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刊本《孟子全图》:
形象化、世俗化的孟子圣迹图
明刊本《孟子全图》是一本关于有儒家“亚圣”孟子的圣迹图册,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该书刊刻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系由福建建阳安正堂刘双松主持梓印。全书图文并茂,是《孟子》思想的具体化、通俗化、形象化、艺术化的有效载体,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可读性。该书的圣迹图属性,决定了它的世俗性:刊本具备充分的受众普适性,画面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刊刻图画存在明显的类型化特点。
一、孟子圣迹图与《孟子全图》
明万历刊本《孟子全图》是一本关于儒家“亚圣”孟子的圣迹图册,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圣迹图册是古代儒、释、道三教为宣扬各教中“圣人”行迹而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加以绘制的通俗性编年史式的石刻、木刻等图书。我们根据万历本《孟子全图》一书末页的书肆牌记可知,该书刊刻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系福建建阳安正堂刘双松主持梓印。安正堂系建阳书林刻书名坊,书坊创建者为刘宗器,主持《孟子全图》刊刻的刘双松是其后人。安正堂刻书历史悠久,相关资料表明,该坊的刻书史从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清康熙年间。检索瞿冕良先生《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安正堂”条的刻书目录,我们发现,明万历二十六年刊刻的《孟子全图》不在该目录之中。
现存的儒家圣迹图中,“至圣”孔子的圣迹图古刊本较为多见,而“亚圣”孟子的圣迹图古刊本却寥寥无几。据笔者目前所知,古代有关孟子的圣迹图(包括本文论述的万历刊本在内)系统至少有三种:一、明洪武六年(1373)勒刻于山东省邹城孟庙启圣殿廊下的《孟氏宗传祖图》碑,是中国较早的孟子圣迹图载体。该碑刻背面的《孟子圣迹图》,共12组,每组长35厘米,宽26厘米,分左右两图,共24幅图画。二、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刻本《孟子全图》,封面和扉页题为“孟子全图”,正文象鼻处题“孟子故事”,全书21张图,图旁有文,文字多为骈散结合,个别图册旁边文字或骈或散。三、清道光六年(1826)苏州人顾沅的顾氏家刻本《圣庙祀典图考》中最后附有《孟子圣迹图》,据原书目录称“古本《孟子圣迹图》”,因笔者未得见此书,故不知与上述两版本系统是否存在相同之处,姑俟方家教正。
关于明刊本《孟子全图》,笔者还要说明的是,除此明刊本之外,早稻田大学还藏有该刊本的日本覆刻本《孟子全图》。比对日本覆刻本与万历本,笔者发现,覆刻本在封面题名、正文图文、象鼻题名、版权牌记等方面与万历本毫无二致,不同之处在于覆刻本无扉页题名而有序文一篇,并且,覆刻本牌记之后又有其刊刻书肆——尾张名古屋书肆——的售书目录、板藏地址和发行书肆的名单。
二、《孟子全图》与《孟子》
我们已知,《孟子全图》是诸种孟子圣迹图的一种样式,全书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可读性,是《孟子》思想具体化、通俗化、形象化、艺术化的有效载体。
《孟子全图》的21幅图中第1幅图孟子像,图旁“孟子总赞”,赞语采用四言骈体,宏观概括孟子的崇高地位、学术渊源、思想主旨和重大影响,文曰:
忠信岩岩,泰山巨镇;学本宣思,道宗尧舜;仁义七篇,以承三圣;排斥异端,扩发善性;存理遏欲,拨乱反正;扶植弘毅,功与禹称;配食朝庭(廷),千载垂训。
第21幅图是该书最后一幅图,绘制的是孟子坟茔图,图旁文字有散有骈,简略记述北宋景祐四年(1037)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在兖州任上发现孟子坟墓的过程,与北宋学者“泰山先生”孙复撰的《创建孟子庙碑》内容相吻合,第21幅图其文曰:
孟子葬邹四基山,史传不详岁月始终,宋景祐四年孔道辅守兖州,访得之于县东北三十里,今墓是焉。(赞曰)四基之山,郁郁佳城;圣贤葬此,千载文明;文明之地,秀气所钟;子孙百世,跻跻雍雍。
图1“总赞”和图21“孟子坟茔图赞”两幅图虽然与孟子故事关联不大,但确是对孟子和《孟子》的总体概括,具有定论孟子、囊括《孟子》的意味。
全書除图1和图21两幅图外,其余图片均是根据孟子生平故事绘制的。具体的,图2至图4是根据《列女传》《子思子》《孔丛子》等书有关孟子的内容而绘制,图5至图20均是根据《孟子》一书相关内容绘制。为方便读者进一步考索,笔者不揣浅陋,将已知的《孟子全图》的文字内容来源情况列表于下: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全图》有16幅图根据《孟子》一书绘制,占全书所有21幅图的比例是76%。这16幅图很好地体现了孟子学说中的“礼”“仁义”“仁政” “保民” “养气” “性善”“王道”“与民同乐”等思想主张。
如《孟子全图》图7的故事来自《孟子·梁惠王上》的第七章,该章是齐宣王与孟子的对话,文段较长,主要谈论的是“保民而王”的话题,孟子在与齐宣王的谈话之中,先回避了齐宣王探寻“齐桓、晋文”霸道的问题,进而引入“王道”的话题,再称赞齐宣王有“以羊易牛”的仁爱之心,最后肯定齐宣王如果施仁政、保恒产的做法必然能够实现“王道”。该章文字集中体现了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虽然本章文字采取对话形式,读者理解起来相对不难,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章句,也不利于广泛的传播,而采用像《孟子全图》一书中图文并行模式则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该图中,我们看到画面中孟子与齐宣王对坐在朝堂之上,堂下一人牵牛,一人牵羊,似正在以羊易牛,图旁文字云:
齐宣王欲问齐桓晋文之事,孟子既□之而告以王道,复指以羊易牛之心可以保民,欲其扩充以行王道也。(赞曰)舍牛易羊,以小易大。百姓之言,宜乎我爱。不忍之仁,好生恶死。能推是心,可以王矣。
比对图画与原文,图画中“以羊易牛”的即时性虽与原文孟子所云 “臣闻之胡龁曰” 的“以羊易牛”的已然性略有出入,但图画却能够形象地、艺术地传达了《孟子》原文内容,这不能不说是《孟子全图》中存在的“以实写虚”的艺术创造。
又如《孟子全图》图15的故事来源于《孟子·公孙丑下》的第七章,讲的是孟子在厚葬其母后解答学生充虞关于该场葬礼规格是否太高的疑惑,孟子在回答学生疑问时充分论证,谈葬礼从古时到当时、论棺椁由天子而平民,极力说明自己厚葬母亲是为了尽人子之心,是“固所自尽”。该章原文虽不长,但理解起来也需句读,而《孟子全图》图15旁的文字却更为简洁明了,让受众览图阅文,一目了然,可以称得上是该章的简化版与通俗版。
如上所示的例子还有很多,结合《孟子全图》与《孟子》两书,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全图》寓意于图,形象生动,图文互彰,妙趣丛生,它使原来只能依靠想象的《孟子》中的故事有了可视、可观的直觉美感,体现出刊刻者“立象以尽意”的图文结合思想。在功用上,《孟子全图》正人伦,称礼制,宣扬孟子圣迹,传播孟子思想,充分显现出了“图画天地,品类群生……忠贤成败,靡不毕载。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儒家兴成教化、鉴戒贤愚的作用。总之,《孟子全图》凭借具体化、形象化、艺术化的图画将《孟子》一书的思想予以生动表述。
三、《孟子全图》的世俗性
《孟子全图》是孟子的圣迹图,圣迹图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世俗性。具体来看,《孟子全图》的世俗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刊本具备充分的受众普适性,画面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刊刻图画存在明显的类型化。
《孟子全图》刊本具备充分的受众普适性。《孟子全图》的刊刻和流行,形象地传播了孟子故事和《孟子》思想,是《孟子》接受史中的重要事件。从现存刊本来看,其图画简约易懂、文字简略通俗,受众范围颇大,似乎并不专门针对知识分子阶层刊刻,这种图文并茂、言简意赅的图书即使对于初识文字的人学习《孟子》而言也是有一定裨益的。
《孟子全图》画面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观览《孟子全图》,我们会发现,图画之中的人物服饰、家具、文具、假山等多有不符合孟子所处时代的特征,而更多的与刊刻者所处时代特征吻合。并且,《孟子全图》的图画之中多有与北方人孟子生活的不符的南方景致,如芭蕉等,这凸显出刊刻者的南方人身份。《孟子全图》刊本中存在的“以今人律古人、以南人衡北人”的做法有利于该书刊印之后在南方地区的流布与传播,这也体现出《孟子全图》自身具有的世俗性。
《孟子全图》中的图画存在明显的类型化。建阳刘氏安正堂在明代是建阳诸多书坊中较有名气的书坊之一,刊刻书籍也相对较多,这种客观情况使得刻工在刊刻图画时可能会出现因追逐利益、强调速度而重复使用已有图版或对已有图版稍加改变即予付梓的类型化现象。这种类型化现象在《孟子全图》之中也是比较明显的,如下面两例:
我们看,图6与图7中的卫士、图13与图15中的牛車,它们在构图设计、线条刻画上是十分相似的,这些都体现了《孟子全图》的类型化特征,而书中其他类似的图画还有不少,可见《孟子全图》的类型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图书的类型化,就其实质来看,也是该书刊刻者思想世俗化的一种表现。
《孟子全图》作为明代刊刻的一本孟子圣迹图,形象具体,通俗普适,虽然存在诸如构图重复、时代性烙印和地域性鲜明等方面的不足,但这种世俗性也正是该书的个性和亮点,它的刊刻和存世,为我们了解当时人们所理解的、所接受的孟子形象和《孟子》思想打开了一扇难得的艺术窗口,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史和图书印刷史开辟了一条难得的治学门径。一言以蔽之,明刊本《孟子全图》是《孟子》世俗化的艺术桥梁,是形象化、世俗化的孟子圣迹图。(严俊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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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延寿.文考赋画[C]//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10.
来源:安徽教育科研 2019年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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