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建阳出版兴衰史：
闽北山区何以成为
中华帝国的出版中心？
宋初雍熙年间(984—987)，唐代数学家、天文学家李淳风所作预言书《推背图》的印本在开封书市上非常畅销。但是，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天文历法之书必须经朝廷批准才能上市，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因此龙颜大怒，下令印制了一百部含有明显错误预言的印本并投入坊间。劣币驱逐良币的格勒善定律在书籍市场中也起了作用，使得买家对包括坊刻本在内的所有刻本都失去了兴趣。可见，到了公元10世纪末，雕版印刷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技术，被用来达到各种目的。中国社会中，不只是出版商和读者，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也深谙如何巧妙应用雕版印刷的力量和影响，有些人更是完全出于私利才从事大规模的编撰和出版活动。
建阳出版业长达六个世纪的历史并非开始于中国雕版印刷发明之初，其在清初的消亡又比雕版印刷的整体衰落提早了至少两个世纪。但建阳本的故事的确与中国雕版印刷的光辉时代(或世纪)相契合。因此，《谋利而印》揭示了如何通过聚焦于某个地区所刻印的图书来获得中国书籍社会史方面的信息，以及如何通过多样的渠道提取这些信息。由此，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界定主导这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印刷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该影响已在印刷文本和图像的诸多用途中有所体现；商业出版者对读者需求的反应；赢利性的印本在外表和内容上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雕版印刷主导的文化与欧洲活字印刷在最初几个世纪里所塑造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些问题让研究中国的学者长久着迷，大家却已有一个共识：仅从文献中找不到可以充分解答以上任一问题所需的信息。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这个共识恐怕过于悲观。
当然，如果以建阳这样的历史悠久、范围广阔的出版业为对象，中华帝国书籍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没有办法细究。但是，如本研究中各章所示，我们仍可发现很多东西。其一是延续性。比如，从公元8世纪雕版技艺的滥觞到19—20世纪被其他印刷方式取代，雕版技术上大的改进寥寥无几；尽管折叶和装订的方式有所进步，中国雕版印本书叶的格局却几乎一成不变；几类书籍，如“四书五经”、小学书、史书、医方合集及名家诗文集，近千年来一直畅销(直至今日)。评判印本质量的标准仍然是视其与精美写本的相似度，即纸墨精良、书法精妙。不管是私刻还是坊刻，大多数出版商所表达的印书目的，都是将一部作品不加变动地刻印出来，使读者可以读到珍稀或精善的版本。其二是中国印本在使用上的变化。例如，各个社会群体开始将印刷纳为己用的时间顺序显示，要确定一项技术形成的确切时间以及服务对象是很困难的，除非是事后推算。雕版印刷品起初用于宗教传播，如佛经和道教符箓。到了公元8世纪晚期，有证据显示，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刻印了粗糙的日历、蒙学课本和小学书。因为当地用于印书的自然资源充足，加速了出版业的发展。直到宋代，朝廷和文化精英们才开始大规模地采用雕版印刷。
宋代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促使中央和地方的官府及知识阶层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采用雕版印刷。这也推动了一些地区出版业的发展，如建阳。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我们探讨了建阳为何会成为一个如此重要的出版中心的原因。与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一样，闽北拥有雕版印刷所需的丰富资源。宋代商业的整体蓬勃发展也同样重要，致使那些原非显赫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区，有可能凭借其适当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在经济上占据重要地位。闽北诸镇是连接福建和江南地区多条内陆商贸路线的货物集散地。因而通往建阳本的重要市场的商业途径是畅通的。宋代另一个促使出版业扩张的重要原因，是士人精英阶层的发展及与之相应的图书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也因官府积极地组织编纂、校勘和刊行学术著作而得到推广，也因科举制度而成为必然。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限制了图书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上述因素导致了建阳出版业在宋代的迅速崛起，仅看出版商家族和相关蒙学私塾取得的名望就可得知。自宋以降，对学术的尊崇，加上科举制度，产生出相当一大批深谙儒家士人文化知识并推崇其价值的人，他们中能在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上达到较高层次的则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尽管身份低微，却成为这种精英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以坊刻商为例，他们累积的影响力与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代表者们可谓不相上下。
在建阳，这些出版商们刊行了自宋以来现存的儒家经典中一些最好的印本，与早已广为人知的此地盛产低劣印本的名声完全不符。而且，其他证据显示，建阳坊刻业在南宋已经相当发达，那颇招非议的“麻沙本”，不论是儒家经典的节略本，还是科举程文或文集，早已广泛流通于全国的大多数市场。建阳的坊刻商们生产所有可售的内容，他们的书不仅行销中国，还远销日本和朝鲜。
建阳出版业显著的商业特点使之到了元代仍然相当活跃。除了学术论著，日常和娱乐所用书籍成为元代建阳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趋势到了明代更是势不可挡。事实上，诸如医书、日用类书、插图小说之类的书在元代已经存在，并可能在南宋晚期就已出现，从而使人质疑“通俗用书是明代才有的新发展”这一看法。太多不确定因素，以及早期此类作品少有留存至今的情况，使这种看法难以得到证实。
而且，在明前期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全国的官刻、私刻和坊刻活动全面衰落，可作为对中国的书籍刻印在数量和种类上随着时间单向持续增长这一假设的质疑。特别是建阳，其明刻本只有10％生产于明代前半期(1500年之前)，而闽北图书贸易的全面繁荣更是等到16世纪已过去四分之三时才形成。实际上，因为建阳的图书贸易，尤其是明代的，像镜子般反映出中国印刷史的一些总趋势，我们可以通过1600余种明代刻本所含的信息，推测华南中心地区尤其是江南和福建沿海等文化、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与文化状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所述，明代建阳本更多地揭示了更广大的区域的情况，而不局限于建阳本地。
最后，建阳出版业在17世纪中期的彻底消亡仍然是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明清易代时闽北地区遭受的混乱和破坏并不能提供充足的解释。更不能令人信服的说法是，非城市地区的出版中心面对来自大城市同行的压倒式竞争只能衰落。对此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情况恰恰相反。答案也许在于，至少自明初起一直蔓延于闽北地区的经济停滞，途经闽北的区域间贸易越来越少，使情况雪上加霜。没有了这种贸易，建阳出版业失去了与江南和福建沿海那些大都市的图书中心竞争的优势。
在一些重要层面上，建阳出版业是独特的。首先，尽管普遍认为廉价、中档和低劣的印本多来自中华帝国偏远的图书中心，建阳出版商们的产品却既有刊刻精工的善本，也有廉价低质的劣品，包括了各个层次的书籍。同样独特的是建阳出版商们的巨大产量，在他们最活跃的几个世纪，其产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偏远的出版中心，从而成功地与属于全国最大城市的出版中心进行竞争。因此，关注建阳出版业长期成功的一些因素，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雕版印刷的总体发展情况。那么在中华帝国，是什么造就了一个成功的出版中心呢？首先，由于长期以来运输费用较高，出版中心应位于有充足的刻书所需自然资源的地方，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因为当地缺乏大型图书市场，出版中心的位置必须在重要的商路沿线，以便抵达维持图书贸易所必需的市场。以上两个条件都不需要出版中心在都市中心或位于有重要文化、政治意义的地方。在早期，建阳出版业无疑受到知识阶层活动的刺激，使闽北在宋代成为科举考试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并成为道学的大本营。但在元代和明代，当该地区的文化衰落后，支撑图书贸易的是上述地理和经济因素。对图书出版中心来说，只需要将图书作为商品，能够生产、销售并获得利润即已成功，并不需要在当地消费掉。这与中华帝国晚期出现的廉价中档刻本的成功有所不同。
对未来研究的一些建议
以下建议无法涵盖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所有课题，仅是笔者在做此研究中产生的想法。既是对某些问题的进一步拓延，也是在研究早期中国雕版印刷时，由于有些论题几无相关信息，因而想到的替代方法。
一些论题仅与建阳出版业相关。首先，对于有足够多样本的那类书，个别著作能让我们做详细分析。比如，对于宋元时期在建阳刻印的各种儒家著作，我们能否更精确地了解其刊刻模式呢？宋元时期的建阳地区是朱熹及其追随者提倡的道学的大本营，而明代的建阳没有和任何哲学流派发生过明显的关系。这样一来，这两个时期建阳所刊刻的儒家著作有何不同？第二，另一类不同的书，如以上图下文版式刊刻的小说，也值得更详细地研究。这类书中的历史演义和公案小说，学界已就其文学风格、内容和面向的读者群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分析。针对晚明时建阳刊刻的类书，可以做同样的研究。
诸多当地文人、官员参与了建阳的书籍编纂和刊刻，所以我们有可能更深入地理解该地区的文化生活，以及为什么在中央和地方官府对于编修和刊刻大部头作品已经不太积极的明代中期，他们却开始资助建阳的刻书工程。我们可以搜集来自地方志、族谱和印本的信息来完成这项研究。印本中的序言极有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因为序言通常会谈论该作品的成书历史，包括早期的各个版本。有时序言中还会提到刻印该书的原因、参与编纂和发起刻印的人。
不仅如此，如果能够将现存印本的序跋与那些已亡佚作品的序跋相比较的话，会很有意义。这是可行的，因为现存的序跋远多过书，在个人文集、地方志的艺文部分或同一作品现存的其他版本中都可能找到。考察序跋既能够拓展对于抄本和印本历史的了解，又能验证从现存印本上所得推测的可靠性。比如，我们能更充分地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人在使用印本上的不同态度。一个典型例子是科举制艺集的序。在晚明，编纂和刊行这类书的行业高速发展。这类序跋往往突出所收科举制艺的优美文辞和博学多闻，即使作者自己从未成功通过任何一科科举考试。这类序跋在默默无闻或鲜受推崇的学者文集中也并不少见，说明当时的文人并不像后世学者那样轻视所有这类作品。
关于建阳图书贸易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有所了解，即闽北出版商和江南地区的大城市、特别是南京出版商之间的联系。建阳本中有证据证明，闽北人在江南从事编校、雕版和刷印的工作。所以，从江南着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整体面貌。例如，目前还没有关于著名的周氏出版家族和同样出名的唐氏出版家族的研究，而两者在南京都拥有多家书坊。我们可能由此更好地了解刘孔敦和周氏出版商的关系。在第五章，我们谈到过刘孔敦及其父刘龙田与周氏合作的事。如果我们能对世德堂的其他印本了解更多的话，也许能揭示唐氏世德堂《西游记》被建阳熊云滨翻刻再版的细节。就当时南京刻坊的数量和晚明印本的数量，可以做一次系统的研究，并包括所有现存印本的书目，这对于研究该时期的书籍史是至关重要的。还可以就江南其他出版中心，如苏州和杭州，做类似的研究。
另一些问题主要缘于建阳出版业信息的缺失。其中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关系书籍贸易的经济层面。我们对于一部坊刻本的印数、成本及人工，都知之甚少，尤其是清代以前的。此类信息缺失不仅限建阳出版业，全国出版业也是如此。一些零碎的信息虽然看似有用，在没有背景的情况下难以用来做推论。比如1611年刘氏安正堂刻印的一部类书值一两银子，如果不知道当时其他书和货物的价值，这一信息就没有什么用处。在各版《大藏经》中可能找到相关信息，因为其中每卷末会记录捐资者所出的银钱数，有时还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人工费用。如果将这项信息与相应时期的一般物价数据对应起来，就有可能了解刻印一部大型宗教作品的资金运转情况，从而推演出同时期诸多小规模、赢利性刻坊的经济状况。
对私塾、书院的刊刻活动还可以开展更多研究，目前所做的研究侧重于其印本的文献目录整理。尽管建阳地区的一些书院在宋代和元代已在刊印经史类书籍，但这些书院的历史及其刊刻活动却从未被深入研究过。而且，其他地区知名书院的历史细节已为人所知，比如元代杭州的西湖书院和明代的崇正书院(一在无锡，一在广东)。将其历史细节与刊刻活动联系起来研究会很有价值。
在中华帝国末期，也曾存在一些地处大城市以外的出版中心。如前所述，就所出印本的数量、书籍贸易持续时间的长度和影响地域的广度而言，它们中没有一个可以与建阳比肩。但安徽徽州的出版开始兴盛，在某些方面与建阳很相似。首先那也是个山区，拥有足够的刻书所需自然资源。自宋以降，该地以出产优质的宣纸、烟墨和砚石而闻名。第二，无论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中华帝国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徽州都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在明中期，此地的私家和官办书院都因其培养的学者而闻名全国。徽商积极参与其寄居地的乡间事务。同时，这些商人与其故乡家族的紧密联系也反映在徽州严密而悠久的宗族组织上，可参见诸多族谱的记录。在明代，徽州以其优质的印本闻名，其中包括套色墨谱。徽州还因其刻工的出色技艺和徽派木雕版画而声名远扬。尤其是黄氏刻工，在晚明非常活跃，我们对于其家族成员和作品都已有一定了解。有了这些资料，加上大量当地方志，对徽州尤其是明代的刻书历史开展细密的研究，不仅可行，更将成果丰硕。
除了徽州和江南，中华帝国晚期多数处于非城市地区的出版中心在规模上要小得多，往往只生产满足当地和临近市场需求的印刷品。这些当地的出版中心也值得研究，因为它们代表了中华帝国雕版印刷文化的核心部分：通过它们，在乡野中文化水平最低的人群与印刷品发生了最为直接的联系。除了那些简单粗陋的印本，诸如蒙学课本、劝善书、简明指南(用于家族礼仪、风水、契约或尺牍)，出版商还生产廉价的日历、冥币、宗教经文和画像，以及其他日用印刷品。事实上，许舒关于香港新界一个现代小镇的发现反映出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的一些状况，上述各种作一时之用的印刷品，对于大多数目不识丁的民众而言，必然比书重要得多。不幸的是，这意味着此类资料即使出自最晚的清代，现在留存下来的也极少。很难确定究竟曾有多少个这样的出版中心存在过，因为几乎所有的出版中心都已消亡，并且没有留下什么记载或印本。幸运的是，个别出版中心留下了足够的痕迹，使得历史学者可以研究其部分细节。其中之一是位于闽南内陆的长汀四堡。此地曾是这一地区商路上的一处枢纽，当地出产的一些印本及最重要的两个出版商家族的族谱也留存了下来。包筠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小型的出版中心，它们很可能曾遍布整个中国。另一处值得研究的地方是湖南邵阳的周边地带(清代的宝庆府)，清代和民国时期那里据说曾有近四十家刻印铺。由于缺乏中国北方的资料，长期以来被认为难以进行研究。但是对山东省的初步调查显示，追溯清代和民国时期小城镇(除了主要城市)的刻书活动是可行的。
研究这些小型又偏远的出版中心的另一更迫切的原因，是它们似乎于晚明或清初开始，数量不断增长并越来越重要，代表了一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谋利性刻书模式。之前的模式是由几个相对少数的大型图书中心来掌控的，而后一种模式贯穿整个清代和民国初期，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仍继续通过雕版印刷而传播，然而是以一种更广阔的方式。当然，研究这些出版中心的方法与研究早期出版中心的方法也大不相同。比如，可能有更多的实物证据留存下来，如书版、印本甚至是刻印铺及其经营记录。在那些民国时期仍然参与书籍刻印和销售的地方，甚至有可能采访到知情人。另一方面，这些地方的印本存世比例非常低。由于图书馆和藏书家一直轻视，不会努力去搜集这些“破烂东西”，这些印本对于研究中国书籍史的重要性也没有被认识到。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雕版印刷的末期状况，我们仍需尽可能多地研究这些出版中心及其印本。实际上，在今天中国的旧货市场仍可以买到部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印本。即使对于这些地方做不了充分研究，尝试估计它们的数量、位置、活动时期和有时远得惊人的分销网络，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研究中国印本的历史时，一个更为人忽视的领域是雕版插画的发展。它们总称为“图”，特别是图像、地图、示意图以及图表、表格，用以体现或补充文字中所要表达的信息。通过细审六百余年间建阳本中的“图”，可以发现插图使用的延续性和逐渐提高的普及性。大致而言，这可以从雕版印刷的本质特点来解释：雕版印刷的方式便于复写式雕刻，或根据与原书、原图几乎一样的临摹本来雕刻。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这些印刷图像有多古老，传播有多广？它们是首先出现在印本中，还是从其他媒介转换而来，比如宗教绘画、雕塑或青铜器皿？这些图像是否也出现在年历或神仙、民间英雄题材的日用年画或其他版画上？如果是的话，我们能否推测出不同表现形式中有系统性的差别？我们能否追溯某一幅图像的刻印历史?在中华帝国大部分历史时期内，文字和图像始终都是镌刻在木版上的，不像西方书籍那样存在工艺上的差异，精品用蚀刻或雕刻的金属版插画，廉价的通俗读物用木刻插画。中国的差异，存在于愈加趋同、简化、丧失艺术情趣的“图”与审美上倍受推崇的、相对独立于文字外的“画”之间。换言之，中华帝国的各个阶层在将印刷术纳为己用的过程中，虽然不得不受限于共同的媒介，却各自以不同方法满足了各自不同的需要。长达一千两百多年的雕版印刷史证明，上述策略是可行的，但一些显著的共同特征，如重复出现的图像，也同样贯穿了整个雕版印刷史。随着更多关于中国书籍史的著作出现，我们对一件雕版印刷品所蕴含的内容，将了解得更深刻，更不吝赞叹。（贾晋珠）
本文节选自《谋利而印》（贾晋珠著，邱葵、邹秀英、柳颖、刘倩译，李国庆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贾晋珠（Lucille Chia）的代表作《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是一部研究中国书籍文化的作品，围绕福建建阳的出版业展开，勾勒了一个地处偏远的中华帝国出版中心的兴衰面貌。
建阳出版业长达六个世纪的历史并非开始于中国雕版印刷发明之初，其在清初的消亡又比雕版印刷的整体衰落提早了至少两个世纪。但建阳本的故事的确与中国雕版印刷的光辉时代(或世纪)相契合。因此，《谋利而印》揭示了如何通过聚焦于某个地区所刻印的图书来获得中国书籍社会史方面的信息，以及如何通过多样的渠道提取这些信息。由此，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界定主导这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印刷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该影响已在印刷文本和图像的诸多用途中有所体现；商业出版者对读者需求的反应；赢利性的印本在外表和内容上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雕版印刷主导的文化与欧洲活字印刷在最初几个世纪里所塑造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些问题让研究中国的学者长久着迷，大家却已有一个共识：仅从文献中找不到可以充分解答以上任一问题所需的信息。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这个共识恐怕过于悲观。
当然，如果以建阳这样的历史悠久、范围广阔的出版业为对象，中华帝国书籍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没有办法细究。但是，如本研究中各章所示，我们仍可发现很多东西。其一是延续性。比如，从公元8世纪雕版技艺的滥觞到19—20世纪被其他印刷方式取代，雕版技术上大的改进寥寥无几；尽管折叶和装订的方式有所进步，中国雕版印本书叶的格局却几乎一成不变；几类书籍，如“四书五经”、小学书、史书、医方合集及名家诗文集，近千年来一直畅销(直至今日)。评判印本质量的标准仍然是视其与精美写本的相似度，即纸墨精良、书法精妙。不管是私刻还是坊刻，大多数出版商所表达的印书目的，都是将一部作品不加变动地刻印出来，使读者可以读到珍稀或精善的版本。其二是中国印本在使用上的变化。例如，各个社会群体开始将印刷纳为己用的时间顺序显示，要确定一项技术形成的确切时间以及服务对象是很困难的，除非是事后推算。雕版印刷品起初用于宗教传播，如佛经和道教符箓。到了公元8世纪晚期，有证据显示，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刻印了粗糙的日历、蒙学课本和小学书。因为当地用于印书的自然资源充足，加速了出版业的发展。直到宋代，朝廷和文化精英们才开始大规模地采用雕版印刷。
宋代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促使中央和地方的官府及知识阶层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采用雕版印刷。这也推动了一些地区出版业的发展，如建阳。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我们探讨了建阳为何会成为一个如此重要的出版中心的原因。与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一样，闽北拥有雕版印刷所需的丰富资源。宋代商业的整体蓬勃发展也同样重要，致使那些原非显赫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区，有可能凭借其适当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在经济上占据重要地位。闽北诸镇是连接福建和江南地区多条内陆商贸路线的货物集散地。因而通往建阳本的重要市场的商业途径是畅通的。宋代另一个促使出版业扩张的重要原因，是士人精英阶层的发展及与之相应的图书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也因官府积极地组织编纂、校勘和刊行学术著作而得到推广，也因科举制度而成为必然。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限制了图书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上述因素导致了建阳出版业在宋代的迅速崛起，仅看出版商家族和相关蒙学私塾取得的名望就可得知。自宋以降，对学术的尊崇，加上科举制度，产生出相当一大批深谙儒家士人文化知识并推崇其价值的人，他们中能在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上达到较高层次的则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尽管身份低微，却成为这种精英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以坊刻商为例，他们累积的影响力与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代表者们可谓不相上下。
在建阳，这些出版商们刊行了自宋以来现存的儒家经典中一些最好的印本，与早已广为人知的此地盛产低劣印本的名声完全不符。而且，其他证据显示，建阳坊刻业在南宋已经相当发达，那颇招非议的“麻沙本”，不论是儒家经典的节略本，还是科举程文或文集，早已广泛流通于全国的大多数市场。建阳的坊刻商们生产所有可售的内容，他们的书不仅行销中国，还远销日本和朝鲜。
建阳出版业显著的商业特点使之到了元代仍然相当活跃。除了学术论著，日常和娱乐所用书籍成为元代建阳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趋势到了明代更是势不可挡。事实上，诸如医书、日用类书、插图小说之类的书在元代已经存在，并可能在南宋晚期就已出现，从而使人质疑“通俗用书是明代才有的新发展”这一看法。太多不确定因素，以及早期此类作品少有留存至今的情况，使这种看法难以得到证实。
而且，在明前期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全国的官刻、私刻和坊刻活动全面衰落，可作为对中国的书籍刻印在数量和种类上随着时间单向持续增长这一假设的质疑。特别是建阳，其明刻本只有10％生产于明代前半期(1500年之前)，而闽北图书贸易的全面繁荣更是等到16世纪已过去四分之三时才形成。实际上，因为建阳的图书贸易，尤其是明代的，像镜子般反映出中国印刷史的一些总趋势，我们可以通过1600余种明代刻本所含的信息，推测华南中心地区尤其是江南和福建沿海等文化、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与文化状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所述，明代建阳本更多地揭示了更广大的区域的情况，而不局限于建阳本地。
最后，建阳出版业在17世纪中期的彻底消亡仍然是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明清易代时闽北地区遭受的混乱和破坏并不能提供充足的解释。更不能令人信服的说法是，非城市地区的出版中心面对来自大城市同行的压倒式竞争只能衰落。对此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情况恰恰相反。答案也许在于，至少自明初起一直蔓延于闽北地区的经济停滞，途经闽北的区域间贸易越来越少，使情况雪上加霜。没有了这种贸易，建阳出版业失去了与江南和福建沿海那些大都市的图书中心竞争的优势。
在一些重要层面上，建阳出版业是独特的。首先，尽管普遍认为廉价、中档和低劣的印本多来自中华帝国偏远的图书中心，建阳出版商们的产品却既有刊刻精工的善本，也有廉价低质的劣品，包括了各个层次的书籍。同样独特的是建阳出版商们的巨大产量，在他们最活跃的几个世纪，其产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偏远的出版中心，从而成功地与属于全国最大城市的出版中心进行竞争。因此，关注建阳出版业长期成功的一些因素，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雕版印刷的总体发展情况。那么在中华帝国，是什么造就了一个成功的出版中心呢？首先，由于长期以来运输费用较高，出版中心应位于有充足的刻书所需自然资源的地方，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因为当地缺乏大型图书市场，出版中心的位置必须在重要的商路沿线，以便抵达维持图书贸易所必需的市场。以上两个条件都不需要出版中心在都市中心或位于有重要文化、政治意义的地方。在早期，建阳出版业无疑受到知识阶层活动的刺激，使闽北在宋代成为科举考试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并成为道学的大本营。但在元代和明代，当该地区的文化衰落后，支撑图书贸易的是上述地理和经济因素。对图书出版中心来说，只需要将图书作为商品，能够生产、销售并获得利润即已成功，并不需要在当地消费掉。这与中华帝国晚期出现的廉价中档刻本的成功有所不同。
对未来研究的一些建议
以下建议无法涵盖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所有课题，仅是笔者在做此研究中产生的想法。既是对某些问题的进一步拓延，也是在研究早期中国雕版印刷时，由于有些论题几无相关信息，因而想到的替代方法。
一些论题仅与建阳出版业相关。首先，对于有足够多样本的那类书，个别著作能让我们做详细分析。比如，对于宋元时期在建阳刻印的各种儒家著作，我们能否更精确地了解其刊刻模式呢？宋元时期的建阳地区是朱熹及其追随者提倡的道学的大本营，而明代的建阳没有和任何哲学流派发生过明显的关系。这样一来，这两个时期建阳所刊刻的儒家著作有何不同？第二，另一类不同的书，如以上图下文版式刊刻的小说，也值得更详细地研究。这类书中的历史演义和公案小说，学界已就其文学风格、内容和面向的读者群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分析。针对晚明时建阳刊刻的类书，可以做同样的研究。
诸多当地文人、官员参与了建阳的书籍编纂和刊刻，所以我们有可能更深入地理解该地区的文化生活，以及为什么在中央和地方官府对于编修和刊刻大部头作品已经不太积极的明代中期，他们却开始资助建阳的刻书工程。我们可以搜集来自地方志、族谱和印本的信息来完成这项研究。印本中的序言极有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因为序言通常会谈论该作品的成书历史，包括早期的各个版本。有时序言中还会提到刻印该书的原因、参与编纂和发起刻印的人。
不仅如此，如果能够将现存印本的序跋与那些已亡佚作品的序跋相比较的话，会很有意义。这是可行的，因为现存的序跋远多过书，在个人文集、地方志的艺文部分或同一作品现存的其他版本中都可能找到。考察序跋既能够拓展对于抄本和印本历史的了解，又能验证从现存印本上所得推测的可靠性。比如，我们能更充分地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人在使用印本上的不同态度。一个典型例子是科举制艺集的序。在晚明，编纂和刊行这类书的行业高速发展。这类序跋往往突出所收科举制艺的优美文辞和博学多闻，即使作者自己从未成功通过任何一科科举考试。这类序跋在默默无闻或鲜受推崇的学者文集中也并不少见，说明当时的文人并不像后世学者那样轻视所有这类作品。
关于建阳图书贸易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有所了解，即闽北出版商和江南地区的大城市、特别是南京出版商之间的联系。建阳本中有证据证明，闽北人在江南从事编校、雕版和刷印的工作。所以，从江南着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整体面貌。例如，目前还没有关于著名的周氏出版家族和同样出名的唐氏出版家族的研究，而两者在南京都拥有多家书坊。我们可能由此更好地了解刘孔敦和周氏出版商的关系。在第五章，我们谈到过刘孔敦及其父刘龙田与周氏合作的事。如果我们能对世德堂的其他印本了解更多的话，也许能揭示唐氏世德堂《西游记》被建阳熊云滨翻刻再版的细节。就当时南京刻坊的数量和晚明印本的数量，可以做一次系统的研究，并包括所有现存印本的书目，这对于研究该时期的书籍史是至关重要的。还可以就江南其他出版中心，如苏州和杭州，做类似的研究。
另一些问题主要缘于建阳出版业信息的缺失。其中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关系书籍贸易的经济层面。我们对于一部坊刻本的印数、成本及人工，都知之甚少，尤其是清代以前的。此类信息缺失不仅限建阳出版业，全国出版业也是如此。一些零碎的信息虽然看似有用，在没有背景的情况下难以用来做推论。比如1611年刘氏安正堂刻印的一部类书值一两银子，如果不知道当时其他书和货物的价值，这一信息就没有什么用处。在各版《大藏经》中可能找到相关信息，因为其中每卷末会记录捐资者所出的银钱数，有时还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人工费用。如果将这项信息与相应时期的一般物价数据对应起来，就有可能了解刻印一部大型宗教作品的资金运转情况，从而推演出同时期诸多小规模、赢利性刻坊的经济状况。
对私塾、书院的刊刻活动还可以开展更多研究，目前所做的研究侧重于其印本的文献目录整理。尽管建阳地区的一些书院在宋代和元代已在刊印经史类书籍，但这些书院的历史及其刊刻活动却从未被深入研究过。而且，其他地区知名书院的历史细节已为人所知，比如元代杭州的西湖书院和明代的崇正书院(一在无锡，一在广东)。将其历史细节与刊刻活动联系起来研究会很有价值。
在中华帝国末期，也曾存在一些地处大城市以外的出版中心。如前所述，就所出印本的数量、书籍贸易持续时间的长度和影响地域的广度而言，它们中没有一个可以与建阳比肩。但安徽徽州的出版开始兴盛，在某些方面与建阳很相似。首先那也是个山区，拥有足够的刻书所需自然资源。自宋以降，该地以出产优质的宣纸、烟墨和砚石而闻名。第二，无论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中华帝国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徽州都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在明中期，此地的私家和官办书院都因其培养的学者而闻名全国。徽商积极参与其寄居地的乡间事务。同时，这些商人与其故乡家族的紧密联系也反映在徽州严密而悠久的宗族组织上，可参见诸多族谱的记录。在明代，徽州以其优质的印本闻名，其中包括套色墨谱。徽州还因其刻工的出色技艺和徽派木雕版画而声名远扬。尤其是黄氏刻工，在晚明非常活跃，我们对于其家族成员和作品都已有一定了解。有了这些资料，加上大量当地方志，对徽州尤其是明代的刻书历史开展细密的研究，不仅可行，更将成果丰硕。
除了徽州和江南，中华帝国晚期多数处于非城市地区的出版中心在规模上要小得多，往往只生产满足当地和临近市场需求的印刷品。这些当地的出版中心也值得研究，因为它们代表了中华帝国雕版印刷文化的核心部分：通过它们，在乡野中文化水平最低的人群与印刷品发生了最为直接的联系。除了那些简单粗陋的印本，诸如蒙学课本、劝善书、简明指南(用于家族礼仪、风水、契约或尺牍)，出版商还生产廉价的日历、冥币、宗教经文和画像，以及其他日用印刷品。事实上，许舒关于香港新界一个现代小镇的发现反映出中华帝国晚期社会的一些状况，上述各种作一时之用的印刷品，对于大多数目不识丁的民众而言，必然比书重要得多。不幸的是，这意味着此类资料即使出自最晚的清代，现在留存下来的也极少。很难确定究竟曾有多少个这样的出版中心存在过，因为几乎所有的出版中心都已消亡，并且没有留下什么记载或印本。幸运的是，个别出版中心留下了足够的痕迹，使得历史学者可以研究其部分细节。其中之一是位于闽南内陆的长汀四堡。此地曾是这一地区商路上的一处枢纽，当地出产的一些印本及最重要的两个出版商家族的族谱也留存了下来。包筠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小型的出版中心，它们很可能曾遍布整个中国。另一处值得研究的地方是湖南邵阳的周边地带(清代的宝庆府)，清代和民国时期那里据说曾有近四十家刻印铺。由于缺乏中国北方的资料，长期以来被认为难以进行研究。但是对山东省的初步调查显示，追溯清代和民国时期小城镇(除了主要城市)的刻书活动是可行的。
研究这些小型又偏远的出版中心的另一更迫切的原因，是它们似乎于晚明或清初开始，数量不断增长并越来越重要，代表了一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谋利性刻书模式。之前的模式是由几个相对少数的大型图书中心来掌控的，而后一种模式贯穿整个清代和民国初期，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仍继续通过雕版印刷而传播，然而是以一种更广阔的方式。当然，研究这些出版中心的方法与研究早期出版中心的方法也大不相同。比如，可能有更多的实物证据留存下来，如书版、印本甚至是刻印铺及其经营记录。在那些民国时期仍然参与书籍刻印和销售的地方，甚至有可能采访到知情人。另一方面，这些地方的印本存世比例非常低。由于图书馆和藏书家一直轻视，不会努力去搜集这些“破烂东西”，这些印本对于研究中国书籍史的重要性也没有被认识到。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雕版印刷的末期状况，我们仍需尽可能多地研究这些出版中心及其印本。实际上，在今天中国的旧货市场仍可以买到部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印本。即使对于这些地方做不了充分研究，尝试估计它们的数量、位置、活动时期和有时远得惊人的分销网络，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研究中国印本的历史时，一个更为人忽视的领域是雕版插画的发展。它们总称为“图”，特别是图像、地图、示意图以及图表、表格，用以体现或补充文字中所要表达的信息。通过细审六百余年间建阳本中的“图”，可以发现插图使用的延续性和逐渐提高的普及性。大致而言，这可以从雕版印刷的本质特点来解释：雕版印刷的方式便于复写式雕刻，或根据与原书、原图几乎一样的临摹本来雕刻。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这些印刷图像有多古老，传播有多广？它们是首先出现在印本中，还是从其他媒介转换而来，比如宗教绘画、雕塑或青铜器皿？这些图像是否也出现在年历或神仙、民间英雄题材的日用年画或其他版画上？如果是的话，我们能否推测出不同表现形式中有系统性的差别？我们能否追溯某一幅图像的刻印历史?在中华帝国大部分历史时期内，文字和图像始终都是镌刻在木版上的，不像西方书籍那样存在工艺上的差异，精品用蚀刻或雕刻的金属版插画，廉价的通俗读物用木刻插画。中国的差异，存在于愈加趋同、简化、丧失艺术情趣的“图”与审美上倍受推崇的、相对独立于文字外的“画”之间。换言之，中华帝国的各个阶层在将印刷术纳为己用的过程中，虽然不得不受限于共同的媒介，却各自以不同方法满足了各自不同的需要。长达一千两百多年的雕版印刷史证明，上述策略是可行的，但一些显著的共同特征，如重复出现的图像，也同样贯穿了整个雕版印刷史。随着更多关于中国书籍史的著作出现，我们对一件雕版印刷品所蕴含的内容，将了解得更深刻，更不吝赞叹。（贾晋珠）
本文节选自《谋利而印》（贾晋珠著，邱葵、邹秀英、柳颖、刘倩译，李国庆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贾晋珠（Lucille Chia）的代表作《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是一部研究中国书籍文化的作品，围绕福建建阳的出版业展开，勾勒了一个地处偏远的中华帝国出版中心的兴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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