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先秦赋探源方法刍议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赋类作品的生成阶段，宋玉、荀子是先秦赋的奠基人。因此，古往今来对先秦赋的探源，自然也就从宋玉赋、荀子赋切入。古今学人对赋所作的探源，并不是同途共轨、联辔前行，而是分道扬镳、殊途异路。概括而言，可分为单源论和多源论两个系统。
所谓单源论，就是把先秦赋的直接源头归结为单独一种，认为宋玉赋、荀子赋是从相同的源头生出。班固《两都赋序》称：“赋者，古诗之流也。”他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并且作了具体说明。清人程廷祚亦称：“故诗者，骚赋之大原也。”这是把楚辞和赋的源头都追溯到《诗经》。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写道：“纵横者，赋之本。”这是把战国纵横学派认定为赋的源头。
把先秦赋的原始生成归结为一个源头，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学界普遍认为，《曹风·下泉》是《诗经》中最晚的一首诗，作于公元前516年或稍后，它是《诗经》时代终结的标志。宋玉赋、荀子赋均作于战国后期，上距《诗经》的终结已经二百余年，他们的赋不可能直接由《诗经》衍生出来，而是还要有许多中间环节。把《诗经》说成先秦赋的直接源头，在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均无法圆通。至于说战国纵横学派是赋之本，在宋玉赋、荀子赋中根本无法得到验证。从思想倾向到文本形态，他们的赋都疏离于纵横学派。
把先秦赋的源头归结为多源，清人章学诚的论述颇有代表性。他在《校雠通义》中把先秦赋的属性、特征分别与《庄子》《列子》寓言、纵横家说辞等建立起逐一对应的关系。刘师培先生的《论文杂记》，把宋玉赋归入写怀系列，把荀子赋归入阐理系列，并且给出结论：“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刘师培先生继承的是章学诚的思维方式，所持的是赋源多极的观点，同时在赋的类别划分方面更加细致。
刘勰对于赋的原始生成所作的解释，介于单源论和多源论之间。《文心雕龙·诠赋》云：“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他认为《诗经》是先秦赋的远源，楚辞则是它的近源、直接源头。所下的论断尽管不是完美无缺，却也合情合理。
赋是一种综合型文类，从它的原始生成阶段就是如此。宋玉赋、荀子赋所用的句式有四言诗句、骚体句式，还有散体亦即散文句式，并且往往相互错杂。仅从文本形态的句式构成方面审视，就可以判断它们是来自多个源头。《慎子·知忠》篇称：“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淮南子·说山训》亦云：“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众白也。”把宋玉赋、荀子赋与那个时段以及此前的春秋战国文献进行对读，会发现他们确实是以集腋成裘的方式生成的，有众多的直接源头。不过，他们“集腋”而成的赋类作品，并不是“狐白”之裘，而是五彩斑斓之裘，因为他们所借鉴的文献不是出自同一系统，而是来自多个学派、众多门类。宋玉《风赋》首段对于风所作的描写，可与《庄子》书中的风意象相通。《高唐赋》展示的狩猎场面，与《楚策》《招魂》的狩猎叙事前后呼应。《大言赋》《小言赋》所渲染的“至大至微”之物，可以从战国道家典籍中找到原型。荀子赋的基本构成因素，同样来自多个源头。隐语体制的运用，当为齐、楚隐谐风气所孕育。蚕、箴作为取材对象，是以齐地蚕桑纺织业的发达作为潜在背景。云意象则与稷下学宫文献中的风意象异曲同工。
采用文献梳理的方式对先秦赋进行追本溯源，实际上是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所谓披沙，就是对宋玉、荀子所处时段以及此前的春秋战国文献，分系统地进行浏览，排除与宋玉赋、荀子赋无关的材料；所谓拣金，指的是找出上述文献中与宋玉赋、荀子赋的相关之处，把二者进行对读，找出赋类作品得以生成的直接源头。披沙拣金式的文献梳理，会涉及以下几方面问题，需要进行妥善处理。
首先，必须坚持以文学为本位、以文本为本位的原则。中国古代各种体类的文学样式，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于文本形态，而不是思想内容。因此，以披沙拣金的方式对宋玉赋、荀子赋进行探源，首先应当立足于文本，聚焦于文本的构成要素。以荀子赋为例，其中“兮”字置于一句诗之内且位置靠近句首的骚体句式，还有疑问句排比段落，无论是纵横家的说辞，还是该学派的经典理论著作《鬼谷子》，均见不到上述句式、句类。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纵横学派排除在荀子赋语句的源头之外。荀子赋的上述语句，分别见于宋玉赋以及稷下和楚文化系统的道家著作，由此可以确认，它们是荀子赋语句的直接源头。这种披沙拣金的文献梳理方式，可以根据先秦赋文本的基本构成因素，分门别类地进行。
其次，要准确把握先秦赋的基本属性。当代学者在对宋玉赋、荀子赋进行探源的过程中，已经普遍注意到战国风气所起的作用。但是究竟哪种风气直接导致赋的生成，却往往缺乏准确地把握和具体深入的剖析。要想走出这个瓶颈，必须紧扣先秦赋的基本属性。《文心雕龙·诠赋》篇把赋的基本属性概括为“写物图貌”，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概论》称：“孙卿赋是咏物的。”其实宋玉赋也大体如此。既然如此，对与先秦赋相关的文献进行披沙拣金的梳理，就要以“写物图貌”为基本线索，找出与咏物相关的材料，确认它们与宋玉赋、荀子赋的关系。只有这样，探源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否则，很容易流于空泛。
第三，要处理好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章学诚在论述赋的源头时写道：“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按照章氏的说法，宋玉赋、荀子赋中的问对体，直接源头当是《庄子》《列子》寓言，而恢廓的风格气势，则源于纵横家的游说之辞。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不免有疏阔之弊。采用主客问答方式结撰成文，并非是《庄子》《列子》寓言的特例，而是战国文献常见的结构模式；铺张扬厉、驰说云涌，也不是纵横家的专利，而是战国时代的普遍风尚。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属性归结到单独某个学派，并认为是该学派的特殊性，首先就犯了逻辑错误。运用披沙拣金的方式梳理文献，如果把普遍性的东西误认为是特殊的因素，并且予以格外关注，那么，所收获的不可能是精美的赤金，可能只是粗金，甚至是常见的砾石而已。文献梳理的披沙拣金，要以普遍的现象为依托，但不是把它作为重点对象，而是要透过现象探究本质，否则，就会流于一般化的现象描述，缺乏学术个性。
对先秦赋进行探源，是个经久不衰的学术话题，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也有众多的方法可供借鉴。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贯通、先秦地域文化与赋生成的关联、宋玉和荀子人生经历在赋中的差异性体现等，这是一系列与赋的原始生成密切相关的领域，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
作者：李炳海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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