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研究：

1949-2021》：

七十多年古籍出版的学术总结

       内容简介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研究：1949-2021》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出版书目数据的基础上，对七十多年的古籍出版进行了学术总结。通过对古籍出版数据进行分析，描绘出新中国古籍出版的发展历程：即以1979年为界，将古籍出版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五个阶段，分别总结各阶段的得失与特点；并从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学术思潮等方面分析影响古籍出版的主要因素。对各类古籍的出版，从选取经学文献、总集别集、正史、方志、书目题跋等角度进行考察。将古籍出版与地方文化相结合，表现出古籍整理出版的地方性色彩。对于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指出古籍的数字化即是古籍出版的趋势，提出古籍整理出版的国家行为，形成国家古籍整理出版的管理体系。

       作者简介

       王育红，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精彩书摘

       古籍出版源自古籍整理的成果，而古籍整理的范围又极其广大，按其整理的方法与体例来分，大约涵盖以下数端。第一，古籍点校，这是当代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形式，主要包括新式标点与校勘两个方面。点校之校勘常以互校法为主，比勘异同，并参之以他校法等，考其是非。第二，古籍今注，是给古籍重新作注，这是当代古籍整理的主体工程。古籍今注的体式主要有集注、集解、集释，以及补旧注、整理普及选本、今注今译等。古籍今注有一定的体例，一个完整的整理成果大致包含序言、凡例、引用书目、题解、注释、附录等部分。今注的形式，一般为篇后注、段后注或页下注。第三，古籍今译，即用现代白话文将古籍原文逐字逐句地翻译出，这是普及古籍的一种整理形式。第四，整理选本与全集以及资料汇编。第五，编制古籍书目索引。第六，古籍研究，是对古籍目录、版本的考证，对古籍文字、音韵、训诂、辨伪、辑佚等的研究。当然，古籍整理与出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本书研究的重点主要在古籍出版方面。

       古籍整理出版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就总体来看，整体的系统、全面研究罕缺。现有研究成果仅限于古籍出版的历史回顾，按其发表的时序主要有《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四十年概况》（《中国出版年鉴》1990—1991年）、《我国10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述评》（《编辑之友》1993年第3期）、《近50年来中国古籍出版的成就、缺失及对策》（《中国出版》2002年第3期）、《我国古籍出版50年概说》（《出版广场》2002年第3期）、《50年来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成就》（《书品》2002年第3期）、《二十年来古籍整理出版特点述略》（《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2003年第3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古籍整理出版历程》（《广西地方志》2006年第6期）、《快速发展 成绩显著——古籍整理出版三十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新中国60年古籍整理与出版》（《编辑之友》2009年第10期）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牧之先生的《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和展望》（《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9、10期），重点论述了新中国成立50年古籍整理出版的历史进程和显著成就，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面临的任务提出要求与希望，分析比较全面，对古籍整理出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更有诸多学人撰文总结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如中华书局总编顾青的《古籍整理出版七十年》（《文史知识》2019年第10期），阐述了“七十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取得的新成就”“七十年来古籍整理出版的宝贵经验”等。《人民日报》记者张贺的《赓续千年文脉 绽放文化光彩：新中国70年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综述》（《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1日）则从“开创新局面”“探索新模式”“绽放新光芒”及“奋进新时代”四个方面加以综述。此外，中国台湾彭正雄的《台湾地区古籍整理及其贡献》一文对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中国台湾地区的古籍整理按专题形式如编目、标点、校勘、辑佚等进行介绍，并扼要论其贡献与不足。总的来看，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出版的研究已然引起学人的关注，然而，相对于70多年古籍出版的巨大成就来说，现有的研究成果显得十分不相称，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的维度来看，深入研究古籍出版具有极大的开掘空间与学术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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