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传世版本三系说

       一、《老子》传本字数不同的三系

       《老子》是春秋时期老聃所著，《史记》称其“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均引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所以《老子》称《道德经》为时甚早。通行本《老子》将全书分为上篇《道经》(共37章)和下篇《德经》(共44章)，合为81章。由于全文仅五千余字，无论是手抄或解说都比较容易，因而传世以来版本极多：《汉书·艺文志》登录解说本4种；印刷术昌明后数量激增，《隋书·经籍志》前代注本有49种；明正统《道藏》所收白文本和注本41种；今人严灵峰《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汇刊明代以前注本150种，《续编》则有明代以后的204种。

       过去对老子其人其书争论很多，笔者曾按“主线法”论证其书确为与孔子同时而年略长的老聃所撰。[1]蒋锡昌举《说苑》卷十叔向称“老聃有言曰”，《战国策》中《魏策》魏武侯和《齐策》颜触都称“老子曰”，《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二录《墨子》亦称“老子曰”，他们所引的话都见于今书，因叔向与孔子同时，其余各人仅晚孔子1个世纪左右，可见此书早就传播于世。[2]战国《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两篇，是对《老子》的早期解说。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葬于公元前168年)出土甲、乙两种帛书《老子》，是西汉軑侯利仓家所藏抄本；特别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古墓(葬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出土71枚竹简《老子》，抄录时代在战国中期，成为迄今最老的摘抄本。这些客观事实，清晰地证实了《老子》撰著和传播历程，于是争论逐渐趋于平息。

       明正统《道藏》中宋谢守灏《混元圣纪》、彭耜《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引《老君实录》，载有初唐太史令傅奕勘核前代版本的字数情况：“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谦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齐处士仇嶽传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与《韩非·喻老》相参。又洛阳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诸家之注，多少参差。”
 

       用字数作为控制标志来区别版本系统，无疑是一种科学的方式。近年发现的简帛抄本，与通行本文字对比，往往多出许多“之”、“也”一类的虚字，可见时代最早的古本字数最多。傅奕所说“项羽妾本”与出土简帛同类，而“安丘望之本”、“河上丈人本”则是最早在社会上流行的古本，字数多达5722字，全都属于《老子》“古本系”，最接近原初文本，而且未经后人润色。

       《混元圣纪》引西汉刘歆《七略》，言及成帝时刘向校勘《老子》的情况：当时“雠校中老子书二篇，太史书一篇，臣向书二篇；凡中外书五篇一百四十二章。除复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经第一、三十七章；下经第二、四十四章。”由于古抄本文字错讹，字数参差，刘向用皇家、史馆和自家收藏的文本，整理出一个相对标准的版本来，奠定了通行本的基础。这就是傅奕所说的“洛阳官本”，字数5635字，比古本要少100字左右，可见刘向做过一定的精简。魏王弼注本所用底本，应该就是这个本子，但在流传中后人有些文字上的加工，所以又有5683和5610两种不同字数。与王本同时流传的还有“河上公本”，有5590字一种，5355字一种。不过时至今日，王弼本只有5283字，河上公本只有5270字，比字数最少的老本子又少了80到90字。由此可见在版本流传过程中，文字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减少。这统统属于《老子》的“行本系”，是经过后人润色的结果。

       东汉汉安元年(142年)天师张陵建立原始道教后，张氏祖孙将《老子》奉为圣经，为了增加神圣性，试图把《老子》凑成整整五千个字，于是将许多“之”、“乎”、“兮”、“者”等虚字大量删削，使之成为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的“五千文”。出自对经文的尊重，当时在词语方面加工修改很少，基本上保存着古本原貌。1900年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5万多卷文书，全是4~11世纪的手抄本，其中就有不少唐人抄写的《老子》经和注，属于这种“五千文”。从1907年起，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陆续前来，以“考察”“研究”为名，将敦煌卷子盗往国外，流失于英、法、日、俄等国。现经中外学者收集、刊印，敦煌遗书内容已基本发布。唐代不少道观中还有《老子》全文的碑刻，大都属于“五千文”，由于文字固定在碑石上，免除了后来传抄中的误笔，而且时代较早，校勘价值很高。这些都属于《老子》的“减字系”，虽然虚字经过大量删除，但少有词语上的加工润色，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原始风貌。

       古本系、行本系、减字系构成《老子》版本的三系，标志着文本流传演变历程，成为文献学研究的极好材料。同时，弄清其中演变的规律，完全可以使《老子》原初文本得到完美的恢复。

       二、早期文本的“古本系”

       《老子》最古抄本依靠考古发现，因为古人爱好此书，死后往往把抄本葬入墓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郭店出土的竹简《老子》，由称“东宫之师”者葬入墓中，用篆文抄录，但内容并不完整(约占全书1/3)，亦未按通行本前后章序；整理者按竹简形制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竹简39枚，依次抄有通行本第19、66、46(中段和下段)、30(上段和中段)、15、64(下段)、37、63、2、32章；第25、5(中段)章；第16(上段)章；第64(上段)、56、57章；第55、44、40、9章。乙组竹简18枚，依次抄有通行本第59、48(上段)、20(上段)、13章；第41章；第52(中段)、45、54章。丙组竹简14枚，依次抄有通行本第17、18章；第35、31(中段和下段)章；第64(下段)章。其中第64章下段前后重复抄过两次，文字也略有差别，充分表现出摘抄性质。
 

       马王堆帛书甲本时代略早，字体近于篆文，书中“邦”字没有避汉高祖刘邦的讳而改作“国”，推测是秦代或更早时期所抄；乙本为隶书，所据底本与甲本相同，书中仅避刘邦的讳，而未避汉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的讳，证明抄录时间处于刘邦在位的7年之中(公元前202~前195年)。帛书内容完整，与通行本81章内容基本相同，仅有3处分章与通行本存在差异(第24章插在21、22章之间；第40章插在41、42章之间；第80和81章放在66、67章之间)；而最大的差别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通行本正好相反。

       南北朝北齐武平五年(574年)项羽妾墓(葬于公元前210年左右)出土《老子》抄本，其时代应与帛书甲本相当。当时由傅奕(555~639年)参考了9家注本进行整理，校订为《古本篇》，共5556字，与帛书文字有许多类同之处，但体例按通行本《道经》在《德经》之前。此书现存于正统《道藏》中。

       南宋范应元曾获得某种古本，但背景不详。他参照傅奕本和先秦两汉诸家引文，编成《古本集注》一书，共5500字，《道经》仍在《德经》之前，现存于《中华道藏》中。此人生平不可考，因书题为“前玉隆万寿宫掌教、南岳寿宁观长讲”，应是道教人士；称“果山范应元”，当为西蜀南充人。这一版本保留了许多古代传本内容，具有很高的参校价值。

       汉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成都人严君平著《老子指归》十三卷，录有刘向以前的经文，故仍属古本系。此书传至明代已失其半，藏书家胡震亨所得仅六卷，刻人《秘册函》丛书；清《四库全书》将此书纳入子部道家中，共有《德经》部分35篇；开头一篇《说目》，类似全书的“凡例”。此书另一版本《道德真经指归》收入正统《道藏》中，共有七卷，《德经》部分比较完整。从《说目》可知，《老子指归》本《德经》在《道经》之前，与帛书类同。全书分为72章，将通行本第39和40章、第57和58章、第67和68章、第78和79章都合并在一起。《道经》的分合则不得而知。由此可知，早期文本并没有严格的分章格式。有人认为，从《韩非子》两篇解说也能看出《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是原初文本的体例。

       古本系的价值，以下几个例子足以说明：

       通行本第1章“无名天地之始”，马叙伦发现《史记·日者列传》引作“无名者，万物之始也”；王弼本注解说“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可见原文应该是“无名万物之始”[3]。蒋锡昌补充第21章王注又有“以无名说万物始也”；又可见王弼所录经文正是“万物”而非“天地”，表明后人把王本的原句作了误改。现在出土帛书文字正是“无名万物之始”，证明他们校核结果实有先见之明。

       通行本第5章“多言数穷”，马叙伦发现《文子·道原》作“多闻数穷”，疑原文是“多闻”而非“多言”；现敦煌残卷《老子想尔》和遂州龙兴观碑正作“多闻”，而且帛书也是“多闻”。

       通行本第6章“用之不勤”，于省吾谓按金文“勤”应作“堇”，[4]而帛书正作“堇”。第9章“金玉满堂”，马叙伦根据下文韵脚认为应作“金玉满室”；宋陈碧虚所见严君平本、王弼本都作“室”，傅奕古本、范应元古本也是“室”；现在帛书为“金玉盈室”，“满”是后来避讳所改。

       三、经过调整的“行本系”

       战国时有“河上丈人”传授《老子》。《史记·乐毅列传》“太史公”结语：“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下文记有“河上丈人·安期生·毛翕公·乐暇公·乐臣公·盖公·曹参”的传授系统共7代。如果每代需时15年的话，则从西汉相国曹参(？~前190年)上推，河上丈人应为公元前4世纪周赧王时人。《隋书·经籍志》言“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汉长陵三老毋丘望之注《老子》二卷。”

       通常认为，汉代流传的版本是河上公本。“河上丈人”“河上公”两者是一人还是两人，须加考证。据《太平御览》卷五百十引魏嵇康(223~262年)《高士传》：“河上公者，不知何国人也，谓之丈人。隐德无言，无得而称焉。安丘先生等从之修其黄老业。”表明河上公也有“丈人”之称，并有学生“安丘”。同书卷六百六十六引晋葛洪(284~364年)《抱朴子》指出：“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也。修尚黄老，汉成帝重其道德，常宗师之；愈自损退。成帝请之，若值望之章醮，则待事毕然后往。老子章句有安丘之学。”汉成帝公元前32年即位，安丘望之已成一代宗师，起码有60岁了；因此他大约生于汉武帝晚年。他向河上公学习，应当在20岁以前，大约在汉宣帝时代(前73~前49年)。此人应即《隋书·经籍志》所记“毋丘望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二引葛洪《神仙传》：“河上公，莫知姓名也。汉孝景时，结草庵于河上。”汉景帝(前156~前140年在位)曾请教他《老子》文句问题。如果所记属实，则河上公教授安丘时已在100岁以上，这在“修道养寿”的道家中并不是不可能。今本《神仙传》中将景帝记为文帝，年代又早了20年，恐有窜乱；即使如此，仍在情理之中。但他与战国晚期的河上丈人，虽同属黄老派的隐士，显然不是一个人。收入《道藏》的河上公章句，全书清晰地分为81章，《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由此文化界常称《老子》为《道德经》，后来各家注本大都按照这种分章框架。

       近人根据注文来校核经文，发现翻刻中河上公经文曾被后人做过种种修改，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御注《老子》颁布印行后，被当作标准版本使用，经文被改恐怕与此有关。魏王弼(226~249年)所撰《老子注》上下卷，流传最广，也最知名；虽经文仍为前《道》后《德》，但81章没有明显的分章标题；现在的传本也是在古本基础上经后人加工调整过的版本。傅奕校勘河、王传本，发现同是河或王本，也有字数不同的两家。严可均《铁桥金石跋》称：“盖《道德经》自御注后，颁列学宫，久相传习。”“虽以河上、王弼二家，校者亦颇改就御注。”四川大学蒙文通教授认为，唐马总《意林》与流入日本的《群书治要》所引录经文，才是当初真本；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所释来核对经文，发现河、王传本中不少地方可以复原。[5]

       《道藏》中所收除唐玄宗御注本和疏本外，还有陆希声、李约、强思齐、李荣、杜光庭注本等多种，时代均为唐代。其后，有校勘价值的注本，则有宋陈景元、彭耜和元吴澄注本等；皆属“行本系”。这一系统版本的特点是，文字比较可读，词句比较整齐，虚字安排适当。比如帛书第2章“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行本系调整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帛书第12章“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行本系调整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不过由于认识不同，各家调整的结果也各有歧异，甚至与原文内涵有所背离。例如帛书甲本第13章“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汝何以寄天下？”行本系调整得五花八门——
《御注疏本》：《杜光庭本》故贵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托天下。
《李约本》：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以寄天下；故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
《李荣注本》：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托天下。
《李荣义解本》：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乃可托于天下。
《张君相集解本》：故贵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于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者，乃可托于天下矣。
《司马光本》：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矣。
《林希逸本》：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以托于天下。
《程大昌本》：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
《陈景元本》：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
《白玉蟾本》：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寄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托天下矣。
《吕知常本》：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托天下。
《邓錡本》、《吴澄本》：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
《危大有本》：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托于天下。
《焦竑本》、《周如砥本》：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可以托天下。
《释德清本》：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托于天下。
《永乐大典本》：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以托于天下。
《明太祖注本》：故贵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以托天下。

       四、凑整字数的“减字系”

       敦煌写本中，传为系师张鲁所撰《老子想尔注》卷子即在其中，现仅残存《道经》部分，而且开头也有些残损，1956年由饶宗颐以《笺注》方式在香港出版：“此想尔注本，即所谓系师张鲁之五千文本，断然无疑。”经文中许多“之”、“乎”、“兮”、“者”等虚字做了删削，但仍保存着古本的风貌。

       浙江大学朱大星对敦煌写本《老子》综述指出，其中白文本单件53件，缀合后为35件，可分甲(标明字数)、乙(不标字数)两种文本。[6]末尾题有“道经卅七章、二千一百八十四字；德经卌章、二千八百一十五字；五千文上下二卷合八十一章、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全文4999字的原因，是第11章“三十”两字被写成了“卅”。

       唐代不少道观中还有《老子》全文的碑刻，大都属于减字系，与《想尔注》和敦煌写本一脉相承。现存最早的有景龙二年(708年)易州龙兴观碑，校勘价值很高。严可均《铁桥金石跋》称：“世间真旧本，必以景龙碑为最。其异同数百事，文谊简古，远胜今本者甚多。”

       减字系版本削减虚字有过度的地方。比如通行本第15章“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景龙碑》写成“豫若冬涉川，犹若畏四邻；俨若客，涣若冰将释；敦若朴，混若浊，旷若谷。”第35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老子想尔》《景龙碑》《遂州碑》《索洞玄本》都写成“道出言，淡无味。”尽管如此，减字系的“出言”，与行本系的“出口”不同，却与古本系的帛书“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无味也”相当一致；而且与傅奕本、范应元古本“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很吻合。

       周柱下史老聃所著《老子》，迄今已历2500年以上。战国至汉初抄录的文本，时代最接近原著，有意无意的文字篡改机会较少，因此楚简、帛书、傅奕本这些早期文本最为宝贵。不过，西汉及其前的手抄本，抄写习惯相当不规范，并不特别重视校对，不仅错字、衍文、漏字常有，而且抄者随便更改字句，也见惯不惊；至于通假字的应用，更是随心所欲。因此恢复初文，需要综合考虑，审慎分析。

       文本的句读，对于理解原初内涵至关重要。例如通行本第1章“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两句，河、王传本皆在“有欲”、“无欲”处断句，至宋王安石、司马光作注时，断句为“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使哲理上更为圆满，因而这一断句法得到古今许多学者的认可。可是帛书出土后，那两句却是“恒无欲也以观其眇，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可见河、王传本的断句法仍然正确。“恒”字因避讳改“常”，无关大局；但帛书断句标志“也”字却引起了不少质疑。如陈鼓应引老学家严灵峰的言论，认为帛书“具备了讹字、脱文、衍误、错简之诸种缺点”，虽是最古的版本，却不是最好的版本。“老子观物方法以虚静为本，常常有欲之人，自难虚静，何能观妙、观徼？”他觉得帛书那个起标点作用的“也”字“应不当有”；于是陈鼓应随之定“也”字为衍文。[7]如果说帛书出土以前，易顺鼎、高亨、缪尔舒等力主在“有”、“无”处断句，徐绍桢说“常有欲”决非老子之意，林聿时说若以“常有欲”为读，就把此章零割碎刮，弄得根本不通，如此等等论调皆属各家的见仁见智；那么在帛书出土以后，硬要压倒古本来服从自己的见解，便未免带有“学阀”的味道了。笔者以为“恒有欲”不但并非“不通”，而且是现实生活中普遍现象，谁能够经常“无欲”？就拿上述学者研究这些学问时，谁没有带着个人追求、欲望？谁不处于“恒有欲”之中？老子本意是有欲无欲都能去“观”，只是看到的境界不同而已，这在哲理上实属至善。

       《老子》三系，标志着版本的演变过程，所谓“最佳文本”往往随编注者的理解，折射出不同的模样。刘笑敢认为，每一编校者心目中的“理想文本”并不完全一样，大都希望校正后文从字顺、义理条贯、合辙押韵。这种情况直到当代仍在继续。但是古本往往不是“通顺合理”的，后人加工的“通顺合理”版本，往往与古本原貌相去甚远。[8]这一见解颇为客观公允。（冯广宏）

注释：
[1]冯广宏：《以主线法重论老子时代》，《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3期。
[2]蒋锡昌：《老子校诂》，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3]马叙伦：《老子覈诂》，天马山房丛著本。
[4]于省吾：《老子新证》，北京1940年刊本。
[5]蒙文通：《老子王弼本校记》，《蒙文通全集》，巴蜀书社2002年版。
[6]朱大星：《敦煌本老子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7]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
[8]刘笑敢：《老子古今·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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