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发祥传播的史学研究
木版年画的出现是雕版印刷、年画、造纸术三种工艺发展、融合的结果。北宋开封是木版年画的发祥地，这也是美术史界的共识。“汴京年画，最早把雕版印刷工艺运用到制作中，使年画的制作工艺有了质的飞跃，汴京年画是中国木版年画的源头。”木版年画是宋代城市文明、市民文化和印刷术、美术、造纸术发展的共同结晶，为春节文化和民俗增添了更多的喜庆和文明。在手绘时代，一般人家尤其乡村山庄，很难每年请人绘制或购买门神等年画，只有木版年画的出现，才使得家家户户张贴年画成为可能，促进了年画风俗的形成。门神年画这一汴京元素，成为中华节日文明的重要符号之一。
美术史等学界的众多著作，几乎众口一词，认定宋代开封等地的“纸画”就是木版年画。事实上，宋代古籍中根本找不到“纸画”就是年画乃至木版年画的任何证据。纸画可能包括年画，但绝非年画、木版年画的泛称，不能以此来论证木版年画。退而言之，即便属于广义的年画，也无法表明是版画。
纸马
纸马是服务于死者“丧葬白事”的，门神是服务于生者新年“喜庆红事”的，纸马是焚烧的，瞬间消费；年画是张贴的，使用一年，二者阴阳两个天地，互相避讳。虽说年画中的灶神、神马百佛等也是用于焚烧的，不少地区的纸马包括一些喜庆的吉祥图片，属于广义的纸马，属于木版年画，但也与门神没有关系。年画包括一部分纸马，但纸马铺主业不是做焚烧的年画，即便到年底临时销售部分门神，也不能用纸马铺的多少来论证门神等木版年画的繁荣与否。
新年贴门神的风俗一直盛行，但无法得知年画从哪类店铺购买。或者明代开封没有专门的年画店铺，更不要说木版年画的门神了。因此明代开封年画“最为红火”“有了新的发展”之说，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实属“莫须有”。
朱仙镇木版年画地位
许多论者都认为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或“中国木版年画的源头”。这一论断，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在语句上深究，都是错误的。一是800多年的历史显然不能称之为源头，因为至晚在北宋后期的11世纪中，开封就有了木版年画。二是“朱仙镇木版年画始于宋代”的说法于史无据，也完全是推论，不能将汴京的源头直接蔓延至朱仙镇。
木板年画制作过程
中国木版年画的诞生，得益于北宋京师开封浓郁的文化氛围、密集的雕版技术和绘画人才，以及生活水平、审美水平提高的百万市民对新年喜庆、美术作品的更高、更多需求，属于京师文明综合性的产物。作为中国年俗文化的形象载体，体现了广大人民的生活风貌、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物美价廉的木版年画开始逐渐贴遍神州大地的家家户户，不可或缺，使新年的节日更加红火；人们的心理增加了喜悦感和安全感，有利于身心健康；促进了版画的普及与提高，新增了一个手工业门类，600年后清朝乾隆时期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鼎盛，就是证明。
严格地讲，关于开封木版年画的历史资料，确切的、直接的只有四条。宋代史籍中的“纸画”可能包括年画，但不能当作年画、木版年画的泛称，纸马也不是门神等主要年画的别称，只有清代史料的朱仙镇木版年画不能称之为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尽管相关史料奇缺，但学界的研究也不能捕风捉影。否定、排除、质疑了诸多史料，有利于年画史研究的健康发展。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结果的可重复性，社会科学的研究至少应强调论据的可查证性：即任何论点，必须有可查证、可靠的依据和史料来源。可以大胆设想，但必须小心求证，否则便会出现泡沫化的虚假繁荣现象，对学术研究有害无益。优化学风，在当前恐怕比增加成果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