舍刊行”牌记和卷348末刻有“皇明正德已卯岁慎独斋刊行”牌记,由此可证明此书是正德十三(1518)至正德十四年(1519)刻成。牌记上反映的著者、编辑者、校勘者,能给鉴定者提供真实可信的版本依据。例:同治甲子年刻本《唐人说会》封面栏上横题:同治甲子冬镌,右刻:长沙周愚峰订,山阴陈莲塘辑,左侧下方刻:双门底纬文堂藏板,由此让鉴定者正确无误地判断出刻本年代、校订者、编辑者以及藏板处。牌记上出现藏板者、版刻地、刻工名以及刊刻经过等文字,能给版本鉴定者鉴定版本、考订版本源流提供重要的参考。例:元刻本《论语》,各卷卷末刻有一处长方形或椭圆形的牌记,其中写着“盱郡重刊廖氏善本”。由此可知道是南京廖莹中世彩堂刻本的重刊本。又例:明嘉靖间宗文堂刻本《皇明文衡》的目录后有牌记曰:“《皇明文衡》一书,原版出在金陵,乃於我朝名贤之所著,纂集百余卷。今书坊宗文堂购得是本,命工刊行,以广其传,四方君子幸为鉴焉。”据此可知宗文堂本出自金陵原刻。一些独特造型的专用牌记,还往往能给版本鉴定者据此判定版刻年代提供有力的证明。例:南宋咸淳间廖莹中世彩堂刊本《昌黎先生集》,用的是“亚”字形牌记,中间篆书“世彩堂廖氏刻梓家”二行字。据《古籍版本学概论》一书记载: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旧刻本《颜氏家训》,曾经过清代名家何焯、孙星衍、钱大昕、黄丕烈等人鉴定,宋椠元刊,莫衷一是。最后还是根据刻本中一个琴形牌记“廉台田家印”确定为元刻本,因为这个特殊图案的牌记只在其他元刻本中出现过。因此,牌记作为版本鉴定的依据之一,在古籍版本鉴定中往往起到重要的作用。
4、利用牌记,鉴定版本应注意的问题
(1)要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来为我所用。很多古籍的版本源流问题,前人早有考订,特别是清代的一些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校勘家,他们对古籍版本的研究,远胜今人,常有精湛绝妙、定不能移的论断,我们应加以充分吸取。但在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还要注意避免盲听盲从,因为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即使是名家里手的考证也未必能尽依尽信。例如:清代名家黄丕烈对宋版颇有研究,自命为老眼。曾说过宋本板口从无阔黑口,到见了宋刻本《新定严州续录志》,板口阔而黑时,仍怀疑不是宋刻本,后与顾千里仔细研究,才肯定为宋版。据此可知白口黑口不能作为宋元本的唯一区别点。
(2)根据牌记来考订版本源流时,注意有例外的情况出现。一般是后人翻刻时将牌记或封面照样刻入造成,也有后人在用某书原版重印时换刻了封面,而正文并未改动,封面雕镌年月与原版刻时间不同,貌似另一刻本。另外,还有后世作伪,挖改牌记,以冒充早期刻本的情况。例: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嘉靖年间王延吉吉覆刻宋黄善夫本《史记集解索引正义》,其序后原有的“震泽王氏刻于恩褒四世之堂”及目录后原有的“震泽王氏刻梓”两个牌记均被挖去,即是用明本充作宋本的一个明显例子。
(3)牌记作为古籍鉴定的依据之一,要结合原书的序跋、批校、印章、版式、行格、字体、纸墨、刻工、讳字等古籍本身特征来综合考订,相互对比,相互鉴别,相互印证。我们在研究古籍版本中,要运用哲学辩证原理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辩证地思考,批判地继承,综合地考订,这就是我们在古籍版本研究中运用牌记应注意的方法。
研究牌记在古籍版本鉴定中的作用,对于挖掘、保护、继承、利用民族文化遗产有着积极的意义,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国古文化发扬光大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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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隐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1984
6、王世伟.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