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既是记录华夏文明的语言符号载体，又是以线条和结构意境构成的造型视觉艺术形式。千百年来，书法名帖一直备受文人雅士的推崇，甚至连尊贵无比的皇帝也视为至宝。唐太宗李世民对“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心仪多年，不惜一切手段据为己有，临终还遗命陪葬。清朝乾隆皇帝对“三希堂”法帖爱不释手，一生临摹研究。
“三希堂”是养心殿西侧的一间小阁堂，乾隆帝将被誉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及其儿子王献之的《中秋帖》、其侄子王珣的《伯远帖》收藏于内。这三件书法名帖均是稀世珍宝，所以乾隆帝将收藏它们的西暖阁命名为“三希(稀)堂”，从而也成为上述三件墨宝的代称。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全文共28个字，当时只是便笺手札，因帖内有“快雪时晴”几字而得名。此帖用笔洒脱、字体舒朗，是王体行书中的精品，后人称之有“龙跳山门，虎卧风阁”之势。王羲之所有的书法真迹现都已失传，这幅《快雪时晴帖》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由于是直接从王羲之的真迹上临摹复制，而且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惟一的一件，所以后人就一直把这幅《快雪时晴帖》当作真迹看待。
王献之的《中秋帖》，全文共22个字，也是便笺手札作品。王献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第七子，其书法受其父影响，且有创新。此帖已接近草书，用笔如行云流水，完美至极。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在《书史》中盛赞此帖“运笔如火着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大多数人认为，现在传世的这幅《中秋帖》就是米芾临摹的。明朝书画鉴赏家张丑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著成的《清河书画舫》一书中，对此有专门记述。
王珣的《伯远帖》全文共47个字，是问候亲友的一封信札，命名出自于首句的“伯远”二字。该帖用笔灵舞飞动，为上乘的行草作品。此帖是“三希”中惟一的真迹，也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惟一真迹。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对《伯远帖》十分推崇，作诗赞曰：“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
这三件墨宝历代备受珍重和追捧，从而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
1928年6月3日，军阀张作霖派人来到故宫博物院，找到首任院长易培基，索要一件宝贝——“三希堂”之一的《快雪时晴帖》。张作霖于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易培基深知张大帅势力极大，不好断然拒绝，他急中生智指着那个锁着《快雪时晴帖》的保险柜编了个谎话：“文物在这个柜里，但是柜子的三把钥匙由三个人分别保管，其中一把在冯玉祥手里。”
1928年4月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张作霖统帅的奉军全线崩溃，被迫宣布退出北京。6月3日当晚，张作霖因为就要离京赶赴沈阳，找人开柜取物已经来不及，来人只得失望离开。十几个小时之后，6月4日清晨5时许，张作霖所乘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置的炸弹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而死。消息传来，易培基一阵心惊，庆幸国宝侥幸逃过一劫。
战争是文物最大的灾难。1860年和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城文物遭到侵略者的疯狂劫掠和野蛮破坏。圆明园文源阁的《四库全书》化为灰烬，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支离破碎，《女史箴图》流失海外……
历史上，日本长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到了近代，在盗掠中国文物和文化典籍方面，日本一直不遗余力。从19世纪开始，日本先后盗取大量吐鲁番文书(高昌文书)、敦煌文书和经卷以及甲骨文和青铜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避免文物遭受劫掠和损毁，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文物南迁。在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后，1932年夏秋之际，开始秘密筛选馆藏文物中的精品装箱，随时准备启运，“三希堂”法帖自然是“细软”中的首选。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入山海关。6天之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正式决定自1月31日起，将国宝分批迁往上海。由于少数人的反对，直至2月5日，第一批文物才开始起运。
当时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的庄尚严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之一。临行前，庄尚严接到老友郭葆昌的邀请，要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
郭葆昌字世五，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的“庶务司成”(内务总管)，还曾赴江西景德镇为袁世凯督造“洪宪御瓷”。此人是个收藏家，尤其对瓷器深有研究，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还曾聘他担任瓷器鉴定委员。
那天同去赴宴的还有庄尚严的前辈和老师，一位是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另一位是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后任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饭后，郭葆昌取出他所珍藏的翰墨珍玩，供大家观赏，其中就有《中秋》、《伯远》二帖。
一直在皇宫深藏的“二希”，居然流落到个人之手，庄尚严等3人大惑不解。
原来，1924年11月21日，同治帝的妃子敬懿搬出皇宫。此前她已经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自己的寿康宫，在出宫时把它们偷偷夹带至寓所。因为“二希”名气太大，敬懿不敢把它们公开出售，而是卖给后门桥一家叫“品古斋”的小古玩店。郭葆昌偶然发现后，以高价收购。
在此之前，1924年11月5日，清逊帝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皇宫，他将《快雪时晴帖》偷偷夹在行李中欲带走，结果在出神武门时被军警查出并扣押。当时接管故宫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专家们认为，此时军队尚未撤离，到处一片混乱，如重新放置养心殿，很难保证文物安全。经过讨论之后，当天即派人购买一个有暗锁的大保险柜，放在神武门西边“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快雪时晴帖》被锁进这个大铁柜里，外加封条，柜里还放了一本小册子，以后何人、何时、因何故打开这个柜子，都要在册子上登记。保险柜密码和钥匙由李煜瀛亲自保管。李煜瀛字石曾，时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是著名学者和教育家。
因为《快雪时晴帖》此时还没有运出故宫，大家都高兴地认为：这下“三希”可以重聚了！郭葆昌看出大家的心思，但并没表示出让的意愿，只是将儿子郭昭俊叫到身边，当着三位好友许下诺言：“‘三希’名迹，余得其二，可称平生快事。然名物应归国有，余暂守之，已立遗嘱，将来与所收历代名瓷，统捐故宫博物院中。”
“三希”团聚首次失之交臂！
几个月后，故宫文物分批运抵上海，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1.3万多箱故宫文物，存在上海法租界。七七事变后又艰辛辗转运到四川。
1937年春天，一代收藏名家张伯驹在郭葆昌家中见到《中秋帖》和《伯远帖》。张伯驹是一位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历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公职。
张伯驹在他的书画录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他担心郭葆昌买下“二希”的目的是“旨在图利，非为收藏”，恐二帖或流落海外，不复有延津剑合之望。
于是，他请收购文物的惠古斋掌柜柳春农作中间人，与郭葆昌协商，以20万大洋(当时一般公务人员的月薪为80块大洋)的价钱，将郭葆昌手中的“二希”，连同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图》轴、蒋廷锡《瑞蔬图》轴一并收购。
此时，张伯驹刚刚用4万元大洋从著名画家溥心畬(溥儒)手中购得《平复帖》，资金一时难以周转，于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了这批珍贵书画，首付6万元，余款一年付清。
然而，几个月后发生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日军的金融封锁，张伯驹的银行账户被全部冻结，他全家也辗转西安，躲避战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诺，张伯驹只留下《上阳台帖》等4幅书画带在身边，而将价值连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原样退还给郭葆昌。
1942年郭葆昌病逝，“二希”传给其子郭昭俊。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伯驹返回北平，继续委托柳春农询问“二希”。郭昭俊开出天价3000万联币(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当时折合黄金1000两。这个价钱当时可以买下两座完整的清王府，张伯驹难以筹措。
不久，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到北平视察，郭昭俊把他父亲的部分藏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不但拿到行政院发给的10万元美金，还得到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的职务。
郭昭俊所捐献的藏瓷文物价值一般，为何却得到如此厚报？朋友告诉张伯驹，郭昭俊经朱启钤介绍投靠宋子文，而“见面礼”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气愤之下，张伯驹写了一篇《故宫已佚书画见闻录》，投给上海《新民晚报》，将“二希”与郭氏父子的关系公之于众。文章见报之后，舆论大哗，宋子文迫于压力，很快便将“二希”退还郭昭俊。
张伯驹晚年将一生倾家荡产、历尽磨难所收的藏品，包括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以及传世最古山水画、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等众多无价之宝无偿捐献给国家。国画大师刘海粟赞誉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南京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在故宫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当时，马衡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一直留守北平；徐森玉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分管南京分院。
马衡托病不出，国民政府将遴选文物的重任交给徐森玉，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最好的一类文物。徐森玉偷偷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运往台湾。而此时，庄尚严已经接受国民政府的命令，将第一批文物押运台湾，这批文物都是宫中精品，《快雪时晴帖》也在其中。
第一批国宝启程前，徐森玉拉着弟子庄尚严叮嘱：“现在这些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庄尚严含泪应允。
当时，南京行政院还下达命令给坚守在北京的马衡，将故宫内剩余的珍品尽快装箱运往南京。马衡故意拖延，叮嘱工作人员“装箱不要图快”，一定要“安全第一”。直到辽沈战役结束，故宫的文物一箱都没有运出北平。但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三批共238951件故宫文物却已经漂洋过海，运到台湾。此后《快雪时晴帖》一直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秋帖》和《伯远帖》也被郭昭俊带至台湾。
1949年初，郭昭俊找到刚到台湾不久的庄尚严，谈起父亲郭葆昌当年发下的宏愿，声称要将两帖“交还”故宫，让“三希”团圆。郭昭俊开出一个并不过分的价钱，但当时国民政府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这件事情，庄尚严也难以筹措资金。
最后郭昭俊带着《中秋帖》和《伯远帖》远赴香港，寻求买家。
“三希”再次失去团聚机会！
1951年10月25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到国家文物局开会。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向他透露：“二希”在香港出现！
原来，郭昭俊携带“二希”到达香港之后，生活日渐窘迫。但顾念父亲生前的愿望，他不敢贸然将“二希”卖掉，而是将它们抵押给英国汇丰银行，赎期定在1951年11月底。眼看日子临近，汇丰银行方面知道郭昭俊拿不出钱来，正极力诱使他将宝帖出卖。
恰巧此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正率团出访印度、缅甸，在香港作短暂停留，此时也听到“二希”重现的消息。他紧急向政务院(1954年改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呈报，请求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赎回两件宝帖。
11月8日，王冶秋找到马衡，出示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由王冶秋、马衡和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森玉组成“三人专家小组”，赶赴香港鉴定并回收“二希”。
11月15日，马衡和王冶秋乘火车抵达广州，同徐伯郊会合。徐伯郊是徐森玉之子，常驻香港，公开身份是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秘密身份是国家文物局“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组长。
徐森玉、徐伯郊父子是保护故宫文物的功臣。在故宫文物南迁途中，经过西南地区时，遇到土匪拦截，徐森玉亲自去见西南地区势力最大的“袍哥”(黑社会头领)谈判。对方不提钱字，竟说：“要过路可以，条件很简单，叫你上海的儿子来，我要收个有钱人做徒弟！”徐伯郊当时正在上海的兴业银行供职，“袍哥”显然是要他来做人质。为了保护国家珍宝，徐森玉冒险把儿子作抵押。徐伯郊接到父亲的电报后，立即赶赴贵州安顺，勇敢地去见“袍哥”，按黑社会规矩拜“老头子”(认老大)。凭他的见识与机智，说服“袍哥”，使文物顺利通过匪区抵达昆明，然后运抵四川。
解放后，徐伯郊赴香港任职。当时大陆收藏家所藏的古代书画、版本图籍及古钱币等，有很多流往香港，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宝级的稀有文物，一些国际文物贩子将中国文物卖到国外，大获其利。鉴于这种情况，时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提议组建一个专门机构，在香港就近购买回一些重要的古籍等文物。
1951年3月，文化部正式打出报告，呈交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不久，国家文物局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成立。徐伯郊儒雅稳重，从小受父亲熏陶，对文物也有很深研究，加之社会关系广泛，被任命为组长。时任香港中国银行副经理的秘密共产党员沈镛和马来西亚华侨温康兰负责付款等事项。
1951年6月13日，徐伯郊在北京南池子欧美同学会受到周恩来、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等的亲切接见和正式任命。至此，大规模的文物收购和抢救工作便正式展开，而首次重大的“战役”便是收购“二希”。
时任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的庄士平(建国初期香港仅有的两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听说此事后也一直积极参与协调。经过共同努力，抵押在汇丰银行的“二希”被秘密鉴定，果然是真品！最终以本息港币48.837662万元成交。周恩来总理特批50万港币，秘密汇到香港的中国银行户头。
当时正是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加之抗美援朝，国家财政极其困难，外汇储备更加短缺，中国外汇储备还不到1亿美元(那时1美元折合人民币旧币即第一套人民币27360—24900元，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与前者之比为1：10000)。5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旧币约20亿元(当时1元港币折合人民币旧币4500—4200元)。而那时，在朝鲜战场上，一架苏联生产的先进“米格-15型”战斗机，才价值人民币旧币15亿元。
为了国宝回归，国家还是从有限的宝贵外汇中拨付了这笔巨额款项。
1951年12月3日，《中秋帖》和《伯远帖》回到北京。23日，在北海团城进行了小规模展出。27日，王冶秋亲自将“二希”两宝帖送还故宫。
此时，距离“二希”离开紫禁城已经整整过去27年。而“三希”之一的《快雪时晴帖》，仍孤单地在海峡对岸的宝岛思盼，它何时才能回到故居与“二希”团聚？
1980年，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病逝。临终前他告诉儿子，此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没能让“三希”团圆；二是在有生之年，没能亲自带着这批横渡海峡来到台湾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大陆。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