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何谓四库进呈本

清乾隆三十七年 (1772) 正月初四日，朝廷向全国发出第一道购访民间图书的谕旨，广征天下遗书。三十八年 (1773年) 闰三月，由皇帝直接过问的“钦定四库全书处”在翰林院设立。各省督抚、盐政购进、借抄遗书和私家进呈原书总计13501种[1,8,10]，加之《永乐大典》等部分原贮翰林院的皇家藏家和武英殿所刻书，便成为纂修《四库全书》的原本，统称为“四库进呈本”或“四库采进本”。进呈本中用于誊抄编入《四库全书》的三千四百余种，又被习称为“四库底本”，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底本又称副本[2]。

数以万计的进呈本汇集到北京后，在翰林院进行清点和造档登记，并统一在每种书的首页加盖“翰林院印”左满文右汉文的朱文关防大印，各省送到的私家藏本还在书衣上加钤木记一小方，填注“乾隆某年某月某督抚、盐政某送到某人家藏某书壹部计书若干本”，以便办完《四库全书》后将原书发还。然后由四库馆臣进行分头审阅和编辑，选定入《四库全书》者则送往武英殿抄写。翰林院旧址位于东长安街路南，据乾隆五十年出版的《日下旧闻考》记述，清代翰林院大门朝向北开，大门有三重，第三重称登瀛门，门内署堂5楹，堂西为读讲厅，东为编检厅。堂之后为穿堂，左为待诏厅，右为典簿厅，典簿厅掌奏章、文移及吏员、差役的管理事务，并保管图书。待诏厅掌缮写、校勘之事，其职掌均与编书有关。再后为后堂，后堂东西屋为藏书库[3]。

进呈本中的私人藏书部分，依照乾隆帝原意，应在《全书》编完后尽数发还，乾隆帝还在纂修期间多次下旨申明此意并督促办理，但因为编书、校书、抄书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时间，加之一因底本丢失而时有掉换，据统计有五百多种已非原书;二在编书过程中同时伴有禁书举动，甚至大兴文字狱，使得发还之初衷无法贯彻下去，见于记载被发还的实际只有两淮390种。所有四库底本及其它进呈本，在七份《全书》抄毕以后一直奉旨存放于翰林院，庚子之变时因毗邻使馆区而惨遭兵燹，损失殆尽。一万数千种的四库进呈本流传至今的可谓稀若星凤，有学者曾对存目部分现存的进呈本数量进行统计，所见所知的不过194种，分布在海内外26家收藏单位[4]，而全部四库进呈本的存世数量大致有三百余种，仍然是为数甚少，因此每一部保存下来的四库进呈本都极为珍贵。

2 真伪“翰林院印”

后世判明是否四库进呈本的主要依据，一是首页正中上方是否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印;二是封面是否押有进书木记。书经重装后往往会佚去原封面，致使许多进书木记未能保存下来，“翰林院印”遂成为判断某书是否为四库进呈本的唯一标志。翰林院印的形制，《清史稿·志七十九·舆服三》中有记载:“用清篆文，左为清篆，右为汉篆。…翰林院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据清代计量单位折算，清代一工部营造尺约等于32厘米[5]，翰林院关防应是一枚10.3厘米见方的银制大印。鉴于四库进呈本的珍贵价值，书商书估们便仿制假印，鱼目混珠，以图谋利。笔者在整理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时，在首叶钤有“翰林院印”的8部书中便发现了两部书商作伪者，因特撰此文，希冀对存世四库进呈本的研究有所裨益。

两书中一为《李元宾文编》五卷，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提要》云底本为“两江总督采进本”，查《四库采进书目》，只此一种呈本[6,7]。清华此书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著录为“明抄本”。二册一函，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无行格。竹纸。首叶钤伪造的“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内容照抄库本，书中遇“玄”、“泫”、“弘”、“胤”诸讳字时避时不避，避则缺末笔。抄工简陋，字亦粗鄙，且多用简化字，无论用纸和字体风格，全然不是明抄本风貌。由避讳不严可知，此本至少是清末抄本，既是书商有意作伪，抄写时代甚或更晚。

二为《枝山野记》四卷，《提要》子部小说家类存目题为“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四库采进书目》记载还有两江进呈本[7]。清华此书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著录为“明抄本”。二册一函，半叶十行，行二十六至二十八字不等，蓝格，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棉纸。书上钤有“子晋”、“凝晖堂”、“庸庵”等藏章，曾经毛晋、史树骏、俞钰、薛福成诸家递藏。首叶钤有伪造的“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书中不避清讳，称“皇明”、“我明”，蓝格棉纸及字体风格确是明抄无疑。《枝山野记》世多抄本，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明抄本就有6家之多，而进呈本见于记载的只有两种，无疑比普通明抄本引人瞩目，因此书商不惜在本就珍贵的明抄本上加盖仿制的“翰林院印”，借此抬高身价。四库进呈本的文物价值众所周知，当年大学士刘统勋在建议朝廷为进呈本加盖印记时就指出“如此……藏书家仍得全身故物，且有官印押记，为书林增一佳话，宝藏更为珍重”[8,11]，藏家俱是宝爱有加，而此书上“凝晖堂”印记竟与“翰林院印”部分重叠，此举绝非藏家所为，显系“凝晖堂”印钤在先，“翰林院印”又只能居于首页上端正中，书商无奈只好令其叠钤在一起。“凝晖堂”为清光绪朝书法家俞钰的堂号，书商钤加伪印应在光绪年间以后。

笔者细审比对上述各书的“翰林院印”印记，真假黑白顿时判若分明。真者长宽尺寸均为10.35厘米，外廓宽0.95厘米，因系金属材质而四边轮廓清晰;印文方正而严整，笔划筋骨分明;印泥为内府特制，印色朱红而明净，均匀并较少走油现象。伪者尺寸为10.9厘米见方，外廓宽1.1厘米，上下略有不均，四角或有缺损;印文略显模糊，笔划或有中断之处;印色浑暗，印泥絮绒紊乱，且走油严重。伪印押钤也如雕版刷印“初”、“后”一样有所差别，钤于《枝山野记》者奏刀刻石前磨制平整印面的划痕尚在，但对比钤于《李元宾文编》的一方缺损处完全一致，应是同一方伪印。判断“翰林院印”印记之真伪可以帮助我们从容鉴定是否四库采进之本[9]，此外目前尚未见有书衣木记作伪之实例。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小学类著录有《华夷译语》一卷，清抄本，一册一函。首叶钤“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又钤“江阴刘氏”、“刘复所藏”等印记，曾经著名文学家刘半农收藏。此书存目所据为《永乐大典》本，《四库采进书目》未见有进呈本，应是当时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者。然此书风貌绝不似清代中期抄本，抄写时代应相当晚近，“翰林院印”尺寸为10.9厘米见方，印色浅暗，印文不甚清晰，是又一例作伪以充四库进呈本者。伪印流传贻害如此之广，尚不知各家古籍书目中称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的，又有多少是真正的四库进呈本!

3 “翰林院典簿厅关防”印

除“翰林院印”大关防外，笔者还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现一种四库底本，首叶钤的是“翰林院典簿厅关防”，而非通常的“翰林院印”。此书为《师友诗传录》一卷，一册一函，清抄本，九行二十一字，朱丝栏，四周双边，单鱼尾。《四库采进书目》未著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诗文评类云为“编修程晋芳家藏本”。书中有馆臣的批注删改，并粘有“分校钱棨改正”朱笔浮签。经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核对，此本确为四库底本。这方“翰林院典簿厅关防”印，随意地斜钤在首叶中间，左满文右汉文，字体较“翰林院印”瘦劲，朱文，长方形。长9.8厘米，宽6.2厘米，尺寸正合《清史稿·志七十九·舆服三》中所记的“翰林院典簿，…，铜关防，长三寸，阔一寸九分。”

众所周知，大规模纂修《四库全书》，最初是从裒辑《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开始的。大学士刘统勋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上奏中请求把翰林院衙门内迤西房屋一区作为分晰校核《永乐大典》的办事之所，以为检查较为近便。并提到分工事项:“…酌派军机司员作为提调，典簿厅等官作为收掌。”当天乾隆帝批示:“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钦此。”[10]由是可知，在办理《四库全书》的初期，典簿厅是翰林院中分司收掌图书的机构，因此最初收到的进呈本上钤押的是“翰林院典簿厅关防”印，而且钤印位置比较随意，尚无定制。同年五月十八日，因担心进呈本日积日多，如不预定章程，将来归还时难于分别，刘统勋再次奏请“刊刻木记一小方，印于各书面页，填注乾隆三十八年某月某省督抚某盐政某送到某人家所藏某书计若干本，并押以翰林院印，仍分别造档存记”，当日乾隆帝批:“依议。”[11]至此，进呈本首页正中上方钤“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关防以为标志，遂成定制。

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别集类著录《简斋集》十六卷，为校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时底本，卷九至十二为印本校样，其余用《四库全书》稿纸抄写，此书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提要云:“第二册面叶有樊增祥题记云:‘是书为袁漱六芳英家藏本，卷首有翰林院典籍关防，盖四库馆中物也。云门识。’盖武英殿校印时另缮稿本。故钤‘翰林院典籍厅关防’，与《四库》底本所钤印不同。(《四库》底本钤翰林院大方印，此印为长方，仅有一半大。) ”[12]按:书上所钤长方印应即是“翰林院典簿厅关防”，印文中的“篰”字，为“簿”之异体，《日下旧闻考》也记载翰林院中有“典簿、待诏二厅”，王先生误记为“籍”字，此误一;王先生以为送交武英殿另行缮写之书，钤“翰林院典簿厅关防”印，以示与钤“翰林院印”的四库底本相区别，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收藏的《师友诗传录》并非《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一种，显然二印关系并非如王先生所言，此误二。自《永乐大典》中抄辑出来、被汇刊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诸本，连同早期送到翰林院的四库采进本被钤以“典簿厅关防”，至刘统勋奏请改钤“翰林院印”以编发还原书，这以后到送到翰林院的四库采进本才被统一钤上“翰林院印”大关防，这条记载也可为佐证。

关于“翰林院典簿厅关防”印与四库进呈本的关系，少有学者提及。除以上王重民先生的记载外，另在邓之诚《骨董琐记》中也提到:“今习见书有翰林院典籍厅关防及四库书馆收掌图记，记某人所进书名、撰人，及格式或有删改，皆庚子之乱散出，即所谓四库副本。”[13]既是前辈学者曾有经眼，钤此印之进呈本当不在少数，可见在通常提及的“翰林院印”、进书木记、馆臣批改字样三者以外，还应增加“翰林院典簿厅关防”印一条，作为判定是否四库进呈本或四库底本的依据，此印当引起学界重视。

参考文献

[1]据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刘镛等人核查奏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吏部尚书刘镛等奏遵旨清查四库全书字数书籍完竣缘由折”，第19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九十九:“乾隆四十一年，议准《四库全书》告竣，其副本著于翰林院内，照依目次编排，票签分出。如大臣官员及翰林等，欲观秘书者听之。如书内遇有疑误，应须参校者，亦令其将某卷某篇书单告之，领阁事派校理官诣阁，会同经管司员，请书检对，敬谨检阅归架，以尊典册。”五十三年又谕:“《四库全书》各书底本，原俱存贮翰林院，以备查核。嗣后词馆诸臣及士子等，有愿读中秘书者，俱可赴翰林院白之所司，将底本检出钞阅。”是副本即底本.

[3][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四.官署》，第105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4]参考杜泽逊撰.“四库存目书进呈本之亡佚及残余”一文，发表于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05-188页，台北学生书局，1999. 

[5]参考吴承洛著.《中国度量衡史》，第295页，上海书店，1984. 

[6]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60. 

[7]同[6]，第50页及第89页. 

[8]同[1]，第117-118页，“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大学士刘统勋等奏遵议给还遗书办法折”。

[9]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四库存目书进呈本之亡佚及残余”一文中曾说“北京图书馆的冀叔英老师告诉我，‘翰林院印’有假的。冀老师的话是有根据的。但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和条件进行鉴别，只能留待今后去办。”可知前辈学者经眼众多，对此早有明鉴。

[10]同[1]，第58-60页，“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学士刘统勋等奏议定校核《永乐大典》条例并请拨房添员等事折”。

[11]同[8]. 

[12]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28. 

[13]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骨董三记.卷四.四库全书副本”[M].三联书店，1955.
 

来源： 搜狐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