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红色收藏热”中的冷思考
作者：李强
2012年12月28日在古都洛阳，由香港著名投资人杨树彬携手“中国毛泽东著作收藏第一人”（洛阳人）张迪杰共同斥资3亿元人民币倾力打造、旨在弘扬红色文化、致力于红色收藏研究开发、交易和传播的全球最大的红色收藏交易平台——“中国红宝网”正式上线运营。“红色收藏热”再次将国人的目光紧紧吸引。2013年迎来毛泽东同志为雷锋题词发表50周年、马克思逝世130周年、斯大林逝世60周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70周年及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等一系列以红色文化贯穿的重大节庆活动。可以预期方兴未艾的“红色收藏热”必将再度热浪滚滚、势不可挡。
“红色收藏”是近些年十分热门抢眼的一个名词，且频频出现于电视、报纸、刊物之上，不夸张地说，即使一个不搞收藏的圈外人也很可能听说过“红色收藏”这一名词，当然每个人或许对其特定含义理解各有不同。然而在这里笔者想要说的是，正如其他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繁荣、灿烂的文化现象，而其实际内里却是空虚、乱象，甚至略显颓势一样，表面看一路高歌、炫目光耀的“红色收藏热”也存在诸多问题，也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路在何方”的问题。
一批红色收藏家应运而生。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国内一批独具慧眼的收藏者就瞄准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实物，千方百计地刻意收集，至今已具规模。而据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委员会的统计，目前红色收藏品收集到千件以上者全国已有五六百人，建有各类大小专题收藏馆200余座。而据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从事红色收藏的在全国有一二十万人，其中很大部分也同时在开展“文革”题材专项收藏。
红色书刊已与古籍善本、新文学版本成三足鼎立之势。由于红色书报刊历史文献价值颇高及其版本稀缺性，留存在民间的红色书刊日渐稀少，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档案馆、博物馆、名人纪念馆等就开始征集，“文革”期间又曾遭到严重毁坏，而在这之后国庆50周年期间，各地大小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又四处征集，促使部分藏家将目光转向该领域。自此以后京、沪两地古旧书刊拍卖会上，红色书刊已将原来与古籍善本、新文学版本的差价逐渐拉近，甚至有些精品的价格超过上述两类。如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2006年以30000元获购1920年中文初版《共产党宣言》——而且这个价格还属有偿捐赠性质。
红色收藏展此起彼伏。由于大多数红色收藏展览总是有红色收藏的研讨、红色收藏品交流交换活动，甚至有专题拍卖活动相伴随，因此单纯去评估其对全社会的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非易事，而要想准确地统计近些年来各地一共举办了多少次红色收藏展览更非易事。此外，冠名以“红色收藏委员会”、“红色文化研究会”的社团组织屡见不鲜。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更应清醒地看到目前存在的误区还不少。对“红色收藏”范畴定义过于宽泛。笔者认为，红色收藏应专指对中国共产党人早期革命活动文献资料和相关历史遗物的搜集整理。时间界定上限应当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中共尚未成立之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或主要受其影响创办出版的书籍、报刊及其他物品；下限一般应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为止。正是这个截止日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开始。更显著的标志则是，中共经过28年艰苦卓绝奋斗，已经由地下党活动、半公开状态成为居执政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因此凡是1949年10月1日之前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历程相关的书刊、信札、档案、货币、证件、传单、臂章、革命领袖人物的手迹与生活用品等都属红色收藏范畴，也都具有革命文物价值。红色收藏虽然门类众多，但却应以纸质品为主打藏品或曰龙头藏品，因革命初期和战争年代出版发行的书报刊，其历史文献价值、信息含量等无疑是同期其他任何藏品不能比拟和代替的——这点似也已为藏界所共识。
有人将凡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所有进步书刊统统纳入“红色书刊”，笔者以为十分不妥。如维新派、同盟会、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等，虽然在中国革命某段历史进程中起过进步作用，有时甚至是巨大的推动作用，所办报刊如《庸言》、《甲寅》、《申报》等，但无论如何与中共的主张、奋斗历程是两回事。他们的书刊可分门别类地列入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国民党史、民国史相关著述，但若列入“红色书刊”则未免牵强附会。红色收藏队伍缺乏整合力量。如前所述全国在从事红色收藏人数已达一二十万之众，但其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痴迷收藏者有之、以藏养藏者有之、企图“挣一把就走”的投机客更不乏有之。没有统一的规划、权威组织的运作，必会形成各自为战、自行其事。与早已形成气候、风风火火的“红色旅游”相比，与每逢纪念日必隆重推出的“红色歌咏”、“红色经典”阅读活动相比，红色收藏难免让人看上去乱象丛生、步履蹒跚。重经济价值、轻文献价值。红色藏品价格的确比十余年前，飙升了许多倍，引起包括收藏界在内的全社会广泛关注。但即使在红色收藏文献专场拍卖会上看成交价多在千元、数千元之间，上万者已属凤毛麟角。即使如此仍不宜过分夸张渲染，做出“红色收藏价值连城”的结论。投资成分过重，盲目跟进者不乏其人。重藏品交流、交换，轻理论探讨。广大红色收藏爱好者翘首期盼的“中国红色收藏联谊会”一直未见正式成立，“红色收藏学”的研究探讨迄今似毫无进展。短时期内藏品数量的增加并非难事，或许资金充足，有人愿意转让，很轻松达到上千件、上万件的藏品数量；即使想建影响更大的“XX红色收藏馆”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但是理论上的探索却非得有“板凳要坐十年冷、学问不做一句空”的吃苦耐劳精神，从第一手原始资料、实物开始，思索提炼才能升华至理论高度。可惜在这个浮躁、多元、变幻莫测的社会里，是极少有人去做这项工作的。
笔者认为，“红色收藏学”是一门研究探讨与中国共产党人早期革命活动相关联的史料、遗物、革命文献的学科。时间范畴上限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下限应以1949年10月1日为止。凡此期间的革命文物均可入“红色收藏”范围，但由于书报刊是其主要载体，信息容量大，是其他物件不能比拟的，故书报刊是其龙头藏品。红色收藏学与中共党史学、新闻史学、出版史学、文物史料学、档案史学等相关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上述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笔者表述的不一定准确和完整，但对于方兴未艾的红色收藏活动来说，倘没有理论上的探求和升华，既不利于区分“红色收藏学”与“红色文化”的界限，更不能有效实现“红色收藏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上的衔接和对话。
回归人文精神，探求红色藏品蕴含的文化因素。红色藏品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一部分，是无数志士仁人追求真理、反抗侵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精神的遗存和真实写照，作为后来之人理应把志士仁人崇高气节、无私无畏的精神揭示出来、发掘出来，启迪民众，警示告诫党员领导干部。
在薄弱环节和冷门题材上期待有所发现。目前红色收藏关注最多的是中共领袖人物的早期传记、著作版本、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出版的书报刊等所谓“热门”，趋之者若鹜。但同时许多“冷门”和空白点却长期乏人问津。如当年根据地老解放区杂志所刊载的版画、革命歌曲、民谣民调及美术作品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问题是否有所借鉴作用？当年的稿费制度、文化奖励政策对今天“文化强国”、打击盗版、繁荣文艺创作是否有启迪作用？当年的老课本对时下社会各界呼声甚高的教育改革有无裨益？红色书刊飙升迅猛、万人瞩目，但它是否也存在一个识假辨假问题……
期盼更多红色收藏爱好者在这些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上辛勤耕耘，努力探索。笔者更期望通过收藏家们对“红色收藏学”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钻研，使之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弘扬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以推动方兴未艾的红色收藏活动更加健康深入地向前发展。
来源：《东方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