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书籍领域的雕版印刷术大约发明于隋唐之际。从现存的早期印刷遗珍来看，率先应用这一发明的很有可能是中国的佛教徒，他们具有极强烈的复制图文来传播佛教的愿望，他们对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所以，早期佛经、佛像类印刷品较为常见。但是，印刷术从何时开始与儒学传播相结合？现存最早的儒家印本是哪件？早期的印刷术对于知识传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都是意义重大，而我们印刷史学界还很少涉及的研究领域。
尽管唐时刻本已流行于世，但相传至今者，寥若晨星。不幸中之大幸，敦煌宝库及个别墓室、寺院还有秘藏，今天的人们才能得见数本。其中，大多数早期雕版印品都来自于敦煌藏经洞。事实上，藏经洞地处大唐边陲，尽管曾经喧嚣繁华，但所出土的印品其实并不能反映大唐盛世雕版印刷术发展的全貌。我们只能通过对这数种珍稀印品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拨云见日，还原雕版印刷术早期的应用情况。这样的研究成果越多，我们离雕版印刷术起源和发明的真相便越接近。敦煌印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正是这样一件“待字闺中”、值得深入研究的早期雕版印刷珍品。它可以说是中国二十四孝文化纸本的鼻祖，是现存最早的佛教和儒家结合的印本。
《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编号考辨
收录有敦煌出土的印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的论文或者著作很少，即使有也多语焉不详。关于它的来源、编号、现存地、所属年代，以及其为印本还是写本的相关记述都混乱不堪。
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集》中，王重民先生校记：“凡存三卷，原编号及校次如下：原卷，斯7，刻本；甲卷，伯3361；乙卷，斯3728。”北京大学白化文教授在1987 年第3 期《大学图书馆通讯》中发表的《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述》一文中介绍：“G.8102 号，卷子本，五十六行。内首题一行：《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韵文句子五十五行，每行两句。《敦煌变文集》误写卷子号为‘斯七’，应改正”。从此，作者们在介绍这卷《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时，都参考白先生这段描述，其编号越引越混乱。例如：周绍良先生在《五代俗讲僧圆鉴大师》一文中说：“此据《敦煌变文集》卷七移录，据注称依S7 刻本录，但遍寻此号未得。”李致忠先生在2006 年10月《文献季刊》中发表《唐代版印实录与文献记录》中介绍：“法兰西图书馆所藏（P.3361)、不列颠图书馆所藏（S.8702；S.3728）原出中国敦煌《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是雕印本。卷子装。高20.1 厘米，全长150 厘米。麻纸印造”。再如，2009年，胡发强先生在《敦煌藏经洞出土雕版印刷品研究》一文中，也是这样介绍：“编号为G.8102，通高为20.1 厘米，全长150 厘米。印文共五十五行”。以上这些相关介绍都有不同的问题。倘若根据G.8102 和斯7 的编号等数据，确实在所有的敦煌出土文献中都查找不到，给现在的研究者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惑。本文撰写的过程中，经多方研究查证，敦煌确实出土有印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其编号应为：Or.8210/P.1。根据英国国家图书馆所标注的说明，此卷押座文尺寸为长91 厘米，宽26 厘米，而且“刻印精美”（Beauti⁃fully printed）。
遍查英藏、法藏、俄藏的敦煌珍品史料，《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沧桑的经历大致可以勾勒出来。1900 年至1916 年期间，匈牙利裔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三次在中国西北考古，这其间他将大量出土文献和文物运往英国。其中包括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等材料，他将这些材料编为Or.8210-8212 等3 个总号。其中，Or.8210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写本和印本，此后用缩写S. 中文“ 斯”1- 13677 号和P.（Printed⁃books，印本）1-20 号具体标示每一件文献。治学严谨的前辈们为何会出现前面所述的笔误呢？这些谬误极有可能都是伴随着1957 年汉学家翟理斯（LionelGiles，1875-1958）编写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一书出版所致。该书著录了斯坦因敦煌搜集品中S.1 － 6980 号和Or.8212/1－195 中部分写本以及P.1－20 号印本，分类新编为G.1－8102 号（G.为“Giles”翟理斯的英文首字母，代表翟氏编号）。8102 这个数字应当自此出现。至于8702 以及S7 这两个编号都是传抄笔误。
印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研究
印本内容
所谓押座文，类似于后世小说、戏曲的楔子、引子等，是一种开场前引导观众专心听讲的方法。押座文内容通常精练简洁，寥寥十数行便能概括出一经大义。唐代，佛教开始世俗化，出现各种佛教变文。印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将佛经故事与儒家典故结合起来，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圆鉴大师与印本年代
圆鉴生平无考。查阅了大量文献发现唐、五代、北宋都有一名“圆鉴大师”。
宋代的圆鉴大师为世人熟知，活跃于11 世纪上半叶，实为浮山法远禅师，佛教曹洞宗第七代祖师，宋仁宗赐号圆鉴大师。
五代时期的圆鉴大师一般认为是著名俗讲僧，号云辩。据周绍良先生在《五代俗讲僧圆鉴大师》中考证：“法名圆鉴号云辩，幼年出家……天福十二年（942）六月，汉高祖刘知远至洛阳，云辩以俗讲得到他的恩遇，修复了长寿寺，重整了讲堂……广顺元年（951）六月逝世。”
唐代的圆鉴大师鲜有学者提及。《全唐诗续拾卷三十》载有圆鉴大师《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一首》。《全唐诗》卷590 收有李郢《送圆鉴上人游天台》。可以看出李郢与圆鉴为好友。唐代诗人李郢，大中十年登进士科，约生于817 年，卒于880年。圆鉴大师应当与他同时期。
大多文献都认为《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里的圆鉴大师为五代俗讲僧。通过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应当是唐代的圆鉴。第一、俗讲僧及押座文基本上只流行于唐五代。而《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作为俗讲的讲义，已明确为故圆鉴大师作。倘若为五代圆鉴所作，其故去时间已近宋代，那本押座文的刻印和应用都是宋代的事情。第二、史载，归义军张氏初期，敦煌僧界与长安僧界有多次交往。此印本于敦煌出土，正好印证了长安与敦煌僧界的互动关系。
第三、大中五年（857 年） 瓜州僧悟真来长安交流，圆鉴大师应诏创作《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一首》，下署“右街千福寺内道场应制大德圆鉴”。这说明圆鉴大师也擅长于诗作，而《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是七言韵诗，因而也极有可能由这位唐圆鉴创作。
综上，《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里的“故圆鉴大师”当为晚唐僧人。但印刷时间应当为圆鉴大师故去后，约为9 世纪末至10 世纪上半叶。
传抄本和刻印本先后关系分析
抄本和印本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关系。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完全是抄写而成；在雕版印刷术肇始初创时期，抄本与印本并行；印刷术成熟后，印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
敦煌留传下来的《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不只有一卷，目前还发现有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S.3728 的抄本《押座文右街僧禄圆鉴大师赐紫云辩述》；法国P.3361 卷之《押座文左街僧禄圆鉴大师赐紫云辩述》。这两卷都有漏抄和错字现象。如法藏本中第一联：“世间福惠，莫越如来。相好端严，神通自在。”就漏抄了“在”字，其后有明显补写的墨迹。法藏卷题名中“左街”也应当是“右街”的抄写错误。另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还藏有一件《二十四孝押座文》，编号为1703，为无题名残片，只存全文结尾的三联六句。但也并不是准确的最后三联，有漏抄。通过对这三件抄本押座文分析可知，印本《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乃抄本们的母本。敦煌地区当是先有印本，后有传抄本。
唐以前的佛教传播以满足上层社会的需求为主，抄经活动大都由政府组织或者寺院进行。当时平民阶层的文化水平十分有限，识字能力和书法水平都难以满足抄书的需求。甚至大多数人书写困难，特别是位于西北的敦煌地区。因此，来自中原的印本被尊奉为学习、抄写、流传的法式和规范。毕竟在雕版印刷时代，印本也要经过编辑、抄写、校对、刷印、装帧的规范流程，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专业性。尽管对于权贵阶级而言，抄书彰显专属，更加珍贵，但是对于平民阶层而言，规范的文本十分珍贵。在人们传抄的过程中，印本对于汉字书法字体，特别是楷体起到了定型的作用，对于文学作品起到了规范的作用。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