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璋如，河南偃師人，著名的考古學家、甲骨文專家，是中國考古學的第一代。1931年，石璋如以河南大學史學系學生身分，參與中研院史語所“安陽發掘團”在河南安陽殷墟的考古工作，從此與考古結下不解之緣。1932年從河南大學文學院畢業後，他直接到中央研究院研習考古專業，參與了中研院史語所的多次考古活動。1945年隨史語所遷台，相繼擔任大學教授及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幷成爲臺灣史前考古的奠基人之一。

 

衆所周知，在大陸地區考古方面，石璋如對安陽發掘和西北考古有著重要的學術貢獻，著有《殷墟建築遺存》（1959）、《小屯：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一）-（五）》(1970-1980)、《小屯：甲骨坑層(一)》（1985）、《小屯：甲骨坑層(二)》（1992）《侯家莊（第十本）》（2001）以及《莫高窟形》（1996）。

 

然而不爲人所知的是，石先生曾經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寫過一本總結1937年日本侵華以前中研院史語所考古工作及中國大陸地區重大考古發現的書——《古墓發現與發掘》。這本書僅有手稿，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金石組。

 

該文稿之上，紅色修訂之迹與黑色批注之迹宛然，正文手迹、批注手迹和繪圖上的字迹完全一致，基本可以斷定是石先生的手稿。這份手稿簡單地以綫裝形式加以裝訂，封皮題有“國立北平圖書館考古學叢刊第六種”的字樣。

 

成書緣由

 

石璋如先生在此書的自序中寫道：

 

至七七抗戰軍興，隨所西移，既不能繼續發掘，只有從事室內之整理。希望乘此時日，將歷年新得之考古趣聞作一清結。由二十八年（1939）春季開始至三十年（1941）春季竣事。歷時凡二載，所址又兩徙，其間時輟時作，草率自知難免，然不過作備忘之錄，本無問世之意。茲者承董彥堂先生介紹于國立北平圖書館考古學叢編，複承陳夢家先生之榷，終承袁守和先生之不弃，附刊于編末。謹志此以謝。

 

三十年八月十五日石璋如自序于西川板栗寓舍

 

顯然，此書是在中研院史語所因日本侵華戰爭而西遷流離的過程中寫就的。日本侵華戰爭以後，史語所諸位考古學家爲戰事所迫，全部向西南撤離，讀書科研已屬不易，考古發掘更是無從談起。許多考古學者開始在書齋中埋首于早先考古材料的梳理和研究。1940年日軍進攻緬、中、印邊境，昆明局勢趨緊，西南聯大及史語所等學術機構又遷往四川。故1941年前後，史語所在四川的李莊落脚，租用當地官紳的一處莊園爲居址，地名板栗坳。石璋如先生正住在那裏，所以序中稱“西川板栗寓舍”。當時，袁同禮先生率國立北平圖書館部分館員也前往川滇以避戰火。袁先生的兄長袁複禮是“中國人中參加史前考古發掘第一人”，自己又曾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監察委員，不但對于中國的考古事業多有關注，而且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諸位學者相熟。避戰西南之時，袁先生一直竭盡全力爲聯大及科研機構提供書籍以便其繼續研究；同時，還策劃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考古學叢刊”，旨在收集幷出版中國考古學家在戰時的研究成果。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金石組所藏石璋如先生的書稿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收入北平圖書館的。由于戰亂漂泊、力不能逮，這套“國立北平圖書館考古學叢刊”一直未能付梓，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石璋如先生自參與史語所在安陽殷墟的科學考古發掘工作之後，便一直參與史語所的多項工作，長期從事田野考古。避戰期間，石先生整理了戰前史語所歷次發掘及實地調查的資料，以及當時幾次著名考古發現的相關材料，幷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撰寫了本書，旨在初步總結戰前歷次考古發掘及田野考察的相關情况。由于本書著眼于先秦遺址的歷次考古發掘及考古發現，此書原題爲“中國已發現的銅器時代的葬地”，後來又斟酌改爲“古墓發現與發掘”。所謂“發現”是指大規模的文物發現，但是文物出土的過程幷非正式科學的考古發掘過程，往往是由盜墓者發現或當地人意外發現的；所謂“發掘”則指由中央研究院等考古機構主持的科學的考古發掘。此書希望通過多方面的記錄，展現這些古墓遺址所經歷的盜掘、考古調查和考古發掘過程，突出其文物出土的地點及現場情况。

 

內容框架

 

石先生在前言中叙述了自己寫書的動機。他認爲中國傳統考古之學重器物、重銘文，却往往忽視出土信息。除了宋代學者曾經對古物的出土地做過簡要記錄外，後世的學者都不重視出土地點。然而，現代考古學區別于傳統金石學的一個特點便是注意發掘古物本身之外的信息。石先生盡可能地描述了百年之內各考古發現的具體位置，幷親手繪製了“銅器時代葬地分布圖”，以資日後考古調查之用。

 

正文則記載了史語所或其他單位在1937年之前所進行的主要考古調查、發掘工作以及當時的重大考古發現，共12處重要遺址。目次如下：

 

陝西寶鶏鬥雞台

 

河南洛陽金墉鎮（按：即洛陽金村）

 

河南新鄭李家花園

 

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

 

山東滕縣安上村

 

山東益都蘇埠屯

 

山西渾源李峪

 

河南安陽洹水兩岸

 

河南浚縣辛村

 

河南汲縣山彪鎮

 

河南輝縣琉璃閣

 

湖南長沙近郊

 

對于每個遺址，石璋如先生基本上分如下幾個方面介紹遺址情况：“史地的背景”、“神話的傳說”、“墓地的範圍”、“關于盜掘”、“科學的發掘”、“墓葬的種類”、“遺物的種類”以及“參考書”。各部分內容大致如下：

 

“史地的背景”：主要以傳世文獻爲資源庫，搜集遺址地區的地理沿革與歷史背景。

 

“神話的傳說”：這部分內容除了從傳世文獻中搜羅與該區域相關的神話傳說、歷史軼聞外，還記錄了大量的當地民間傳說。這些民間的傳說和故事都是史語所考古隊員們在實地考察或發掘時從當地居民那裏搜集來的。傳聞大都與古物的出土和流散有關，可以爲後續研究提供輔證。

 

“墓地的範圍”：本部分詳細描繪墓地四周地域的四至情况以及墓地區域的地貌特徵，石先生還親自爲其中的大部分墓葬點描繪（或摹繪）了墓地區域圖。

 

“關于盜掘”：石先生在文中表白道，盜掘信息“爲正式報告所不錄，故不厭求詳”。在中研院開始科學考古發掘之前，古墓的發現，不論無意或蓄意，最終都會以買賣古物爲最終驅動力。既然以盈利爲目的，自然不會關注文物的出土信息和學術價值。為填補這一信息源的空白，石先生在這一部分對各墓葬區盜掘情况進行了總結，所載盜掘活動時間上限大致在1830年。這部分不但描述了盜掘者在墓葬點留下的痕迹，還詳細記載了之前百年間的歷次重大文物發現，歷數文物的類別和數量，幷儘量記錄這些文物的收藏情况和流散方向。這對于梳理海外流散文物來說是很有價值的資料綫索。

 

“科學的發掘”：根據當時史語所所有的各種考古簡報及相關記錄整理而成。主要是以大綱的形式記錄了當時各先秦遺址的發掘過程。

 

“墓葬的種類”：這部分主要是對考古發掘及調查工作的各種數據和資料進行梳理和研究，針對遺址時代和地域的不同，對墓葬的葬式及結構特點進行了總結和分類。

 

“遺物的種類”：由于本書所記載的這些墓葬點均爲先秦時期的墓葬，遺物也以青銅器爲主。石璋如先生對各地可考的出土青銅器類別進行了描述。與今天的器類劃分及命名相比，當時學者對于青銅器的分類命名或許幷不系統也不規範，但却是瞭解當時器類研究的直接材料，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史價值。

 

“參考書”：主要搜羅了當時可見的考古簡報及相關資料，時人的相關研究著作及青銅器圖錄。這些著作不但有國人的，還有西文和日文文獻。每一個發掘單元後都有這樣一個參考書目，可算是研究這些考古發現的專題書目。

 

本書後還有附錄《地點不甚確定的葬地》，其中列出了自1900年以來所聽聞的遺址發現地，全部按地域排列，具體情况如下：

 

陝西：鳳翔岐湯裏；岐山清華鎮、周家橋；扶風法門寺；郿縣禮屯；淳化魏村、西安斗門鎮張村、藍田驪山白鹿原、王山鄉；乾縣甘穀、好畤村

 

河南：孟津縣莊村、侯家莊、朱家溝、扣馬；偃師大屯；鞏縣回廊鎮；禹縣；西華；桐柏

 

山東：鄒縣紀王城；壽縣梁山；臨淄齊故城；壽光紀侯台；臨朐柳山寨；諸城喬莊、巴山村、石屋山、吳太尉墳；膠縣靈山衛；福山汪家村；博山禿峪村

 

河北：邯鄲趙王城、淶水張家漥；易縣燕下都

 

山西：榮河後土祠；吉縣安平村；聞喜南王村；長子王村；代縣蒙王村

 

最後，是本書的《後語》。《後語》幷非是幾句簡單的答謝的話，而是石先生對上述考古發掘和發現所做的一次嘗試性的科學總結。他將這些墓葬的地域時代同其葬制特點聯繫起來，並加以統計分析，力圖發現其中所隱藏的規律，以求解答如下問題：古人在墓葬地的揀擇上是否遵循了某種規律？各時代的葬制是否有一個通用標準？《後語》中，五張圖表最爲重要，即：1、十二墓地時代比較表；2、十二墓地擇地比較表；3、十二墓地取勢比較表；4、十二墓地墓葬方向比較表；5、十二墓地墓形葬制比較表。

 

學術價值

 

《古墓發現與發掘》是一部系統總結1937年前科學考古工作及盜掘發現的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學史文獻意義和重要的資料價值。

 

1.保有大量少見的考古發掘記錄及考古發現的較早記錄

 

本書最突出的資料價值在于它搜集了大量如今不易見到的重要資料。中研院史語所在中國進行的一系列考古活動是中國現代科學考古獨立實踐的發軔。1937年前的短短10年間，史語所對幾處商周遺址進行了多次發掘，收穫頗豐。然而，因爲人手時間等問題，相關的發掘報告却公布得很不及時，多次考古發掘的材料都是以中研院內部考古簡報的形式發布的，甚至還有不少材料保存在史語所中尚待整理。在石先生寫這本書之前，還沒有出過任何一本專著來集中介紹史語所的歷次重要發掘及當時的考古重要發現。1949年前後，考古學家們也因各自的選擇而遙望海峽，當年史語所的各種發掘材料也分散兩岸，其中有不少材料或者難覓其踪，或者亡佚無存。即使在今天，也還沒有一部專著較好地全面介紹史語所戰前在大陸地區所做的考古工作。

 

迄今爲止，這12處遺址的考古記錄，除了陝西寶鶏鬥鶏台 、河南安陽洹水兩岸 、河南浚縣辛村 及河南汲縣山彪鎮、琉璃閣 已經出版了考古報告之外，其他的遺址有的只有考古簡報，還有的則只有散見的材料。

 

僅有內部考古簡報的有：

 

a.山東滕縣安上村

 

1933年，中央研究院與山東省政府合組的“山東古迹研究會”對山東滕縣安上村進行了發掘。由董作賓主持發掘。發布的考古簡報見1933年許昌國、馬維新所著《滕縣安上遺址發掘紀要》，山東大學《勵學》第一期。以及1934年《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總報告》。

 

b.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

 

1933年，朱家集的村民在李三孤堆進行了一次有組織、有步驟的盜掘。共掘出了800多件銅器。這一盜掘案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注意。1934年，中央研究院派李景聃等人前往壽縣、朱家集進行考古調查。本定于1937年進行考古發掘，終因“七七事變”而止。發布的調查報告爲李景聃《安徽壽縣楚墓調查報告》，見《田野考古報告》第一期。

 

c.山東益都蘇埠屯

 

蘇埠屯位于臨淄附近，時有古物出土。中研院史語所于1937年特派祁延霈對蘇埠屯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以便發掘。然發掘工作也因“七七”事變而未能成行。發布的調查報告爲：祁延霈《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記》，《田野考古報告》第二期。

 

僅有考古調查材料，未曾形成考古報告的有

 

河南洛陽金墉鎮（按：即洛陽金村）

 

洛陽金村是當時非常著名的考古發現，出土了大量極具特色的金銀錯青銅器。然而多次的文物發現都是因盜掘而得的。主要盜掘者——在河南的傳教士懷履光（William C. White）就親自帶領民工盜掘了一大批文物。他著有《Tombs of Old Lo-yang》 (《洛陽故城古墓》)介紹了文物的情况，但是對于出土現場的信息却說得不清楚。1930年後，中研院史語所對洛陽金村勘察過四次，爲進一步發掘此地準備資料。本打算1937年秋季開始發掘工作，因“七七事變”被迫中止，而四次考古調查的所有資料均未刊布。

 

至于山西渾源李峪、湖南長沙近郊等沒有經過科學考古發掘的遺址，文物出土及墓葬特徵的情况就更難得知。

 

石先生在本書中梳理了這些遺址所經歷的盜掘史，悉心收集各方面的資料及傳聞，對于發掘信息極度缺乏的遺址來說，石先生的記述保留了很多有意義的材料，具有很高的資料價值。同時，石先生還在本書中插入了很多自己及朋友拍攝的照片。如：石先生在安陽小屯發掘現場照的照片；安徽繳獲712件壽縣楚器後，將其擺置于一大廳中的照片；安上村與虎山遺址的照片；安上村遺址出土銅器的“合影”；汲縣遺址發掘現場的照片。這些圖片都很罕見，是難得的歷史瞬間。

 

2. 本書在學術史坐標上的“樣本”價值

 

本書也生動反映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考古學的理論水平和實踐水平。中國的傳統，是有金石學（或雲古物學），而無現代意義的考古學的。外國探險考古家——如斯坦因、斯文·赫定、鳥居龍、桔瑞超等人——在中國的探險考古活動刺激了中國考古學的萌芽。然而，這些探險考古家們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考古。直到1921年，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與中國考古學家開展的多次考古發掘才標志著中國進入現代考古時代。發軔期的中國考古學，一方面還深深受著傳統金石學的影響，另一方面，它所依賴的理論框架却都是西方的。

 

從本書對多次考古發掘的記載來看，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的理論已經在考古發掘中得到運用。在叙述各個墓葬遺址的時候，明顯可以看出石先生所引用的考古發掘資料在地層分析方面，使用的是文化堆積的自然分布分層標準，而非水平層標準。當然，那時候的地層劃分遠沒有現在的精細，他們常用的標準是土壤的質地、粒度和成分。而常見的標志物是燒土顆粒、炭屑、雲母等物。對于文化層打破、擾亂的現象，本書也給予了關注。以新鄭李家花園古墓爲例，石先生自繪了發掘坑位圖，該圖顯示其中有兩個後掘井口打破了墓葬的主坑位。類型學是通過對考古遺存的形態排比，以探求其變化規律和邏輯發展序列及相互關係。運用類型學的基礎便是對居址或墓葬進行分期。石先生在本書中指出：這些墓葬遺址雖然都屬于青銅時代，但是各個墓葬坑的時代却不限于一個時期，必須要加以分明。他把青銅時代粗分爲殷、西周、春秋、戰國、秦漢五個時期，幷根據墓葬的地層特點和隨葬品內容將遺址的墓葬進行了分期排列。

 

同時，石先生還在考古學方面進行了新的探索。《後語》中，石先生嘗試對這些墓葬出現的地點進行類比分析，希望可以揭示出青銅時代各文化圈墓地選擇的某種規律。這是對類型學的進一步應用。他的分析主要分爲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墓葬地點與當時所屬國之都城的地理關係，或者與當時大城的地理關係；第二，墓葬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第三，墓葬的方向；第四，墓葬的形制，包括墓形、填土、人骨放置情况以及殉葬情况。根據這些分析，石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推論。第一，中國人重祖先重祭祀，故而，這些有重器出土的大墓通常在都城附近，至少也要在有規模的聚居地附近。第二，青銅時代的華夏文明圈在選擇墓葬的地勢時，有著通用的標準，即依山傍水的高低。第三，墓葬的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條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地域，如果一個墓葬的方向與其他墓葬的方向明顯不同，那麽它往往是屬于不同分期的。第四，墓葬形制的特點因地域時代的不同而不同，是墓葬分期分類的重要依據。這些推論如今都是先秦考古學中通行的常識。

 

60多年來，考古發現層出不窮，各種考古報告和研究著作也層出不窮。但是石璋如先生的這本書仍然有很重要的價值：它保留了大量中研院史語所未刊布的材料；系統描述了解放前中研院史語所等單位進行的各項考古發掘和考古調查結果；記錄了當時主要出土文物的盜掘情况和流散經歷；反映了1940年前中國考古理論和實踐的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