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报刊珍品
辽博“散佚国宝”出道记
2004年底，位于沈阳市府广场的辽博“老馆”开馆，“一去北京不复还”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暂时回归，领衔“清宫散佚书画国宝特展”，标志着辽博终于有了现代化的书画展馆；2015年3月末，“老馆”闭馆，“簪花侍女”带头惜别，这一别就是41个月，其间“散佚国宝”鲜少出巡。2018年,人们对“长期静养的散佚国宝”的想念，终化作“每月一会”的呼唤，这期待来得强烈而深沉。当回归的时刻真正到来，更迎来了刷屏般的“狂欢”。
建馆初期，拥挤的书画展厅
追风记忆：全国“追展”已成过往，书画国宝安新家
我们曾尝试把辽宁省博物馆“散佚国宝”特展（以下简称“散佚国宝”）的信息搜集得更齐全一些，但一番回忆和检索之后，也无法囊尽所有，只能努力接近全部。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魔力，让一个几乎不用调整展品的展览，能够跨越太平洋、跨越长江黄河，在不同的时空下反复竞演，依旧焕发着持久的魅力？
我们曾尝试把辽宁省博物馆“散佚国宝”特展（以下简称“散佚国宝”）的信息搜集得更齐全一些，但一番回忆和检索之后，也无法囊尽所有，只能努力接近全部。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魔力，让一个几乎不用调整展品的展览，能够跨越太平洋、跨越长江黄河，在不同的时空下反复竞演，依旧焕发着持久的魅力？
“散佚国宝”是一个以重要书画作品为美术史内涵的、以清代末帝鉴赏为经纬的、由杨仁恺等书画鉴定大家提供学术支撑的“品牌”，这个“品牌”兼具学术性和故事性，兼具抽象化和具体化概念，且大部分书画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专家学者和普通受众喜闻乐见的主题收藏，这皆是“散佚国宝”的魅力所在。
【唐】 周昉 簪花仕女图（局部）
“散佚国宝”还承载了不同群体的共同情感牵挂。比如《簪花仕女图》是服饰研究者眼中“最熟悉的陌生人”，平日老生常谈的原作露面，一定得看一眼；依托《瑞鹤图》开发的几款文创产品，反过来又为赵佶“圈粉”无数，“赵佶粉”不免要去围观一番； 央视“国家宝藏”让名字十分拗口的《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帖卷》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了自带光环的“明星”，普通观众到了辽博都要点名看一眼王羲之；书画鉴定家总要看看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这些大家文章里的“破绽”“铁证”，唯有目验方能心满意足。即使曾经谋面，也要二刷、三刷、N刷，因为第一回见激动，第二回见感动……只有N刷才能冷静地细细赏鉴。观众抱着不同的态度，朝着同一个目的地赶来，“散佚国宝”的情感价值不言自明。
【宋】赵佶 瑞鹤图
【宋】赵佶 瑞鹤图（局部）
当我来到新辽博绘画和书法展厅，看到曾见过四五次的《瑞鹤图》前由“门可罗雀”变作“摩肩擦踵”，看到十年未见的欧阳询《仲尼梦奠帖》青春永驻而我却由少年变得油腻，看到王蒙《太白山图》仿佛感受到了天童山秋景里的那一阵飘风，在张旭《古诗四帖》里发现了老先生也不曾提到的“新发现”……以上种种交织在一起，略感复杂和感慨，心中唯有默念“花气薰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
C位担当：在公展与秘藏之间，辽博选择了前者
众所周知，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的书画文物收藏稳坐头三把交椅，藏品既精且丰、流派齐全，所以组织“美术通史陈列”就成为三馆的“责任和义务”。辽宁省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一样，常设有“绘画馆”和“书法馆”，无疑能够满足美术史教学、精品展示和人民欣赏的目的，更彰显了辽博应有的担当。
C位担当：在公展与秘藏之间，辽博选择了前者
众所周知，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的书画文物收藏稳坐头三把交椅，藏品既精且丰、流派齐全，所以组织“美术通史陈列”就成为三馆的“责任和义务”。辽宁省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一样，常设有“绘画馆”和“书法馆”，无疑能够满足美术史教学、精品展示和人民欣赏的目的，更彰显了辽博应有的担当。
“散佚国宝”出展频率并不低，甚至“档期很满”。在频繁展出和日常调阅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听到受损的消息，我们意识中非常脆弱的古书画，在专家与工作人员的精心保养之下可谓安然无恙。“散佚国宝”的使用存在辩证法，在库房里不一定最安全，公开展出不一定不安全。如何科学发挥“散佚国宝”的价值，值得思考。
反观书画特展的现状，以展厅硬件不达标为由，不想办法也不整改，让书画在库房睡大觉的有之；利用“明星效应”，搞“政绩展览”“文化盆景”，让展览在功劳簿里多活几年的有之；自我放弃学术价值高、社会反响较差的“美术通史陈列”的有之；让美术史中的重要作品长期不见天日的有之；媒体宣传搞得风风火火，展厅参观体验极差又粗暴管控的有之……而“散佚国宝”第一期展览，展期却长达三个月，“簪花仕女”全展期等你，“散佚国宝”撑起美术史，这在当今的书画特展里堪称一股清流。
未来已来：博物馆迎来新用户，如何让他们常来？
近几年，书画特展出现了“新动向”，过去“门前冷落鞍马稀”的书画馆竟然排起了长队，过去水泄不通的金银器反倒不及古书画“吸流量”。这些新动向有赖于“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官方传播平台，以及朋友圈、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和解读，博物馆确实“火”了。但繁荣过后，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引导新时代下的观众透过物质了解文明。
书画真可谓自带“别扭”属性，立体器物能做到的360°观赏体验，在书画面前只能打折，长度有限的画幅前往往拥堵不堪，而精彩题跋和长幅书法前却无人驻足。但是，新科技策展手法的运用正在逐渐解决这一尴尬现象。北京“致敬达·芬奇：全球光影艺术体验大展”“清明上河图3.0”，香港“数码敦煌：天上人间的故事”，上海“博古观今 翰墨承绪：苏宁艺术馆开馆大展”等展览，借用VR、AR、动画、模型、游戏等手段，不仅将《五百强盗成佛图》《五王醉归图》转化为动画，把《劳度叉斗圣变》开发成竞技游戏，把山水画解构成模型，还让你通过“VR魔镜”分分钟走进莫高窟深处……这些更生动、更形象、更有趣的沉浸式和交互式展览，已经为当前的书画展览开出了“药方”。这个“药方”能够大大缓解展厅的拥挤程度，增强用户的信息获得感，让博物馆临时用户因为喜欢转换为博物馆的“常住户”。
在这股已经到来的趋势面前，不图变革没有未来，等待观望只能日益被动。这是一条不得不迎难而上的“康庄大道”，这条路上目前布满荆棘：比如策展思维上，许多博物馆认为把东西摆出来就不错了，精细策划不必强求；比如具有创新性的作为比较少，保守思维反倒大行其道；比如展览实践和招标过程中，专家团队能否真正把有业绩的创新型设计团队遴选出来，还有很多流程上的困难；比如机制上，奖惩标准还不够明确等等。而博物馆如今已经没有退路可走，只有努力适应古书画展览的新形势，方能开辟出古书画展览的新时代。
在展厅里时常会想起杨仁恺先生，他在艰苦岁月中，是那样努力地把“散佚国宝”留在沈阳，那样努力地研究和传播着“散佚国宝”的内涵。如此一来，我们后人没有理由不让“散佚国宝”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飘得更久远、更悠扬。
来源：中国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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