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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普及数字化，
让岭南古籍文献活在当下
今年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的内容，引起广泛关注。此前，古籍保护工作也被纳入刚刚出台的广东省2022年文旅建设重点工作部署中，日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古籍资源。加强对古籍资源的利用、研究，对建设岭南文化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多年来，广东的古籍整理保护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根据2018年普查统计，广东全省收藏古籍约140万册；截至2021年，广东省累计共有342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古籍资源。加强对古籍资源的利用、研究，对建设岭南文化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多年来，广东的古籍整理保护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根据2018年普查统计，广东全省收藏古籍约140万册；截至2021年，广东省累计共有342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无论是地方文献、名人馆藏，还是海关档案、华侨文献等，广东省内各图书馆的古籍收藏，由杜定友、顾颉刚、杜国庠等大家和无数默默无闻的文化人历经艰辛，悉心收集保护，才形成今天的规模。这些曾经历了抗战炮火和新中国成立前夕硝烟的古籍文献，凝聚着一代代文化人的心血和坚守。
这些古籍中，有明清以来广东刊刻的精品，有广东藏书家珍藏的善本，濡染着陈白沙、吴荣光、曾钊、陈澧等广东历代先贤的手泽；其著书、刻书和藏书，无不烙下广东历史文化发展变迁的印记，维系着岭南文化的根脉，是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基石。
【文脉案例】
《杜凤治日记》：四百万字的文化生命力
晚清时期有一位名叫杜凤治的官员，在广东任知县、知州十数年，留下了一部目前存世最详尽、规模最大的晚清地方官员日记，有近四百万字。
用互联网搜索引擎输入“杜凤治日记”，跳出相关结果超过十三万条，研究和传诵的热度可见一斑。但如今声名显赫的《杜凤治日记》却曾被“冷藏”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数十年鲜有研究者问津，仅周连宽、冼玉清等学者有过零星研究涉及。
2007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之名将其收入《清代稿钞本》影印出版。2021年9月，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主持的《杜凤治日记》点校本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出版，一套10册。
点校的过程十分漫长，邱捷先生花了十数年之久。一开始，他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键盘上敲出来，后来出版社担心老先生身体吃不消，才找到一位认得草书又愿录入的打字员相帮。
为了《杜凤治日记》的编辑和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古籍文献分社的业务团队“吵了一年多的架”：人名、地名、官名别称难以确认，认字也难，单是围绕一个字有没有“三点水”部首，编辑们都要反反复复地讨论和查验。
邱捷先生说，这也是大家都知道杜凤治日记极具价值、却迟迟没有整理的原因。此前影印本固然承担了保持文献原貌的功能，现在出点校本，则是向有一定历史知识的读者提供一个容易阅读的版本，进一步推动对该日记的研究和利用。
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柏峰告诉记者，古籍出版工作极其繁复，不是几年、几个人就能一蹴而就的，一套书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邱捷介绍，《杜凤治日记》反映了19世纪后期中西文化在广东的碰撞与交融，日记中有大量细节描述了岭南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如年成、物价、节日和祭祀等，为研究广州乃至广东地方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仅以花市为例，不少研究将广州花市的源头追溯至明朝或之前，因明代广东有四大市——花市（广州市五仙门附近）、香市（东莞寮步圩）、药市（罗浮由冲虚观）、珠市（合浦县，现属广西）。
但邱捷先生通过对杜凤治日记的分析，推断广州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花市应源自民国：“杜凤治记事可谓事无巨细，若晚清广州就有花市，日记中应有记载，包括杜凤治作为地方官四处走访的见闻、人员的安排以及秩序的维护等，但纵观日记并无相关政务记载。”
此外，杜凤治日记绝大部分内容都有关官场，细致、全面地描写了晚清广东乃至全国官场的方方面面。邱捷先生在点校《杜凤治日记》的基础上，撰写了学术专著《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该书在既有的有关清朝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研究的基础上，填补了许多前人未给予充分关注的关键事实与细节。
从少人问津到整理点校，再到相关学术专著的出版，《杜凤治日记》已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研究这一完整链条的操作典范。正如邱捷先生所言，这部近四百万字的日记，未来会有更广阔的文化挖掘空间和持久的文化生命力。
【文脉现状】
收藏到整理 辑佚到普及
1941年，杜定友先生主持广东省图书馆工作期间，提出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的办馆方针，并建立了广东文献室，使广东的这座省级图书馆成为我国现当代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创者之一。
时至今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以下简称“省馆”）现有馆藏古籍共计4万多种、47万册，他们对广东地方古籍文献的保护工作也历久弥坚，成果显赫。
记者来到静谧庄重的省馆特藏室，古朴的书柜里，馆藏的古籍和地方文献分门别类依次排开，包括广东地方志、族谱、广东史料、粤人著述、孙中山文献、报纸、期刊、舆图等。
据省馆研究馆员倪俊明介绍，长久以来广东文化界都坚持进行岭南典籍的整理，如较早期的《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岭南丛书》等。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全省各地更是加大了对传统典籍的整理，推出了一系列古籍精品，专题性的有如《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近代华侨报刊大系》《海外广东珍本文献丛刊》《岭南中医药文库》《清代稿钞本》等；综合性的有如《广州大典》《中山文献》《东莞历史文献丛书》《韶关历史文献丛书》等。
1991年，《岭南文库》出版工程启动，开地方文库之先河，为岭南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选题涵盖岭南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主要出版海内外学术界关于岭南研究的著作，同时收录有关岭南历史文化的名著（包括翻译著作）和古籍文献。
收录了4064种广州古籍的《广州大典》则是地方文献编辑整理的另一座高峰。从2005年启动编纂，十年磨一剑，《广州大典》在2015年编纂完毕并影印出版。
作为一部大型的历史文献丛书，大典收录了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地区以及香港、澳门的珍稀文献。业界认为，《广州大典》的文献数量、部帙规模和选本精良程度，是迄今对广府历史文化资源最全面、最系统的汇辑与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岭南文库》和《广州大典》又先后推出了普及书系，其中《岭南文库》的普及丛书《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已出版228种。
名家助公藏 海外有遗珍
在广东的公共图书馆汇集存世的古籍文献中，收购、受捐的名家藏本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广州图书馆更是建立了名人专藏体系。
步入广州图书馆人文馆，趟栊门、满洲窗、古色古香的家具⋯⋯浓郁的岭南人文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保存了大量名家捐献的藏书，来自包括欧初、王贵忱、刘逸生刘斯奋家族、姜伯勤、蔡鸿生、朱雷等在内的“有心人”。这些名人专藏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弥足珍贵的馆藏文献资料。
著名历史学家朱雷教授生前从武汉来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时，曾去广州图书馆参观，这里精良的图书保存环境深深打动了他。2017年至2019年，朱雷分批向广州图书馆捐献藏书5604种，这些藏书以历史文献和史学著述为主，其中有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及敦煌学研究得最为丰富，佛教类图书、唐史及敦煌学研究的外文著述也颇为难得。
广东的文化名家捐献藏书素有传统。晚清和民国时期，岭南涌现了一大批民间收藏家，他们往往以丰富的藏书自建藏书楼，文化价值极高。由于近代岭南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地位，广东更是成为我国藏书南移的新中心。
晚清著名诗人、藏书家梁鼎芬，就亲身推动了私人藏书楼向“公”转变。他生前在位于广州榨粉街的故宅，用自己的藏书开设了第一所私人“公共”图书馆，1919年梁鼎芬去世后，其子还将所存藏书2万余册捐给了广东图书馆（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捐藏书现都保存完好，每册上留有的标志是一个印章——“番禺梁氏葵霜阁捐藏广东图书馆”。
岭南名家徐信符一生惟喜教书与藏书二事，他的“南州书楼”藏书甚丰，最盛时达600多万卷，包括明清广东名家作品、各种珍贵的文献和手迹数种较罕见的宋元版本以及大量的明刻本。徐信符的藏书后来有相当一部分被省馆收购宝藏。
省馆原馆长李昭淳曾发现，有许多岭南的民间文书、档案流向了欧洲，例如潮州歌册、南音、粤讴、咸水歌等，在欧洲多家图书馆都有收藏。为此，他特意委派同事到德国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葡萄牙外交部档案馆等处查询，其数量可观的岭南文献藏书令人惊叹。
由此，省馆积极配合国家的海外古籍回归工程，从德国、加拿大、日本、葡萄牙等地搜集到一大批珍稀的古籍档案资料，整理编辑了《海外广东珍本文献丛刊》《葡萄牙外交部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等，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助流落他乡的岭南文献重新“回家”。
粤海关档案：中国近代对外经济交流史的缩影
作为“千年商都”，早在先秦时期广州港就已从事对外贸易，绵延至清代设置“十三行”，广州更是成了无可争议的外贸中心。粤海关税务司自1860年开始建立公署，与外贸紧密相关的海关档案自然成为广东古籍文献的一大特色内容。
广东省档案馆保存了1860年到1949年间比较齐全的粤海关、潮海关（汕头）、琼海关（海口）、北海关（合浦）、九龙关、拱北关、三水关、江门关、雷州关、曲江关等地10个海关的档案13813卷，以及梧州关档案5卷。它们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部分海关档案一道，形成了完整的近代中国海关档案。
这批档案从类型上可分为法规章则、通令布告、收文发文、定期报表或专题报表、海关总税务司署汇编的综合统计汇册等，数量庞大，内容则包括了中国对外货物交易的数量、中外经济来往的细节与变化等。
据柏峰介绍，历来很多学者都知道这批档案价值很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批档案将中国的对外贸易交流史连接起来了，其实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对外经济交流史。但这批档案英文居多，整理难度非常大，广东还在持续推动整理。
粤海关档案文献编纂起步很早, 最早可追溯到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等著作以及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等论著。
20世纪80年代, 广东省档案馆组织广州外国语学院 (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等机构的专家学者，翻译馆藏粤海关情报类档案《广州各项事件传闻录》，形成了二百余万字的翻译稿，2018年4月出版时更名为《近代广东海关档案·粤海关情报卷：民国广州要闻录》。
这是国内唯一一部由原始粤海关档案系统整理而成的编纂文献，是西方对广东地区社会情况、局势变化和重大事件等各方面的跟踪记录，对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广东历史弥足珍贵。
【文脉前瞻】
古籍数字化既可行又必行
保存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籍十分脆弱，为保护则难利用，重利用则易受损。古籍数字化为这一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了让更多公众共享古籍文献资源，充分开发利用古籍文献的价值，多年来广东一直在推进古籍数字化工程，先后影印出版了《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大典》《清代稿钞本》等系列丛书。
在影印出版的同时，还加快推进古籍的数字化建设。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文献全文数据库已整理约300万拍的文献，其中150万拍可开放供读者免费查阅。
古籍数字化势在必行。经过全面的数字化处理，以往深藏于地库的古籍善本得以“重见天日”，更为丰富全面的文本信息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古籍的历史信息，海量的研究素材也为新的学术发现提供了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线上登记，网上阅读，数字化“替身”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护古籍原件，而且能够促进古籍内容的使用与传播。
倪俊明建议，古籍数字化建设应优先将基础性古籍文献图像数字化，以降低目前古籍文献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同时需各方通力合作，制定统一标准，搭建统一的数字化发布平台，使数字化成果能够便捷使用，让古籍数字化工作真正惠及大众。
【专家点评】
通力合作 将历史资源 转化为文化优势
近年来，广东十分重视古籍整理保护工作，尤其是《广州大典》《清代稿钞本》《全粤诗》及《岭南文库》等大型丛书或总集的出现，为充分利用广州文化古籍资源奠定了良好基础。
目前广东对古籍整理的范围和规模还在进一步扩大，各种捐赠与收藏的古籍都逐步被梳理出来，做成专门的书目公之于世，盘清楚家底，也有利于学者开展相关的研究。
目前，全省文化古籍整理规模最大的是《广州大典》，它的整理出版充分体现了广东古籍工作展开的一个特点：通力合作。其底本60%以上来自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其余来自中山大学图书馆、广州图书馆等各家，这种合作方式在全国来说都比较少见。
对搞文史研究的人来说，占有独家资料几乎意味着已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图书馆员来说，书是自家的，知识却应该是全世界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让岭南文献传至久远，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此，我们除了保护，还要让文献古籍“活在当下”。
近年来，广东举办了一系列的古籍相关的展览，不少展览都在北京、上海、香港、澳门乃至国外洛杉矶等地巡回展览。
2019年，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省立中山图书馆与澳门文化局公共图书馆联合举办“岭海揽珍——粤澳珍贵古籍特展”，不仅展示岭南地区善本古籍、揭示其历史和文献及艺术价值，还介绍了古籍版本等相关知识，有助于增强全社会的古籍保护理念，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广东古籍书目的整理与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甚至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
但是，在古籍的整理校勘及出版工作中，我们仍需进一步深入，比如对明清岭南重要学者的著述整理出版还较少，对散佚古籍的辑补和研究稍有欠缺，而且广东目前还没有一个领头的专业古籍出版机构，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也亟待加强。
此外，为广东当代文化建设服务的专题文献的整理出版也是重中之重。在新形势下，要如何充分发挥岭南文化古籍资源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于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值得我们深思。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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