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 宋代刻书事业的特点 | ||
| 1.宋代刻书的地区分布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事业普遍发展的时代，全国各地都有刻书、印书活动。由于各自的地理、自然、人文条件的不同，其繁荣程度也有区别。形成了宋代刻书事业的几个中心地区，所刻书籍也各具特色。北宋初期，四川刻书最为兴盛，这是自唐、五代沿袭下来的。到北宋后期。浙江地区刻书最为精美，南宋时代，福建刻书数量之多居全国首位。因而形成宋代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 (1)四川地区。自唐代就是印刷事业发达的地方，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仅从宋初政府令四川承担雕刻大藏经这一巨大工程中，足可以看出四川地区具有的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刻版、印刷技术力量。四川刻本也由此更为驰誉全国。南宋之后，四川刻书中心由成都向眉山转移。如前所述，四川转运使井宪孟主持刻印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七部史书，为世间著名的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在他的倡导下，眉山地区还刻印了《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史记》、《三国志》等经史著作。南宋中叶，眉山有坊刻本《册府元龟》发行，上千卷的巨著，坊间已能够承担刻版印刷，更证明了宋代四川地区民间刻书事业的发达、繁荣。蜀刻本多以监本为依据翻雕、重刻，注重校勘。内容、印刷均为上乘，但是蜀刻本已极少流传下来。 (2)浙江地区。北宋时，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杭州已经为国子监刻了不少书籍，两浙东路和西路的广大地区刻书事业也很兴盛发达。南宋时，杭州成为首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加促进了官、私、坊刻书事业的发展。临安城内棚北大街，众安桥修文坊，太庙前私人书肆林立。由于刻印工匠技术纯熟，纸墨工料多选上等，许多虽系"书棚本"，但仍不失刻印精美的艺术品，出现了陈氏、尹家、郭家、荣家等著名的刻书铺。近人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载，宋代监本有一百八十二种，其中大半为杭州刻印。除临安(杭州)刻书最多、最精之外，浙江其它地区也都刻书。如绍兴、宁波、台州、严州、嘉兴、湖州、温州、衢州、婺州、建德等都有刻书并留传于后世。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载：杭州府刻版有一百八十二种，而嘉兴、湖州、宁波等地就有刻书三百余种，大部分为宋版书中之佳品。 (3)福建地区。宋代福建的刻书业，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两地，前者以坊肆刻书著称，后者以寺院刻藏经闻名。书肆刻书主要集中在建阳的麻沙镇和崇化坊。世称建本。宋祝穆《方舆胜览》一书曾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建阳地处闽北武夷群山中，竹木茂盛，造纸事业发达，为雕版印书提供了有利条件。《福建通志》提到："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村皆以印书籍为业"。书坊村由刻书而得名，至今仍称书坊乡、书坊镇。坊肆刻书著名的建安余氏一族就世居于此。与其同时或稍后，书坊镇还有熊、陈、郑、叶等数家，在其东北二十里的麻沙镇还有刘氏、蔡氏、虞氏等，也都是从宋代到明代累世从事刻书事业，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的刻书世家。 福州是宋代刻印宗教书籍的中心之一，早在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东禅寺院开始，到南宋初完成的佛教经典《崇宁万寿大藏》，以及开元寺版的《毗卢大藏》，乃至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刻印的道家经典《万寿道藏》，总数近两万多卷的浩大工程能在同一地方完成，足以证明福州地区刻书事业的繁荣与昌盛。 除此以外，福建的其它地方，也有刻书，并留传下来，如建宁知府吴革于咸淳元年(1265年)刻朱熹《周易本义》十二卷(今藏北京图书馆)。汀州宁化县学刻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贾昌朝《群经音辨》十卷等。 除以上三大中心地区外，宋代刻书较多的地方还有汴梁、建康、潭州、徽州、吉州、抚州、潮州，以及河南、江苏、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区。汴梁是北宋的首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也是黄河流域的刻书中心之一。仅从前述随政府南迁的荣六郎书籍铺在其所刻《抱朴子内篇》一书牌记介绍的历史情况看，足以证明，北宋京都汴梁刻书业繁盛之一斑。 又如：建康郡斋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刻《花间集》，平江府刻《营造法式》，昆山县斋开禧三年(1807年)刻《昆山杂咏》，安徽歙县魏觉愚淳佑十二年(1252年)刻印《仪礼要义》，贵池刻《山海经传》、广州刻印《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以及零陵郡庠刻《柳柳州外集》等等，都是技术水平较高的宋代地方刻本书籍。 2.宋代刻书风格 印刷术盛行之后，书籍的外在形式，逐渐发生变化，由卷轴制过渡到册页制度。印刷书籍成为由一版一印的印版逐页印刷而成。每一块版面，雕刻一版文字，印到纸张上，成为一页。每个版面，包括有不同的几部分组成，因而各自有自己的名称。如：一块版所占有的面积，称为版面或框郭。版面上印有边栏、界行和版心。版心又称中缝。从版心折叠，成为一个对折页的前后两面，称上、下面，或上、下页。版心分作三栏，各栏之间是用有鱼尾形的标志划分出来的。中栏一般印简略书名、卷数、页数，上栏最初是刻印页数的地方，后来把书名移到此处，也有的刊刻印书家名称，下栏记刻工姓名，以后又多记出版家名称或丛书总名。 (1)宋代刻书的版式。宋代的刻书，逐步形成一定的版式风格，北宋刻本，版面多为双边，版心黑线较细或不印黑线，称白口，字的行间比较宽阔，字体较大。南宋之后，书口黑线由细变粗，黑口比较流行。版框多为单边，或上、下单边、左右双边。书内不固定的部分，常印有刻书人的牌记。宋版书中，在版面左栏(右栏也有时有)往往刻印一小方格，格内略记书的篇名，称书耳或耳子。有的书，把整版面分成上、下两栏，或三栏。每栏内再刻印文字。这种版面分栏的书籍，一般在大众日用书、举子场屋书或通俗文学小说之类的书中，特别常见。 (2)宋代刻书的字体。北宋时期的刻书，多用欧阳询体字，欧体字形略长，瘦劲秀丽，笔画转折轻细有角。后来逐渐流行颜真卿、柳公权体。南宋以后，柳体字日趋增多，柳体比颜体略瘦，笔画挺拔有力，起落顿笔、过笔略细，横轻直重。从不同地区看，浙江刻本多用欧体，四川刻本字体多似颜体，福建刻本多用柳体。 宋版书的字体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渊。元代承袭南宋遗风，字体圆活，后来多用赵孟俯字体，更加柔软秀媚，被称为"元体字"。明代初期沿元朝风气，刻书字体与元代相似，甚至难以区别。明嘉靖年间(1506-1522年)展开复古运动，刻书模仿宋代所用字体，着重采取了整齐方板、棱角峻厉的轮廓，笔画呆滞，渐成机械或图案。明末清初，渐渐形成横轻直重、横细直粗、四角整齐的方块字，被称之为宋体字。但已不是原来宋版书的字体，这种字体在清朝一直被沿用着，到十九世纪现代活字印刷术兴起，又用这种字体铸造铅字。因此，这种字体被固定下来，成为标准的印刷体。现代印刷界把它称为"老宋体"。同时又铸造了以南宋字体为标准的"长宋体"、"聚珍仿宋体"等。到了明代，又逐渐发展出一种依照手写楷体来雕版印刷的"软体字"。也有依照行书或草书甚至篆文来雕版印书的。被称为精刻本书籍。在现代铅字印刷术中也有以楷书为字模的楷体活字，是取自清代精刻的软体字为依据的。由此可见，宋代刻书字体，一直影响到现代书籍的印刷。 (3)宋代刻书的刻工。一部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若干程序才能最后完成。其中，必须经由刻版工人来具体操作，所以刻工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着一部印本书的内容和版本质量。 宋代刻书，往往在书中留有刻工的姓名(有繁有简)。刻工姓名大都在刻书版面中缝的下方。刻工一般又包括有写工、刊工、印工、表褙工等不同的任务。写工负责书写原稿后贴于版面；刻工即刻版者，也称刻字匠；印工是负责印刷的工作；表褙即是装帧书籍的，又叫做装潢匠。有的集写、刻、印等工序由一人完成。也有的是分工各行其职，通力合作。书内留有刻工姓名除表示一定的责任之外，可能在当时仅为统计工作量而领取报酬的依据，并无其它意义，但是由于一个刻工的工作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区性，因此，却为后人考查一部书籍刻印地区或刻印时间提供了线索。如： 南宋时期，临安府于绍兴九年(1139年)刻印了宋姚铳辑《文粹》。刻书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陈然、牛实、沈绍、朱礼、何金、胡杏、弓成、王允成、王成等人。绍兴间一部刻本白居易撰《白氏文集》，书中不提刻印地点，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贾琚、张通、牛实、李彦、金升、乙成、李恂等人，已知其中牛实参加过《文粹》一书的雕刻，因此可推断本书的刻印地点是浙江杭州地区。又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人。其中牛实、乙成、贾琚、李恂都参加了《白氏文集》的刻印，所以《三国志注》也应当是刻于杭州地区。因之，这些人多是南宋地区的一批刻书良工。据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一文：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3千余人。他们对保存、传播古代图书文化做了重要贡献。 又据每个刻工工作的年限，为我们考查一部书的刻印时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管子集校》一书。对北图收藏的宋刻本杨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提出的判断是："杨忱本载有张??读管子，文中有绍兴已未，即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而杨忱序题记大宋甲申。考绍兴已未之后，有宋孝宗兴隆二年(1164年)为甲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为甲申，再一次甲申则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题大宋而不题年号，当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无疑。《序》中持尊王攘夷之义，正宥有亡国之痛。书盖开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则草成于宋亡之后，仍目为宋本，固无不可"。但是经考查该书中的刻工姓名。有牛实、张通、杨谨等，他们曾参加过《白氏文集》的刻印，杨谨还参加了绍兴间淮南路转运司刻《史记集解》。此外，该书刻工中金升曾见于南宋孝宗淳熙间严州刻本《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中，章??则见于绍兴间临安刻《王文忠公集》中，牛实还参加过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的《资治通鉴》。可见他们都是南宋初期的刻书工人，依刻工情况，说明杨忱序本《管子》中所提的大宋甲申，实为南宋初期孝宗隆兴二年的甲申，而不可能是元初忽必烈二十一年之甲申。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有限，这批南宋初期的刻工，怎可能在一百二十年后仍在工作呢?所以杨忱序本《管子》实为南宋初期的刻本。认为其刻印年代在宋末元初之说，完全可以排除了。而序中所谓持重尊王攘夷、亡国之痛情绪的流露，正是指北宋灭亡，金人入侵时之历史背景。 宋代其它地区的刻工有：四川王公、彭云、方叔刻《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眉山张福孙、文望之、史丙刻《新刊增广百家注唐柳文集》。建宁地区刻工蔡庆、邓生、吴清刻《陶靖节先生诗注》，吴文、邓生、阮生刻《张子语录》。吉安地区刻工蔡才、熊海、余彦、蔡申、蔡章等刻《放翁先生剑南诗稿》。池州地区刻工潘晖、李卞、蒋正、王享等刻《昌黎先生集考异》。抚州刻工高安道、高文显、周昂、余安刻《谢幼盘文集》，高志广、蔡侃刻《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等。 (4)宋代刻书的牌记。宋代刻书的牌记，也称木记、墨围、书牌。宋代刻本，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家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但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无固定的部位。书内记述之事，可多可少，可详、可略，地方常常在一书的序言、目录之后，或正文卷中、卷末。宋代刻书留用牌记的风气，在后世的刻书中也被承传下来。 牌记的形式，各式各样，不尽相同，一般只以四周刻一长方形边框，在框内简单地题录有关文字。宋代以后，牌记形式有所发展、变化，有的进行艺术加工。如刻成钟鼎式、碑式、爵式，或荷花莲花龛式。 宋代刻本的牌记大略有以下几种类型： １反映刻书人、刻书地点、时间的。如：临安书坊陈起所刻《周贺诗集》，卷末牌记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字一行。福建蔡琪刻本《汉书集注》牌记为："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双行文字。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卷一后有"世彩廖氏刻梓家塾"两行篆书牌记，用亚字形框边。又如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引》，三皇本纪末刻："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干通七月(年)春王正上日书"双行牌记。 ２说明版本来源，镌刻底本依据，刻书质量。如：临安府荣六郎刻《抱朴子内篇》卷二十之后，所刻牌记最为典型。 又如：绍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刻："公羊公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旧，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再如：浙江王叔边刻《后汉书注》，牌记为："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正，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莫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 ３反映版权所有：随着印书事业的深入发展，南宋后，各地营业性书坊普遍建立，书籍印刷商业化竞争现象日渐突出，出版者保护权利的问题已经萌芽。 如：宋刻本《东都事略》，目录后有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图7-17C)。
(5)宋代刻书的纸张。由于书籍印刷大量增多，促进了造纸事业飞速发展。宋代以后，浙江一带的临安、湖州、衢州仍然是产藤纸的主要地区。长江流域，用竹造纸有了新的发展。福建建阳地方是刻书中心，闽北造纸业特别发达，建阳的麻沙镇所产纸张称麻沙纸，色泽稍黄，厚簿韧性与麻纸类似，宋代闽刻中的麻沙本多用这种纸张。 浙江和四川地区，刻印书籍多用麻纸和树皮纸。如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用桑皮纸印刷。吉州刻本《文苑英华》用楮皮纸。 王世贞在其所藏《汉书》中说："余生平所购《周易》、《礼记》、《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余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汉书"，尤为诸本之冠。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 宋代刻书还采用椒纸印刷。如前所述，左司廊局内曹掌典秦玉桢奏闻奉敕以枣木椒纸雕印该局已有藏书。椒纸是用花椒水浸染过的一种加工纸，用其印书，可以防虫蛀，以利书籍长期保存。 宋代雕版印刷发展很快，对纸张的需求也随之逐渐增长，供不应求。为了节约用纸，刻书往往用已印过书的纸之背面，再来印刷。用纸背印书，多见于公文纸背面，这种书称公文纸本或牍背纸本。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在其《士礼居藏书题跋续编》中，对一部宋刻本《芦川词》所写跋文："宋本每页纸背大半有字迹，盖宋时废纸多值钱也。此词用废纸刷印，审是册籍，偶阅之，知是宋时收粮档案，故有更几石、需几石，下注秀才进士官户等字，又有县丞提举乡司等字，户籍官衔可考见"。又据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引明人所记："余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版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牍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称也。" 宋人也有用自制纸印书的。如清乾隆时，谕钟音察访建安余氏后裔，奏称其祖印书纸皆自造，在纸上印勤有堂字样。由此可知宋刻书有的用自制纸印刷。 (6)宋代刻书的避讳。避讳也称笔讳。是一种历史现象，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圣贤或尊长的名字，避免直写说出或写出，以示尊敬。称避讳或笔讳。它起源很早，秦汉之后，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和发展，避讳作为一种制度也越来越完备和严格，避讳一般有一些规定，主要有如： 嫌名不避。所谓嫌名，指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可以不避。 二字不偏讳，如讳有二字，其中单涉一字，不算犯讳，可不避。 已祧不讳。古代祭组一般除始祖外，只祭近祖。皇帝一般祭七祖或九祖，超过七世或九世的祖先，另设庙堂，称为祧。故凡已祧之祖，可以不避。 避讳的方法，各朝代也不尽相同，通常采用的是： 改字：凡遇帝王或所尊者之名，回避之以其它字来代替，如秦始皇名嬴政，讳"正"字，遇"正"改用"端"。有时遇到帝王名字，不直书，常用"今上御名"、"圣上御名"来代替。 缺笔：将与帝王或尊者名字相同之字，少写一笔。最常见的是缺末笔，也有缺中间笔画的。 空字：对于应避讳的字，空缺不书，或圈以墨围。 此外，也有采用其它方法的，如因避讳改音、改名、改官名等等。 宋代避讳规定最严，不仅要避当代皇帝讳，七世以上君王或先人名字都要避讳。如宋太祖赵匡胤始祖名玄朗，不但玄朗二字要避，与此二字同音也要避。甚至有些特殊的字，也需避。如不得采用龙、天、君、帝、圣、皇等字为名。南宋高宗赵构，官方颁定的避讳之字，竟多达五十余个。 宋代的刻书、印书，无论官、私，都要遵照避讳的规定。 如：两浙西路转运司刻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书中桓字讳作"渊圣御名"，构字避作"今上御名"。抚州公使库刻汉郑玄《礼记注》二十卷，讳字缺笔至孝宗"慎"字。 建安黄善夫刻《史记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刘元起刻《汉书注》一百二十卷。书内避讳缺笔至"敦"字(宋光宗名)，蔡琪刻《汉书集注》缺笔至"慎"字(孝宗名)。 坊间刻书，如临安府尹家书籍铺刻《续幽怪录》四卷，书名原为《续玄怪录》，因避宋帝始祖玄朗，故改玄为幽，书内文字缺笔到"廓"字(宋宁宗名赵扩，同音字"廓"也需避讳缺笔。 宋代刻书中也有避家讳的，如：陆子??刻其父陆游《谓南文集》五十卷。游字则缺末笔以示尊敬。 3.宋代书籍装帧 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不仅促进了图书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书籍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最初出现的印刷书籍，仍然是沿袭着卷轴的形式。唐末出现的经折装和旋风装，也被印刷者采用了。后世许多印刷的佛经，大都是用经折装装帧。但是经折装的折缝很容易断裂。断裂后就成为散页了，其面积恰好相当于一个版面。因此，五代至北宋之间出现了一版一页，以散页装帧成册的书籍，并逐渐形成制度，即册页制度。宋代的印刷图书，已经采用册页装帧。其最初的形式是蝴蝶装。即以书页反折(印有文字的纸面相对折叠)。折叠之后的各张单页，逐张按顺序将中缝粘到一张裹背纸上。每翻开一页，呈现在人眼前的是一张完整的印刷页。板框内印字部在书页的正中，板框四周是没有印字的空白纸。其形状很像是张开翅膀的蝴蝶，所以称为蝴蝶装或蝶装。北宋时的书籍多采用这种装帧。正如《明史·艺文志》记：宋版书的蝶装形式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向外，虫鼠不能损。蝴蝶装的外封面一般采用硬质纸张。因此，在书架上可以直立。北宋印刷书，在排架时，都是以书口向下，书背向上，书根向外，直立排列的。与现代图书的排架形式相仿。不同的是，现代图书书根向下，书背向外。 蝴蝶装的形式虽然美观，但翻阅时很不方便。当看完第一页后，需要连翻两次，才出现第二页的文字。阅读效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于是有人将书页正折，(有字的纸面，反折向外)。然后，每页仍逐次粘到一张裹背纸上。仍以硬质纸张作为外封面。这种形式被称为包背装。这样一改革，阅读起来就方便多了。南宋时的书籍，多采用包背装帧了。但是若将包背装的书籍，仍按照蝴蝶装的排架方法，即将折页后的书口还是向下，就很容易被磨损坏致使书页断裂，于是，再进行改革，将书不直立排架，而改为平放。既然书籍平摆于书架之上，也就不必再选用硬质纸张作封面了。因此，出现了软封面的书。 4.政府对民间刻书的管制 随着印刷术的日益发达，书肆兴起，宋代刻书事业越来越兴旺，书籍的流通传播也越来越广泛、深入。此时，政府开始对民间刻书实行管理和限制。最初，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现象，发布"禁止擅刻"条令。之后，政府设立禁书机构。颁布审查书籍程序，刻印管理办法，以及对违犯者惩处等系统的管理原则规定，并形成严格制度。 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由礼部拟定对刻书的管理原则，制定具体管理条例："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它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后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仗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 从政府禁印书籍的内容中，不难看出，严加管制的原因，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内政有密切的关系。 据《宋会要辑稿》中辑录的宋代各个时期政府对禁书的命令，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凡涉及边防、军事、国家机密、时政的图书、文字，严加禁印、流传。 １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中书门下言，北戎和好已来，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摧场商旅往来，因兹将带皇朝臣僚着撰文集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深不便稳，诏令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版，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候断遣讫收索印板，随处当官毁弃。" ２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讲边机文字，镂版印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奏闻。" ３神宗熙宁二年(1070年)："监察史里行张戬言，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 ４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访闻虏中多收藏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其雕印书铺，昨降指挥，令所属看验，无违碍然后印行，可检举行下，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例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凡赎卖、藏匿、出界者，并照铜钱出界法罪赏施行"。 这类禁令从北宋到南宋从未终止过，南宋光宗、宁宗等朝仍不断颁布。宋代自建国至灭亡，始终与北方少数民族处于紧张、对立、时战、时和的状态。时刻防犯契丹、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对于所谓有碍国家边机、军事，议论朝政的文字、书籍禁印，禁卖，施加惩处等手段。实际上这正是宋代统治者既想统一中原，又昏庸腐败，无力抗雄，矛盾、恐慌心态的一种表露。 (2)违背儒学经义，宣传"异端"的书籍，严加禁印、流通。 １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下诏谈非之书及属辞浮糜者，皆严谴之。已镂版文集，令转运择官看详，可者录奏"。 ２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臣僚上言："驸马都尉柴宗庆印行登庸集中词语僭越，乞毁印版，免致流传，诏付两制看详，闻奏翰林学士章得像等看详，《登庸集》词语体制不合规宜，不得摹版传布，诏宗庆悉收众本，不得流传"。 ３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苏??上言：诸子百家之非无所长，但以不纯先王之道，故禁止之，今之学者程文知晷之下，未容无忤。而鬻书之人，急于锥刀之利，高立标目，镂版夸新，传之四方。往往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忘本尚华、云道逾远。欲乞今后一取圣裁，尚有可传为学者，或愿降旨国子监并诸路学事司镂版颁行，余悉断绝禁弃，不得擅自买卖收藏"。 ４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批准国子监上言："已降指挥，凡谕士子，专以语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传语录，以滋盗名欺世之伪，所有进卷侍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版。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各件，具数闻奏，今搜寻到七先生《奥论发枢百镂真隐》、李元纲《文字》、刘子??《十论》、潘浩然《子性理书》、江民表《心性说》合行毁劈，乞许本监下诸州提举司，将上件内书版当官毁劈"。 ５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批准臣僚上言："乞将建宁府及诸州应有书肆去处，辄将曲学小儒撰到时文，改换名色，真伪相杂，不经国子监看详及破碎编类有误传习者，并日下毁版，仍具数申尚书省及礼部，其已印卖者，悉不得私卖，如有违犯，科罪惟均"。 宋代统治者崇尚儒学，皇帝亲作《崇儒术论》刊石国学。从太祖时期即诏诸州府置司寇参年，以进士、明经者担任，并诏诗、书、易三经学究，以三经、三传资叙入官。儒家经典著作一直是士子读书做官之利禄之路，也是政府治理内政所遵循的道德思想准则。凡违背经义宣传"异端"之文字、图籍，绝对严禁刻印、流传，到宋代后期，外忧内患加重，国力衰微，这类禁令越加频繁颁布，一方面说明统治阶级笃信儒家学说的诚心，力图以此挽救时局，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想的混乱，国家已越来越难于禁锢和控制了。 (3)凡不附合正统释、道教义，利用"邪说"，制造舆论鼓动人民推翻宋王朝政权的书籍，严加禁止刻印、流传。 １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中书省尚书省勘会：近据廉州张寿之缴到无图之辈撰造《佛说末劫经》言涉讹妄，意要惑众，虽已降指挥，今湖南北路提点刑狱司，根究印撰之人，取勘具案闻奏。其民间所收本，限十日赴所在州县镇寨缴纳焚讫，所在具数申尚书省，窃虑上件文字亦有散在诸路州军，使良民乱行传诵，深为未便。诏令刑部实封下开封府界及诸路州军，仔细告谕民间，如有上件文字，并仰依前项朝旨焚毁，迄具申尚书省"。 ２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开封府奏太学生张伯奋状奏乞立法禁止《太平纯正典丽集》，其间甚有作伪，可速行禁止，仍追取印版缴纳，诏已卖在诸处者许限一月缴纳所在官司缴尚书省，如违仗一百，赏钱五十贯许人告"。 ３同年八月诏"河北州县传习妖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致此。虽非大文图谶之书，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类聚缴申尚书省，有印版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应有似此不根经文，非藏经所载"。 这类禁令的颁布，主要集中在北宋后期，社会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斗争，从根本上动摇着宋王朝的统治。所以，对于那些利用宗教，制造舆论，鼓动民心，推翻宋代政权的"非入佛藏的宗教书"，要严加禁印、流通。 除对上述三方面的书籍禁印管制之外，由于统治阶级为了排斥异已，出于党同伐异的需要，宋代政府还曾禁印、毁版苏轼、司马光、王安石等人的著作。 总之，宋代禁书的命令既多，又严。然而，禁网虽密，收效甚微。只靠禁刻、禁印，是不能挽救宋王朝灭亡的命运的。那些指名禁印的书籍，不但当时并未绝迹，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如《东都事略》、《国朝诸臣奏议》、《方舆胜览》、《宣和遗事》、《东坡先生集》、《临川先生文集》等，都是在禁令之中刊刻流传下来的。这是因为图书是人民需要的精神食粮，人民真正需要和欢迎的东西是靠行政手段禁绝不了的。另外，宋代时局多变，对图书的管制也时紧时松，在印刷术发达的条件下，发行广泛的书籍是很难禁绝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