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举世震悼，他留下的遗书也引起诸多关注与议论。今天是王国维先生逝世92周年，我们便以他曾孙王亮所撰探讨遗书真伪的文章，向这位国学大师致敬。
2004年11月间，南方《广州日报》等报刊先后以“国学大师王国维遗嘱77年后现身揭自杀之谜”、“投湖遗嘱竟不湿 王国维遗嘱现身广州博物馆”为题，报道广州博物馆收藏并首次展示先曾祖王国维“遗嘱”的消息。记者引用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的介绍说：遗书一直由已故中山大学著名学者容庚收藏，1994年8月，容庚家属将遗嘱连同100多件国宝级商周时期青铜器一并捐献给广州博物馆。程馆长并称：“看过遗书的人屈指可数，估计只有他本人和家属、容庚、陈寅恪、吴宓、罗振玉等，之后的77年它没有再出现过。”
广州博物馆藏王国维遗嘱
以上消息经国内各报纸和网络媒体纷纷转载，传布颇广，收藏“王国维遗嘱”的中国国家国书馆对此有所回应。李小文于2004年12月9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遗嘱原件一直珍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名家手稿库中。“这份被昆明湖水浸染过的遗墨绝笔，毛笔手书，字迹清晰。由于湖水的浸染，可看到染在另一边依稀模糊的反字，还可见入封时的迭痕”，并附有罗振玉题款。
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遗嘱
2005年9月，台北李敖赴京访问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国图展示的藏品中就列入了“王国维遗嘱”，实有藉此以正视听的用意，但馆方也不明广州藏本就里，始终没有直接评述。
“遗嘱”真伪问题引起多方面的关注。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解释说，现在尚无人考证真伪，但该馆收藏的这一份绝对是真的。对于两份“遗嘱”并存，他提出“一些网站上的北京版本的图片有罗振玉的题款，但根据记载，王国维从自沉到办理丧事，罗振玉都不在场，而容庚却一直在现场。1935年，容庚亲自把王国维和罗振玉的书信包括这份遗嘱进行了精心的装裱”。程存洁还推断，“不排除北京收藏的是复制版。有可能是王国维去世后，罗振玉自己或者组织人手复制了一份上呈废帝溥仪，以便给王国维邀求谥号”。至于罗振玉为什么不直接把原版交给溥仪？为什么要多抄一份？程存洁说，这又是一个谜团。
静安先生去世时家人俱在，“遗嘱”交付家事，容庚只是群弟子之一，原件断无由他私藏之理；而北图藏本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先祖父王高明（仲闻）庋藏多年，与一百余件王国维遗墨真迹一并捐予北图的，经手人是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流传有绪。捐献一事，赵先生还承担了相当的风险。此后不久的 “三反”“五反”运动高潮时期，因有若干暂存案头手续未备，被馆内群众追查，赵先生还作过检讨。先祖父不久也受到多次运动的冲击，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留作纪念的少数图书文籍大多散失。所以赵先生在建国初期建议将王国维遗存归于公藏，确实是对保存静安先生的学术遗产有特出功绩。
容庚（1894—1983）先生以研究吉金文字名家，又精深艺事，生前撰有《颂斋书画小记》，以簿录体例详记所藏历代及当世名家翰墨书画，广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影印手稿本。其“王国维”条下，著录所藏王氏尺牍册十通十二纸，并记：“（尺牍册）末附王先生“遗嘱”一纸，石印本，与罗振玉先生尺牍合装一册。”广州藏本既出于容庚家藏，当即为此“石印本”无疑。容氏郑重记载此“石印本”，也可证实他的藏品中并无原件。据此条下容庚先生1961年1月3日自附小注，容先生确为当时最早前往颐和园自沈地点的人士之一：
“……次日辰[晨]其家人来觅，答以未见。旋即有人奔报王先生蹈湖死矣。余奔往颐和园鱼藻轩拜哭之。尸卧于地，盖以草席，轩中虚无一人，其家人尚未至也。余挽以联曰……”
以上记述，可与容先生早年追悼文章相印证，均未提及获藏“遗嘱”原件。
先曾祖“遗嘱”曾付石印一事，未见文字记载，广州藏本很可能出自1927罗氏贻安堂铅印本《王忠悫公哀挽录》中附入之件（另附海外追悼录一卷，华侨哀挽录一卷，补遗一卷，续补一卷），王氏后人、王门弟子为纪念亲师、留存手泽每本均夹订附入一石印原大遗嘱，天壤间所存尚多。即如杨钟羲撰文王国维清华旧墓墓志铭，原碑不存，也有拓本流传于世，北平北海图书馆民国十八年即已入藏，据黄永年先生见告，八十年代初曾于中国书店购得数本。
广州博物馆主事者崇仰先贤、宣传馆藏的热忱可钦可佩，惜乎相关考订未能周浃，令世人有“荆轲不习剑”之憾。毕竟学术进步，要以学术积累和学术规范为前提。笔者曾于2006年初就此复本问题在网络上和复旦校刊撰作专文，但流布不广，而媒体炒作效力惊人，各大网站充斥对广州藏本的报道及转载，负面影响可能历时多年，无法消泯。误解的发生，或许在于“容庚的装裱功夫十分了得”（程馆长原话），而此件又与罗、王亲笔书札合订，遂于不经意间为学界平添一新掌故。容庚先生身后，遗藏多捐赠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广州博物馆。其《颂斋书画小记》，虽名为“小记”，实为多册巨著，所录存近现代学人事迹小传，尤为珍贵。如胡厚宣先生考证胡义赞（石查）先生事迹，专门致函咨询，容庚先生即据《小记》中胡义赞小传作答（参见胡厚宣《关于胡石查提早辨认甲骨文的问题》）。《小记》中辑存的诸家文翰题跋均系容先生亲笔过录，藏品今日具在，且集中公藏，完全可以摄制图录，合璧成书。相信随着中国图书馆与博物馆事业的进步与规范，容先生以数十年之力搜罗保存的丰富文献及文物，定能遂其初志，获得规范的整理与阐扬，为岭南学术增添新的荣光。
（本文摘自《王国维先生的藏书和遗文》，原载《学林漫录》第18辑。作者为王国维先生曾孙、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