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后生治学门径的著作，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古籍，探求学术渊源都有指导价值。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书目答问》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以及对后世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号无竞居士、壶公、香岩、抱冰老人等，[1]3直隶南皮人(河北南皮县)。重视教育，热衷于兴办书院，培养“致用”之人，是洋务运动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2]1。为了更好的指导学生阅读典籍，少走弯路，张之洞在缪荃孙等人的协助下[3]60，利用两年多的时间，对传统典籍进行详细的甄别，精选出2200多种书籍，分门别类编纂成册，名为《书目答问》“以告初学”。自成书起，便受到世人重视，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于时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骥，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虽然当时《书目问答》仅仅被一般人看作是购书的工具，但《书目问答》在清朝时期已经广为流传。

后来又有人对其不断进行整理和研究，光绪五年张之洞弟子王秉恩“对原刻本改动达四百多处，有补书名、补卷数、补作者、补版本，有改正原版错误，有改书名、卷数、作者、按语、刊刻时间等等”[4]专著有江人度的《书目答问笺补》、叶德辉的《补书目答问》，范希曾以《书目答问》初印为底本，详细订正其失误，并补录了1200余种图书;最近来新夏先生汇录了有关《书目答问》的十多种重要笺补著作，撰写了“具有重要研究和使用价值”[5]的《书目答问汇补》;论文有潘秀芹《<书目答问>得失谈》，丁宏宣《<书目答问>的特点和创新》，赵翠芳《<书目答问>在著录经济文献方面的贡献》等。从以上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对《书目答问》的作者考正、编撰特点、目录学的功用等方面进行探讨。试从历史文献学探讨其价值，并浅谈其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一、《书目答问》在目录学方面的贡献

《书目答问》虽然主要用于指导士子们读书、科举之用，但是与传统目录学著作相比较，无疑是一次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创新上。清代编修《四库全书》确立了四部分类法的权威性，此后《四库全书总目》统领了整个目录学界达百年之久，“未有敢违背其成法者”[6]14，张之洞鉴于当时学术发展需要，大量新式书籍出现的实际情况，“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故在“四部”之外另立“丛书”、“别录”两目，这样“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国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童蒙初学各书”便有了恰当的位置。这种分类方法，对目录学的贡献不可否认。在近代和现代的古籍编纂中，基本上采用经、史、子、集、丛的基本类例方式，就是现在国家编辑《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同样沿用了张之洞的“五分法”。

其在目录学方面的贡献，还表现在对“经部”的分类上，清修《四库全书》把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而张之洞则不蹈袭四库类例之法，独辟蹊径、卓尔不群，分经部为“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小学”三类，“划正文与后儒至专著为二，斯为特异，古人所不及为”[6]14。这种対“经部”的分类方式，无疑是对传统“经部”分类方式的一次创新。

《书目答问》在书籍的收录上，与传统目录学著作相比，也显示出自身的特色。首先是详今略古的著录思想，与《四库全书》相比，重点收录今人著作，“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他又在史部地理类中明确指出“古略今详者，录今人书”，这种收录思想从后世来看，不失为明智之举。其次是对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类著作的重视，如《数学启蒙》一卷，(注)西洋人伟烈亚力撰，《新译几何原本》三十卷、《续补》二卷，《代微积拾级》，《曲线说》一卷，(注)李善兰译，《代数术》二十五卷，《卷首释号》一卷，(注)今人译等书收录在“子部天文算法”中的“西法”中，这在目录学上前无古人，堪称开山之举。

二、《书目答问》在版本学方面的贡献

古人读书治学一向重视“版本”，尤其强调“精校、精刊”，张之洞也不例外。其在《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指出“继前代经史子集，苟其书流传自古，确有实用者，国朝必为表章疏释，精校重刻。凡诸先正未言及者，百年来无校刊精本者，皆其书有可议者也。”可见张之洞对版本重视之程度。然其《书目答问》在版本方面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比较各种版本的优劣，并指出何种“善(本)”，何种“不善(本)”。在元陈澔《礼记·集说》下标明：“新刻五经，江宁本最善。”在吴廷华《仪礼章句》下注云：“乾隆丁丑、嘉庆丙辰两刻本。阮元编录皇清经解学海堂刻本，极善。”许慎《说文解字》有“平津馆小字本”、“广州新刻陈昌治编录一篆一行本”、“苏州浦氏重刻孙本”等几个版本，比较之后指出“孙本最善，陈本最便。”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下注云：“活字版本不善，湖北新刻本。”有时还指明各个版本优劣的原因。在《十三经注疏》下标明：“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书坊翻刻阮本，讹谬太多，不可读，且削去其圈，尤谬。”

其次，《书目答问》还简介一些书籍版本的增删分合情况，标明其版本的变化历程，使读者一看便知。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下注云：“雅丽堂本，经解汇函重刻卢本，明毛晋刻津逮秘书本，张海鹏照旷阁刻学津讨源本，又明木渎周氏刻本，仁和叶氏刻周本。”《汉魏丛书》下标明：“明程荣刻三十八种，何允中刻七十六种。国朝王谟刻八十六种，又广为九十四种。”王昶《蜀石经残字》注云：“摹刻板本，学海堂收经义丛钞内。”有些提示书籍作者、内容或特点等。宋徐铉《骑省集》下标明：“铉为北宋初文学之最，故举其。”王士祯编《感旧集》下注云：“解题下多有旧闻佚事。”宋王益之《西汉年纪》注云：“改窜前人史书以为著述，乃宋、明人通病，此取其有可刊正汉书文字之处。”此类标注在《书目答问》中随处可见。

三、《书目答问》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自孔子整理《诗》、《书》、《春秋》时，已开文献整理工作之先河，而刘向、刘歆父子遍校群书则标志着国家大规模的整理文献的开端，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又将文献整理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可见整理文献自古就有，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以“校雠学”统称，但是无法涵盖其丰富的内容。直到20世纪初，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首次提出“文献学”，后进一步阐释“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既文献学。”[7]87“文献学”才为世人所重视。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则“体现了古代文献学脱离‘校雠学’之名的初期”[8]6，但是还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学。正如崔曙庭在回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时所说“当时大家虽然都是从事与文献学有关的教学与科研的，但是对于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却是比较陌生的。”[9]任何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有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与方法，张舜徽先生则为文献学“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8]7。

而《中国文献学》正是张舜徽先生不满于《书目答问》对清代学者的分类方式所创作的。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前言中明确指出“张之洞《书目答问》未，附列清代学者《姓名略》，将学有专长的名家，按类分列。但有时也显现出这一方法的局限。”随后他又以钱大昕为例进行说明，“既列入经学家，又列入史学家，又列入小学家，又列入算学家，又列入校勘学家，又列入金石学家。”在张舜徽先生看来，由于他们治学广博、造诣精湛，以上各“家”都无法全面肯定他们的成就，“如果把他们归入文献学家，那就包括无遗”。“我于是发愿写《中国文献学》一书，将前人在这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和不朽业绩，加以总结;对今后整理文献的工作，寄以厚望”。可见，《书目答问》对我国历史文献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书目答问》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在取舍图书时，没有收录戏曲、小说之类，以致苏轼、辛弃疾等人著名词篇都被排斥在外;甚至在作者、书名等方面也有错误之处，如钱大昕《三史拾遗》之“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误解为《辽金元三史拾遗》;在版本著录方面的脱漏、讹误也不在少数。《书目答问》尽管存在着种种缺点和不足，但是对我国历史文献学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来源：《科教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