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古籍整理工作的成果与新特点
古籍整理是党和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思想导向正确、规划指导性强，在古籍领导小组等相关机构的顶层框架下，历经几代学人和出版人努力，继承和发展校勘、注释、汇编等传统古籍整理方式，完成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七全一海”、《古本戏曲丛刊》十集、《中华再造善本》正续编等一大批重点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统计至2003年，得一万七千多种；《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截至2010年，得丛书四百四十三种、子目五万多条。这些成就高度彰显了我国的文化自信，为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奠定了坚实基础。纵观当代古籍整理工作的成果，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第一，在中央统筹规划下，逐步形成了中央引导、地方支持、民间参与的合力业态模式。崇文、修典，是我国的优良历史传统。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并亲自指导古籍整理工作，注重顶层设计和具体工作实践相结合。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组织协调和领导机构。1981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22年4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应该说，中央层面一直以来调控全局，结合具体古籍整理规划、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等引导古籍整理工作的走向。与之相配套的资金支持也逐年增多。
然而古籍整理工作时间和物质成本高，资金缺口大。中央的支持资金有限，主要发挥引导性作用。积极将地方资金和民间资本引入重要发展领域，是多年探索出来的一条有效路径。地方政府对当地古籍整理工作的支持，为我国古籍整理增量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安徽省从1988年设专门的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和配套资金，数十年来打造了《安徽古籍丛书》，累计出书一百三十七种、二百六十三册，总计1.15亿字。又如省、市、县三级为主力的地方文献集成项目，是繁荣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横向组成部分。在这些项目上，中央资金鞭长莫及，基本上都是本级地方财政资金投入。近年已经完成出版的《山东文献集成》《广州大典》《两浙文丛未刊稿》《常熟文库》等几十个项目，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模式，值得借鉴学习。在市场调剂下，民间资本以灵活方式参与进来，充分调动了国有和民营两种力量。例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立项的《续修四库全书》于2002年出版，与其前后相随、由民间资本促成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丛刊》等四库系列，合力构成了各大图书馆的“基本古籍”典藏。要之，通过数十年的探索实践，中央科学规划和加大资金投入的政策引导作用，进一步调动了地方财政和民间资本的积极性，逐步形成了古籍行业合力发展的业态模式，是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良性架构。
第二，古籍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通过精校精注、汇校汇评等集成性方式，系统梳理历代古籍整理成果，尤其注重挖掘古籍的时代价值，铸就多项结账式重大成果，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时代古籍整理成果体系。古籍文献的整理，根本目的是深挖蕴含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进而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读史可以明智，可以资政，故而“二十四史”点校及修订是贯穿数十年，数百位学者薪火相传、精益求精的重大项目，成为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体例，是古籍整理的第一要务。对流传时间长、版本复杂的古籍，熔古创新的整理体例，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以《文选》为例，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版本杂多、面目难辨，存在许多文本讹误问题。站在资料极大丰富的时代，如何梳理《文选》旧注，深度全面整理，才能更好地为今人所用，是当代学界的迫切需要。刘跃进团队主编的《文选旧注辑存》恰是反映新世纪古籍整理新水准、新视野和新方法的一部著作。全书以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池阳郡斋尤袤刻本为底本，五臣注以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刊本为底本。参校本基本囊括了当前海内外可见的所有版本和相关文献。其基本体例是有异必录，逐条胪列，结合清人和今人最新研究成果，末以“跃进案”加上最新判断。汇校内容不但包括《文选》正文和注文，还包括了旧注所引古书，着力实现“元元本本”。对于读者和研究者来说，通过此书，既获得了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文本，也能够在读书法和研究法方面获得启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用符合当代学术规范的方法整理、注释的基本古籍，全面覆盖了文史哲、理工农医、经济、教育、艺术、军事、管理等各大学科，一个基本完备的新时代古籍整理成果体系初具轮廓。
第三，创新体例、形式多样，通过今注今译、精选精译、挖掘解读等方法激活经典、融入当下，以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滋养当代读者，实现了古籍整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半部《论语》治天下”，自古及今，《论语》一书都是中国人的绕不开的经典。如何在新的“文化重建”里使古老的《论语》重新释放出新的活力，符合当代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是古籍整理者的追求。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以注释准确、译注平实，成为当代最好的《论语》读本之一，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享有盛誉。近些年出版社更将使用多年的繁体字版改为简体字，满足了更多读者的需求。1985年筹划、1994年出齐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集全国十八所著名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一百多位专家，历时十年编校，成书一百三十三种。每种有提要、原文、注释、译文四部分组成，提要简要介绍原著情况，使读者对原著有所了解；原文经过仔细校勘，精心选择底本；注释详尽，包括难字拼音、地名、人名、官制等各个方面，彻底为读者扫除阅读障碍。因而，这套书成为“一项服务当前、造福子孙的普及优秀古代文化、进行爱国教育的大工程”。2011年，凤凰出版社将其修订整体再版，再一次焕发了这套丛书的生命力。2017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激活经典，熔古铸今，立足学术，面向大众”为目的、由中宣部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应运而生。如何连通古今、扬弃继承、转化创新，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最难的一关，也是最需要的一环。《百部经典》主编袁行霈先生认为：“阅读古典要在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层面上，浸润人的心灵。所谓深度契合，就是不给古人贴标签，不能生硬对接，而要以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提高人们的品德、修养和智慧，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其所选书籍既要是经典，又要经过注释和解读为大众接受，化繁为简、通俗易懂。因此，《百部经典》采取导读、原典、注释、点评相结合的编纂体例：导读提纲挈领，原典精选底本，注释明白晓畅，点评画龙点睛。丛书陆续出版后，通过两千多家公共图书馆、一千三百多家高校图书馆进行阅读推广、古籍进校园等活动，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宣传推广，让传统经典真正普及化，走近大众、深入人心。
第四，充分发挥新的古籍整理方式——汇编影印优势，在图录编纂、丛书汇编、出土文献刊布、海外善本回归等方面成果丰硕、精品迭出。在影印技术传入我国之前，雕版印刷和传抄是古籍传播的主要路径。相比抄写，雕版的优势是副本的制作速度大大提高，成一版而化为百千。但缺点也很明显——成本高、速度慢，如果遇到超大部头典籍，反过来又被抄写替代，《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即是明证。影印技术传入后，张元济等出版家意识到其独特优势，并印刷了《四部丛刊》为代表的众多丛书。大型文献资料丛书应当首选影印，郑振铎在《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序》中论述至为精辟：“这部丛刊本来是内部参考资料性质的图书……和供给一般读者们作为精读之用的选本或读本，基本上是不相同的……这种用照相石印的印刷方法，乃是用以替代钞胥之劳和油印本子的费多而不精的办法，且足以解除铅印工厂的紧张情况的比较最可能想到的最经济而且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似乎是应该坚持下去的。”他总结影印的特点是选题多为参考资料性质，并非精读之物；其优势在于节约成本，省时省力。从七十多年的古籍整理成果来看，影印古籍所涉子目至少五倍于排印古籍，在图录编纂、丛书汇编、出土文献刊布、海外善本回归等方面更是绝对主力。
图录，是古籍目录的升级版。有图为证，目录所描述的古籍行款一目了然。早期很多“书影”著作靠“摹刻”追求形似，是影印技术促进了图录的实质发展。赵万里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为当代古籍图录发轫之作。其后，陆续有藏书机构出版善本图录。近十多年随着《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一批至第六批的出版，彩色印刷已经成为古籍图录的标准。我国传世古籍有二十多万个品种五十多万个版本，尚不包括民国时期线装书。其中，绝大多数读者使用研究的“基本古籍”数量，不过万种。其中，适合不断深入整理、注释、解读的更是倍尠之。为数庞大的“非基本”古籍，受众面有限，不需要浪费人力物力逐本点校。但这些古籍或承载思想火花，或流淌文学情志，或载录一代、一派、一地、一族、一人之史料，依然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性载体。按照一定学术脉络进行汇编影印为丛书，方便相关领域专家研究利用，可以为当下学术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撑。今人汇编影印的丛书有近千种，举其大者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四库系列”、《清代诗文集汇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甲库善本丛书》《子藏》《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系列等等，均为人们常用资料。出土古籍（或出土文献）整理是近年的显学。其中以唐前最为重要，如商周甲骨、金文、战国简帛、敦煌遗书等等，这些承载着我国古代文化的源头和早期支流，是传世文献定本之外的重要文本，对探究早期文本生成和文化源流发展至为重要。因此，绝大多数出土文献的刊布，采用的是影印（或加释文）的方式，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
第五，与时俱进，通过数字化和数字人文新技术方式的不断更新迭代，使古籍整理步入数字时代的初级阶段。计算机的发展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不期而至。与时偕行，拥抱新技术，是新时代古籍整理工作的突出特征之一。我国古籍数字化起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型于新世纪初。早期，数字化古籍以光盘版、单机版为主。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十年，随着技术不断进步，科技赋能古籍工作取得了系列可喜成果。2016年国家图书馆搭建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已经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十万部（件），全部实现免登录在线阅览。同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海内外收藏机构发布“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全文影像数据库”“哈佛大学善本特藏”“法藏敦煌遗书”“天津图书馆古籍”“云南省图书馆古籍”等，基本搭建成了“国家古籍数字平台”架构。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实现了时空坐标溯源家族发展源流与迁徙分布。中华经典古籍库已入库十多家专业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五千〇三十九部。古联公司古籍OCR系统在籍合网上线，可以处理刻本、稿钞本、石印本等图像，识别率高于95%，其“古籍自动标点系统”上线一年多来好评如潮。阿里巴巴研发的“汉典重光”古籍平台自动扫描与OCR识别准确率超过97.5%。古籍数字化为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利用提供了更快更便捷的途径，而AI智能技术协助古籍整理，将大大提高古籍工作者的效率，有助于他们对内容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加快数字人文进程。如今，古籍专业数据库建设方兴未艾。清华大学数字人文中心等多家机构正在积极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开放共享是时代的呼声。当古籍遇到数字，让旧与新成为有机结合体，古籍整理已然进入数字人文的初级阶段。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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