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典藏保护技术考略
所谓典藏保护技术，是指我国古代国家文化机构和私人藏书楼（室）对收藏的典籍所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1］100。自有藏书活动以来，人们便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探究和尝试有效的图书保护方法和手段。宋代以文治国，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图书出版业兴盛，藏书活动异常活跃，故朝堂内外十分重视对图书的收藏与保护，在施药、装帧、修裱、建筑等典藏保护技术方面采取了更为先进的方法和手段，以致宋代以来大量的图籍得以流传下来，为今人留下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关于宋朝典藏保护技术的探讨，目前虽有部分研究成果涉及，但多零散、疏略，尚未有专文论及①。故本人不揣浅陋，拟通过对宋代典藏保护技术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宋代藏书业的发展盛况，以期对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有所裨益，并对当代馆藏图书建设有所启发。
一、宋代典藏保护技术的发展
聚书不易，而图书的保存和管理似乎更难，历史上有无数费尽千辛万苦聚集而来的图籍以难以预料的方式遗失、流散甚至毁灭，令惜书之人痛心不已。图书收藏过程中通常会遭遇虫蛀、水渍、火灾、盗窃及兵乱等情形，天灾人祸实难预防，不过宋人仍积极地探索有效的典藏保护手段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在典藏保护技术层面上大致作了以下几方面的改进。
（一）施药保护技术的运用
施药防蠹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典藏保护手段，将药物施放在书卷用纸，书卷装帧、修裱过程及书柜、书房等，防止书蠹侵害。书蠹，俗称“书虫”，喜欢生活在黑暗、潮湿或密闭场所，嗜食富含淀粉或多糖的食物，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曾在诗中描述过书蠹的基本形态：“形状类于鱼，其心好蠹书。”［2］219书蠹常将书籍啃噬得千疮百孔。古代书卷用纸的施药防蠹方式主要采用浸渍法，即将纸置于含防蠹药物的浸渍剂中进行饱和浸渍，大致有黄蘖汁和椒汁两种染纸法。黄蘖汁染纸出现在汉代，称为“潢纸”或“黄纸”，黄蘖又名蘖木、黄柏，是芸香科落叶乔木黄柏树的皮。魏晋南北朝入潢技术已相当成熟，至唐运用更为广泛，宋代则多被官方采用“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此私家不敢辄藏”［3］68，黄纸成为官府印纸。因当时馆阁藏书中未经处理的白纸多遭虫蛀，官府派人用黄纸补写损毁的部分，“先是白本书岁久多蠹，又多散失。既置官校正补写，易以黄纸，以绝蠹败”。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置馆阁编定书籍官，所编书籍“别用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4］4551，规定用黄纸抄写或印制正本。嘉祐六年（1061），抄写的黄本书至6496卷，次年达10659卷，印制的黄本书则有4734卷［5］2234。由此可见，使用黄纸抄写或印制是宋朝国家藏书主要的避蠹方式之一。
除广泛使用黄蘖汁染纸外，南宋还发明了椒汁染纸法，“椒纸者，谓以椒染纸”。其法是将印书纸置于椒果水的浸液中做浸渍处理。椒纸产于两宋刻书中心之一的福州建阳（今属福建南平）。至于椒汁，有不少学者认为是花椒的汁液②，著名化学家张子高则认为椒汁实际上是胡椒、花椒或辣椒泡过的水［6］141。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因《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遭虫蛀，左廊司局曾“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进献内廷。“椒纸”可防虫，“取其可以杀虫，永无蠹蚀之患也”。清代著名藏书家叶德辉收藏的宋人陆佃及袁漱之等人的著作多为椒纸印成，“色有黄斑，无一蠹伤虫蛀之处”，且留有余味，“椒味数百年而不散”［7］143。椒汁染纸法的驱虫功效可见一斑。
染纸避蠹法是依靠载体自身施行的一种有效保护措施，而古代应用最为广泛的防蠹方法则是在书页、书柜、书房等施放防虫药剂，让挥发的气味在书籍周围保持一定的浓度，以达到防虫、驱虫和杀虫的目的。其中芸香避蠹流行最为长久，也最为普遍。“芸草，古人用以藏书，曰‘芸香’是也。置书秩中即无蠹”［8］143。芸香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有浓烈特殊气味，可杀虫抗菌。芸香或置于书页内，或做成烟熏剂呛杀成虫幼卵。芸香避蠹的方法始于西晋，盛于唐宋，宋代芸香又称为“七里香”。沈括任职昭文馆时，曾从潞国公文彦博的庭院移植数株至秘阁后院。一次在秘书省举办的曝书宴上，时任宰相的文彦博还特地让人前往秘阁观赏芸香。除芸香外，宋代还使用菖蒲、零陵香、白芷、皂荚等防止蛀虫［3］130［9］173。
（二）装帧与修裱保护技术的提高
装帧是对书籍的重要保护措施，书籍若不进行装帧，则极易破损断线，“装订不在华丽，但取坚致整齐”［7］304。装帧虽要美观，但主要是为了让图籍能够长期保存下来。雕版印刷术出现后，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进入了册叶时代，当时最先出现的就是宋代的蝴蝶装。蝴蝶装又称“蝶装”，是将有字的一面为准对折，折叶排好顺序，折边逐叶粘连，最后将整张纸对折，粘裹书脊，做成封皮。以这种方式装帧的书籍打开后，书叶似蝴蝶的双翼向两边张开，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盛行于宋元时期，适应了当时一版一页、单面印刷的特点，脱离了以轴卷舒和整张折叠的装帧形式，能较少受到虫鼠的侵害，“装用倒摺，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10］2345。宋代蝴蝶装粘法精湛，经久耐用，与椒纸粘连不解，能历久如新［7］143。蝴蝶装文字向里，版框之内的文字不易受到磨损。同时蝴蝶装因粘连而成，没有钻孔和针孔，易于重装。不过，蝴蝶装缺点也较为明显，如打开书叶，首先看到的是背面的空白，不便翻阅，且易脱落散乱，故在南宋后期出现了新的装帧方式——包背装。
包背装是以包裹书脊为特点的装帧，故又被称为裹背装，与蝴蝶装折叶方式相反，包背装是将书叶背对背地正折，文字面向外，书叶的两边粘在脊上，再用硬厚整纸对折粘在书脊上，包裹书背。包背装克服了蝴蝶装的缺点，版心向外，文字相连，便于阅读。包背装的装订及使用较蝴蝶装更为方便，南宋有专人管理，如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本《文苑英华》每册封面副叶左下有“景定元年某月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字样。包背装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修裱也是对书画的重要保护措施之一，是运用修补、托裱的方法，使用黏合剂把纸张补或托在原件上。修裱不仅可装饰书画，还可预防湿气、灰尘、阳光及有害物的侵害，并依靠地杆减轻外界对画心的挤压程度，同时也是对残破古籍的一种补救措施。我国修裱技术起源较早，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步入正轨，它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典籍保护技术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宋代国家藏书机构中设有专门从事装裱、装帧的人员，称为“背匠”：“《六典》载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即今背匠也。”南宋内府背匠中庄宗古装褙技术最高，另有郑滋等人。《齐东野语》详细记载了御府书画装裱的程式，“其装裱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俱有程式”，以及若干原则：“应古厚纸，不许揭薄。若纸去其半，则损字精神，一如摹本矣。应古画装褫，不许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秾艳。亦不许裁剪过多，既失古意，又恐将来不可再背。”［11］93，101-102注重保持古书画的原貌。
宋代修裱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而“宣和裱”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装裱工艺进入了成熟期。“宣和裱”又称“宋式裱”，是宋徽宗朝内府收藏书画的装裱形制，多以卷轴为主，形制规范、用料考究、工艺精美。“宣和裱”在民间传播、仿效的过程中，卷轴、立轴、册页三大装裱形式也逐渐发展成熟，并派生出多种多样的装裱形式［12］，对古字画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三）建筑保护技术的发展
建筑保护是我国古代典藏保护技术中重要的一环［1］103。我国古代典藏存放之所历来颇有讲究，“藏书之所，宜高楼，宜宽敞之净室，宜高墙别院，与居宅相远”［7］310，藏书楼应兼顾防水、防潮及防火等功能。中国古代建筑多为砖木结构，书籍载体又多为竹简、绢帛和纸张等易燃品。虫蛀、水渍、盗窃等尚可补救，而火灾又极易蔓延，万千图册往往因一场大火毁于一旦，故古代藏书楼的建筑设计又以防火为首位。
两宋国家藏书机构的规划设计及建筑布局颇能体现上述避险原则。宋太宗朝在崇文院内建三馆和秘阁，“凡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3］75。图书分别藏至三馆、秘阁，以降低风险。崇文院旧址选在东京开封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5］2779。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馆阁失火后迁至右腋门外，称崇文外院，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迁回旧址［13］5206。宋神宗元丰改制后馆阁并入秘书省。南宋秘书省曾历经数度迁徙，直至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迁至临安杭州清河坊糯米仓巷西。南宋秘书省东西38步，南北200步。东廊有图书库1间，秘阁书库3间，子库、经库各5间；西廊有秘阁书库2间，印板书库3间，集库、史库各5间［14］9，11-13。
两宋国家藏书机构宏伟壮观，“中更天圣火，后再立，视旧亦甚伟”［15］15，馆阁虽经多次整修而不失恢弘气势，宋徽宗宣和年间再度缮治秘书省，修葺后愈发雄伟壮丽，“朱碧辉焕，栋宇宏丽，上邻清都，为京城官府之冠”［16］35，堪称百司之首。而专藏真本和珍稀藏品的秘阁最为宏大，北宋“内诸司舍屋，唯秘阁最宏壮。阁下穹隆高敞，相传谓之‘木天’”。“木天”是时人对巨型木结构建筑物的称呼［3］765，可见秘阁建筑之雄壮，南宋秘阁则高达4丈［14］10。高大宽敞的空间易于防水、防潮，对古籍珍本的收藏更为有利。
两宋国家藏书机构注重庭院绿化，如北宋崇文院“敞园苑，植花木，引沟水以溉之”，庭院种植花草树木，开凿水池，引金水河入院［5］2779。南宋秘书省绿地面积扩大，除保留旧址上原有树木外，馆阁人员亲手栽种冬青、柳树、松柏等数十种花草树木，仅右文殿前就有树木数十株，门前池塘四围植有芙蓉。秘阁前的拜阁台东、西各有冬青、松柏数株。后花园蓬峦更是绿树成荫，专辟橘洲、竹园，并植有数百株树木［14］10，15-16，幽静雅致。庭园绿化不仅可美化环境，调节温湿度，对空气中的灰尘、粉尘也有着良好的过滤和吸收作用，利于藏书保存。
两宋国家藏书机构的规划设计及建筑布局体现出较强的消防安全意识，南宋尤为重视防火设计。南宋秘书省院内设置了专门的消防机构——潜火司，配备各类消防工具，有潜火大桶20个，小桶38个，栲栳杓100柄，铁搭钩、麻索各2个，均排列在右文殿东西偏门外，为消防人员控制初期火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院内消防用水充足，随处可见水的踪迹，秘阁及道山堂两座建筑物之间有一条长5丈、广1丈5尺的石渠，右文殿前左右放置10个朱漆大水桶，两边还各有一座水池，拜阁台左右则放置8个水缸。蓬峦园的水源更为充足，不仅有泉、涧、池水，还专门做水道以环绕橘洲。水不仅能灌溉树木，一旦有灾情发生又可用于消防。南宋秘书省围墙外留有5步宽的空地作为防火隔离带，并充作巡道，“以预火灾”。防火分隔带可阻止火势向四周蔓延扩大，不过大院西北逐渐被民居所占，在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终酿成大祸，民居遗火延至院内，焚毁不少建筑。灾情发生后，朝廷严禁省外空地建造民居，并又添筑外墙一重，设立铺屋，日夜巡逻，专事火情。嘉定六年（1213年）重申禁令，拆除违章建筑，并在大门两边的拦马墙外各置杈子［14］10-11，15-16，169-170。上述防火设计为消防灭火创造了较为便利的条件，可相应地降低损失。
二、典藏保护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
一个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政府的导向和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及相关领域的发展等外部条件密不可分，具体到宋代典藏保护技术的发展，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右文”政策的推行
宋代典藏保护技术的发展首先是“右文”政策推行的结果。宋初统治者汲取唐末五代以来武将专杀的教训，重用文臣，推行“右文”政策，致力于图籍的征集、整理与收藏，“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自削平于僭伪，悉收籍其图书”［5］2243。宋太宗推崇文史，喜读古书，认为图籍蕴藏治国驭民之术：“朕（宋太宗）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斯己矣。”［2］713可从中汲取统治经验。宋太宗尤为关注藏书机构的建设，太平兴国初年宋太宗曾驾临三馆，对当时的藏书环境极为不满：“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遂诏令重新选址，建设新馆。宋太宗亲自规划设计建筑图纸，并多次亲临工地。新馆很快落成，“轮奂壮丽，甲于内庭”［13］5204，华丽壮观，堪与内廷媲美。南宋甫一立足江南，在中枢机构尚未完全恢复旧制的情况下便着手修建馆阁，“六龙驻跸临安逾四十年，三省、枢密院制度尚稽复旧，惟三馆、秘阁岿然杰出，非百司比”［14］3。馆阁地位远在其他机构之上。
宋代修裱技术之所以取得长足进步也与历代皇帝的重视密不可分。宋徽宗朝曾装裱过秘阁所藏书画，并发明了“宣和裱”。宋室南渡后，宫廷藏品遗失大半，宋高宗不惜花重金搜集，“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盖睿好之笃，不惮劳费，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内府藏品堪比往昔盛况，所藏字画多由米芾之子米友仁鉴定，而“有破碎不堪补背者，令书房依元样对本临摹”［11］93，100，遇至破旧不堪者，则在临摹复制后交付庄宗古等人依原样装裱。
（二）雕版印刷工艺的发展
宋代典藏保护技术的发展与雕版印刷技术水平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宋代是雕版印刷技术逐渐成熟并获得广泛应用的时期，造纸、制墨、写版、刻版、刷印、装帧等诸项技术得以快速发展。纸是雕版印刷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宋代造纸原料充足，工艺精湛，技术革新，生产纸张具有产量大、韧性强的特点。宋代更加重视造纸原料的选用与产品品质的提高，当时刻印所用纸张多选用皮纸及竹纸，其中用褚皮纸印刷的较多，最著名的代表产品为澄心堂纸，纸张细密而光滑。又有湖北蒲圻纸，“厚薄紧慢皆得中，又性与面粘相宜，能久不脱”［17］19，纸张质量明显提升。宋人在摸索中总结有益经验，选用“椒纸”印刷以避虫害，椒纸“若古金粟笺，但较笺更薄而有光。以手揭之，力颇坚固”［7］143，不仅光滑润泽，而且坚韧耐久。
雕版印刷对墨的质地要求较高，宋代制墨技艺极其高超，“近世墨工多名手”［9］。造墨最基本的材料是松烟和桐油的油烟，宋代则能采取不同的方式烧取松烟和油烟，并在墨中加入秦皮、朱砂、地榆、五倍子、绿矾等物质以增加浓度，故“墨色如漆”。宋代印刷业在写版、刻版、刷印三个环节上已有明确分工，专业技术水平极高。宋代书画装帧、修裱技艺也日臻完善，故宋本不仅刊刻精细，而且易于保存，“藏书以宋刻为善。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之矣！”［7］141刊刻精美，纸质坚润，装帧考究的宋刻堪称古籍版本的上品，学术和印刷艺术价值极高。
（三）图书出版业的繁荣
雕版印刷技术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宋代图书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系统。官刻始于宋太祖时期，至宋真宗朝已颇具规模。官刻机构众多，上至国子监，下至州、县、书院均有所刻，其中国子监刻本最为有名。刻本日渐增多，逐渐取代了写本，“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4］1333，直接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南宋是图书出版业得到全面发展的时期，“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板书之所萃集”［18］。临安刻本的数量、质量以及刻印规模堪居全国首位，不仅是空前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明清两代也未能超越［5］2243。
在官刻的带动下，宋代家刻和坊刻也得到一定程度地发展。宋代家刻多为文人士大夫或家境富裕者所为，在当时已然成为社会风尚，刊刻质量极高。坊刻店铺林立，图书种类更多。宋代无论官、私刻经营规模及手段都渐趋成熟，图书贸易活跃，销售渠道畅通，经营方式灵活。国子监刊印的“监本”低价销售，印刻精美。坊肆书铺大多既刊刻，又零售，营销方式灵活多样。图书出版业的兴盛给宋代社会带来了图书生产上的革命，书籍复本量大为增加，纸质图书流通范围日渐扩大。而与以往的载体相比，纸质图书更易霉变腐烂，滋生细菌、蛀虫，对典藏保护技术的要求更高。
（四）官私藏书活动的活跃
宋代藏书业异常活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宋代官府藏书以三馆为主，秘阁为辅，“卷秩遂充于三馆。藏书之盛，视古为多”，藏书量大大超过前朝。据史载，北宋初年馆阁图书仅一万三千余卷，经搜集与整理后，馆阁图书至宋太宗朝已达数万卷［5］2243，2237，2278，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至36280卷，宋徽宗朝则达55923卷。北宋末年馆阁藏书在战火中几遭毁灭，宋室南渡后，宋高宗多次发布征集图籍的诏令，并设立“献书赏格”，“重则进官，轻则赐帛”，藏书量猛增，绍兴五年（1135年）已至44486卷，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更达59429卷［13］5206，5209，官府藏书的数量不断持续增长。
宋代私人藏书极为盛行，“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民间“藏书甚多”［5］2244-2245，远胜前代。私人藏书分布极其广泛，藏书数量大为增加，并出现了不少藏书世家。据《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两宋藏书家700余人，是周至唐五代千年左右藏书家总和的近三倍，其中藏书万卷以上者达200人［19］。宋代官私藏书盛行一时，而如何有效地保存聚集而来的图书则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五）城市居住格局的变化与火灾的频发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宋代，社会经济飞跃发展，开辟了近代城市的新格局，摒弃了坊市制度，居住空间由封闭式转向开放式，各行各业混杂居住。而随着人口的繁衍，城市居住越发显得拥挤逼仄，“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20］1081。新的居住格局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但却给火灾的发生带来更多隐患，宋代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火灾频发的朝代，藏书机构和藏书楼也难逃厄运。上文所及，宋朝国家藏书机构在防火保护措施方面可谓用心良苦，但即便如此在猛烈的火势面前，防火措施仍显无力，两宋馆阁藏书均遭遇过火灾。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失火，火情延至崇文院、秘阁，损失惨重，图籍“所存无几”［4］1960。南宋秘书省则两遭火灾，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因秘书省大院外的空地为民居所占，民居失火，遗火延至省内。时隔三十年后，即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杭州望仙桥东牛羊司前居民冯氏家失火，火情极其凶猛，城内近万家受损，秘书省也难逃厄运，再遭重创，仅存两处建筑［13］5209［14］169-170［21］144。两次火情均为民居延烧而至。
宋代私人藏书楼也多次遭遇火灾，南宋藏书家叶梦得藏书总量逾10万卷，“建书楼以贮之，极为华焕”。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家中引发火灾，藏书楼连同住宅一起被付之一炬，次年叶梦得郁郁离世。同一时期，藏书万卷的南宋名臣李光的居所也惨遭火灾［22］174。藏书大家尤袤筑有遂初堂藏书楼，匾额为宋光宗御书，藏书数万卷。尤袤离世30年后，即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遂初堂遭遇大火，藏书瞬时化为灰烬。频发的火灾促使宋人强化消防安全理念，而藏书机构和藏书楼的选址、规划设计及建筑格局均能反映出宋人对于火患较强的防范意识，如在选择藏书楼的具体位置时格外注意周边环境，与邻居甚至自家宅院保持一定距离等。
宋代典藏保护技术之所以取得飞跃式发展，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宋代以文治国，皇帝自身文化素养较高，朝野上下崇尚读书，文化相对普及，民众素质普遍提高，这是宋代典藏保护技术得以提高的社会基础。而宋人对雕版印刷工艺的改进则直接促进了典藏保护技术的进步。宋代图书出版业繁荣，官私藏书活动活跃，进一步引发社会对典藏保护技术的普遍关注，火灾的频发则强化了宋人对藏书机构和藏书楼的消防安全意识。
结 语
宋代藏书业的昌盛不仅仅表现在藏书量和藏书家的大量增加等方面，典藏保护技术的提高也是其重要表征之一。宋朝对图籍的收藏与保护不仅丰富了历史文献宝库，保存了文化遗产，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当代图书馆建设也颇有裨益。对宋代典藏保护技术的研究有助于当代图书馆特藏书库和善本书库的藏书保护工作，为如何应对防蠹、防鼠、防潮、防火等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借鉴。防蠹仍是当代图书馆藏书保护工作的重心，不少线装古籍较多的图书馆常备有“黄纸”“椒纸”等，并在糨糊中掺入防蠹药物，以备保护和修复工作。蝴蝶装在今天同样适用于高档图集及收藏类图片作品的装订。而作为一项独特的传统工艺，“宣和裱”或“仿宋裱”等修裱技术沿袭至今，施用于当今档案图籍的保护。火灾更是古今藏书最大的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图书馆火灾频繁发生，并造成巨大损失。如1951年，青海省图书馆不慎失火，损毁了包括《甘珠尔大藏经》及宋代36幅壁画的大量珍稀藏品，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孤本古籍图书一旦被毁，损失难以弥补。故如何更好地借鉴古代典藏保护技术，以实现对当今档案图籍的有效保护和管理，实为当代馆藏图书建设的一大课题。（王艳）
注释
①相关研究成果有徐雁：《我国古代典藏保护技术述略》，《图书馆学研究》1984年第1期；薛志斌、谢飞跃：《北宋国家图书的收藏与保护》，《河南图书馆学刊》1993年第3期；谢大伟、林正秋：《南宋朝廷图书馆防火措施探述》，《浙江消防》1995年第3期；连成叶：《中国古代档案典籍保护技术探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②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刘启柏：《古籍防蠹》，《四川图书馆学报》1979年第3期；良辰：《我国古代档案图书的防蠹技术》，《中国档案》1985年第2期；奚可桢：《中国古籍的药物学保护技法述论》，《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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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原文化研究 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