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题跋之谜
时值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居于上海的郑振铎（号西谛）竭尽全力保存与收购了大量珍贵古籍。当然，他也深知时局动荡，这些藏书随时会有尽付劫灰的可能，为此他检点藏书，甄选出其中精华，将书名、版本、年代等简略信息汇列成编，于1937年秋编撰成一册《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并就以他的手书上版，刻字印刷成书。这本44页的小册子，承载着郑振铎藏书事业的半世心血，其中不乏善本、珍本、孤本，大部分属于国宝级的珍贵古籍。在该书的最后，郑振铎写下了一篇披肝沥胆的跋文，一方面倾吐藏书之爱，另一方面直抒爱国之切。这篇跋文，堪称一位爱国藏书家的自白书，在藏书界早已被誉为“书林名跋”。原文如下：
余性喜聚书。二十年来，节衣缩食所得，尽耗于斯。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唯一书之获，往往历尽苦辛。有得而复失，失而复于他时他地得之者；有失而终不可复得者；有始以为终不可得，而忽一旦得之者；有初仅获一二残帙，于数月数年后始得全书者。盖往往有可喜之奇遇焉。人声静寂，一灯荧荧，据案披卷，每书几皆若能倾诉其被收藏之故事。尝读黄荛圃藏书题跋记，于其得书之艰，好书之切，深有同感。二十一年正月，丁上海之役，历年友好贻惠之著述，与清末以来之印本，胥尽于一炬，而所藏他书，以别庋北平，获色于难。收书之兴，亦未少衰。五年来所获滋多于前焉。前夏举室南迁，藏书亦捆载而南。以所寓湫狭，将非所日需之图籍万数千册移储东区。
不意今乃复丁浩动，其存其亡，渺不可知。连日烟焰冲天，炮声动地，前方将士正出生入死，为国捐躯，区区万册图籍之存亡，复何足萦念虑，而歌词戏曲小说诸书，以藏于蜗居，独得幸免。抗战方始，此区区之幸免者，又安能测其前途运命之何若耶。唯中不乏孤本稿本，历劫仅存者。
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爰竭数日之力，先写定所藏善本曲目如右。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摒去不录。呜呼！书生报国，不徒在抱残守阙。百宋千元之弘业，当待之驱寇功成之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郑振铎跋。
这篇500余字的跋文，文情并茂、笔走风雷，藏书家对藏书命运的刻心镂肝之忧，以及最终义无反顾要共赴国难的情状，都跃然纸上，宛如目前。此情此景、此文此心，后世读者读来无不为之感叹莫名，又无不为之衷心折服。但有一个事实也不容忽略，即普通读者真正接触到这篇“书林名跋”，真正知道这篇跋文的来龙去脉，却大约已在此跋写成的40年后了。事实上，是在同为著名藏书家的黄裳于1979年写成的《谈“题跋”》一文中，后世读者才知道有《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这本小册子的存在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简单，《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当年的印量太过稀少，这篇“书林名跋”一直是以“秘籍”与“秘闻”的形式流传的。原来，此书刻成之后，因时局所限，郑振铎并未能将其公开印行，只印了红印本与蓝印本各20册（据其自存本题记所载数据），大多用于友朋间的赠送，外界少有知者。印书的木版原本寄存在上海的来青阁书店里，但因书店老板见到跋文中有相当激烈的“抗日”内容，深恐惹祸上身，遂将刻有跋文的那块书版毁弃，只保留了21块书版。抗战胜利后，来青阁又将这剩下的21块书版再次付印，印成了少量蓝印本，作为内部交流资料，但原书中的跋文就此消失不见了。也即是说，抗战期间，拥有带原跋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一书者，包括郑振铎本人在内，不会超过40人；而抗战之后，即或有幸拿到了此书的后印蓝印本，也再无1人能得睹原跋了。
作为著名藏书家的黄裳，当然是极为幸运的。他藏有该书初印有原跋的蓝印本，是这40人中的一员，但他认为“刻成后只印了少量的蓝印本”却只是一种笼统而欠精确的说法。现有存世的、新近发现的该书初印红印本及郑振铎自存本上的题记，都清楚地显示了该书初印分为红印本20册、蓝印本20册，共计40册，并非“只印了少量的蓝印本”。当然，无可否认，正是在经黄裳撰文介绍之后，更多的后世读者才知道此书此跋的存世。特别幸运的是，笔者近日又得观该书初印红印本一册，因之近距离一睹了原跋原刻之风采。这篇抒写爱国赤诚的跋文，由赤红的朱砂印成，触目之下，更深深为之震撼。
（来源：中国商网—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