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藏亦刻：近代天津文化名流与出版

       自19世纪中叶国门洞开以后，天津作为“海河之要冲，畿辅之门户”，成为重要商埠地区。全国各地，人流物流，涌向天津。四方来客，五方杂处。特别是在天津各国租界内又多住清末遗老、民国军阀、下野政客、富商巨贾，以及实业家、金融家、各界名流，市场上时常能够见到宋元旧椠、清宫遗物、名家藏品等，这就为天津私家藏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其最核心的特点，在于这些藏书家并非“宝秘其书”的收藏者，所藏同时即其所用，表现在刻书方面，即整理出版自己所藏所著的书籍，以沾溉学林。由于藏书家的偏好不同，其刻书亦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特色。
 

 
       文化名流刻书的第一大特点为保存文物珍本。其中较具代表性之人物为陶湘。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历任浙江道员、京汉铁路监督、北京交通总行经理诸职，家境甚殷，专收明板朱墨套印本、汲古阁本及清武英殿开花纸本，遴选甚精，往往重为装潢，新若未触，虽时过于购求之费，犹夷然不顾。编辑和刊刻目录之书有《武进涉园陶氏鉴藏明版书目》、《涉园所藏宋版书影》、《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代殿版书始末记》、《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明吴兴闵版书目》、《明内府经厂书口》、《涉园明本书志》等；考订有《清代殿本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武英殿袖珍版书目》、《涉园收集影印金石图籍字画墨迹丛书拾遗》等多种。他藏书以套印本、开化纸本、殿版书、版画书为特色，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艺术性较强，在印刷史、美术史上具有较高地位，因之其刻书也注重精雅悦目，《景宋金元明词》、《景汲古阁宋金元词》、《儒学警悟》、《百川学海》、《书目丛刊》诸类，皆足为典范。
 

 
       另一具有代表性之刻书家为周叔弢。叔弢，名暹，以字行，号弢翁，安徽至德县人。周氏藏书质量极高，兼具学术与文物价值，宋元珍本、明清名家批本、稿抄校本、活字本等皆甚多，后全部捐献，珍本六千余册归北京图书馆，善本十一万余册归天津图书馆，六万余册归南开大学图书馆，可见其藏书之富。周叔弢藏书之余，不辍丹铅，注重对图书的校勘与研究，是其学术特色。主要刊刻影印的有：元本《庐山复教集》、宋本《寒山子诗》、清道光石韫玉古香林刻本《九僧诗》、宋书棚本《宫词》、嘉兴沈涛撰《十经斋遗集》等，皆为世所稀见之本，具有极强的文物价值。

       文化名流刻书的第二大特点为注重学术价值。藏书家所以能成其藏书之大，以“文献家”扬名海内，除其丰厚的资金基础外，独到的学术眼光也是不可少的。藏书家而兼学者，乃是天津知识人的又一大特色，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诸多学术名家，在天津聚书、捐书，洵为美谈。因之，天津刻书家往往又是学者刻书，其对书籍的选择，颇有以学术价值作为根本指导思想者。
 

 
       如严修（范孙）先生，是我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著名教育家、书法家和藏书家。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大学。其“蟫香馆”藏书有两大特点：其一，实用。严修先生的藏书，几乎没有宋椠元刊。他是为读书而藏书，所藏之书虽非珍本秘籍，但都是精心选中的通行本。这一点与梁启超“饮冰室”的藏书相似。其二，类全。所藏之书，经史子集四部咸备。略如经部，有清康熙刻本《书经近指》、明晋藩刻本《春秋左传类解》和明正德刻本《四声篇海》等；史部，有明嘉靖刻本《史汉方驾》、清康熙刻本《明名臣言行录》和明天启刻本《筹海图编》等；子部，有清顺治刻本《儒宗要理》、明崇祯刻本《大学衍义》和明刻本《锦绣万花谷》等；集部，有明任城杨氏刻本《蔡中郎集》、明崇祯刻本《黄御史集》和清康熙刻本《午亭文编》等。而丛书也别出一类，将要者觅得插架，如《汉魏丛书》、《津逮秘书》和《正谊堂全书》等。因之，严修的刻书，核心在于推广教育。清末时期，严修就刊刻当时著名的《輶轩语》、《书目答问》、《先正读书诀》等书，使学者能识读书门径，也因之被周恩来称为“是封建社会的好人”。1915年，严修自印《严氏两世事略》线装一册全。内容为严修追述祖辈、父辈创业之艰辛、行善积德、家教庭训而作的回忆性著作，是研究严修家世、社会关系的重要文献，也算是天津的乡邦文献，而同时此书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其影响及于昆弟。严修先生的弟弟严台孙也受其影响，大量收集、整理了天津文献，并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惜在抗战中随馆同毁。
 

 
       此外具代表性的出版家有金钺。金氏在天津与查氏水西庄家族齐名，以书香传家，一门励志笃学。金钺曾任天津修志局编修，为天津著名诗人、画家、藏书家、出版家，刻书甚多。其刻书重视乡邦历史文献。其编刻的乡邦文学总集有《金氏家集》、《屏庐丛刻》、《天津诗人小集》、《金刚愍忠表忠录》、《天津文钞》等，并致力于天津的修志工作，其书大多供给天津志书编纂资料用。其刊刻的乡人学术著作有王又朴的《诗礼堂杂纂》、查为仁的《莲坡诗话》、查礼的《铜鼓书堂词话》、梅成栋的《吟斋笔存》、杨光仪的《耄学斋日卒语》、徐士銮的《古泉丛考》、王守恂的《王仁安集》等若干种。其刊刻的《重刊广瘟疫论》一书，有自序云：“辛酉之春，予托厂估搜求多日，乃得一旧抄本，原版殆久佚矣……爰以予所得抄本与文波旧藏刻本参互考校，厘定重刊，俾广流传。”足见对学术考证的认真态度。他所刻的书籍，多请罗振玉等名家题签，从北京聘请书工、刻工来家里工作刻书，不惜本钱，质量极高，被誉为天津刻书第一人。
 

 
       文化名流刻书的第三大特点为求取个人扬名。文人与出版家有极大不同。出版家刻书，注重盈利，对市场较为敏感；而文人刻书则不是，往往多为公益性的活动，希望借此以传名。这一类具有代表性的刻书家当推徐世昌。徐世昌为近代大官僚，早年与袁世凯为莫逆之交，后在清历任兵部侍郎、政务大臣、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东三省总督兼署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民国后历任国务卿、大总统，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有重要地位。1922年以后退职，居天津英租界，以编书、刻书、吟咏为事。其在从政之余，雅好藏书，其自刻之《书髓楼藏书目》八卷，列举藏书七千余种；又《晚晴簃所藏清人别集目录》四卷，专门收录清人别集两千七百种；《退耕堂题跋》四卷专录所藏金石书画目录。以此基础，徐世昌主持了多种大著作的修纂。其《晚晴簃诗汇》、《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颜李学》、《水竹村人集》，虽然学界褒贬不一，但篇幅之大，在当时是罕见的。所谓褒贬不一，是因为其刻书的目的在于扬名，好大喜功，加之本人学术根底不足以支撑大著作的编刻，因之学术价值往往粗率，被专家所笑。（张昊苏）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