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晋刻书：闪耀河北雕版印刷史

 
       金代宁晋县刻书业由荆祢、荆祜父子开创。荆氏雕版书坊名声之大，刊书散地之广，当时堪称河朔之最。
 
       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蔡松年著《萧闲老人明秀集》、韩道昭撰《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金刻版书，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它们均出自金代宁晋荆氏书坊。
 
       随着技术的发展，雕版印刷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宁晋县印刷业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年画印刷、古籍善本的修复等领域仍发挥重要作用，宁晋县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彩标印刷基地。
 
       兴盛于金 荆氏突起
 

金刻韩道昭撰《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书页复印件。

 
       宁晋县的雕版印刷起步于北宋崇宁年间，金代初年达到高峰。
 
       据县志和地方文献记载，宋末金初，宁晋县有雕版印刷作坊十多家，其中著名的且至今仍有影响的有四家：
 
       沙陀村（今北河庄）赵氏刻书坊和解氏刻书坊，开始以刻印书籍为主，后转向印刷线装族谱；
 
       马家庄马氏雕版画坊，开始也是以刻书为主业，后改业刻印天地灶王（神）、年画、门神等，现存刻板近千块；
 
       第四家是荆里庄雕版印书坊，是实力最强、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它的前身就是金代荆氏雕版书坊。
 
       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蔡松年著《萧闲老人明秀集》、韩道昭撰《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金刻版书，是国家一级文物，堪称国宝。
 
       它们就出自金代宁晋荆氏雕版书坊。
 
       宁晋雕版印刷自北宋崇宁创始，至明靖难之役遭重创，到清光绪十年衰落，经历近800年，刻印书籍数以万计。
 
       是什么推动了宁晋雕版印刷业的出现和兴盛呢？专家认为，主要是当时社会相对稳定，教育行业对图书有着巨大的需求。
 
       北宋大力实施“以文治国”“以文化成天下”的国策。崇宁二年（1103年），宁晋县文庙建立，宁晋自此步入人文鼎盛、群星荟萃的时代。
 
       当时，宁晋庙学有县学弟子员50名，优生员100名，还不断扩招增广生。私塾在民间开始大量出现，全县150多个村，几乎村村建有私塾，出现了“家有诵读之声，坊传丝竹之乐”的景象。
 
       进入金代，河北之地归于一统。在金世宗统治的近三十年间，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
 
       据《金史·地理志》载：“河北、河东、河西三路水路皆通，商旅来往频繁，百姓各乐其业。”
 
       金代在教育上沿袭宋制，文庙兴盛，私塾遍及各个乡村，金代宁晋共考中5名进士，出了20多名四品以上的官员。而科举之路，都需要通过读书实现。
 
       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影响着当地的手工业家族。
 
       原本世代以制陶为业的荆氏家族，到金初荆祜父亲荆祢一代，转而改以雕版印刷为业。
 
       荆祢从小受先辈教诲和熏陶，上过私塾，粗通文墨，具有超前的市场眼光。他注意到，宁晋和周边州县自宋以来，庙学新立繁盛，各村私塾遍布，将来教育必会大行。
 
       于是，荆祢决定舍弃制陶业，改业雕版印刷。他说，“与其供器用于一乡，何如以善及人为优”，“无如广圣人之传”。
 
       贞祐元年（1213年）八月，金廷发生政变。蒙古铁骑乘机南侵，攻占邢州。贞祐二年（1214年）五月，金宣宗被迫南渡。邢州一带百姓纷纷逃离家园，南渡黄河避难。
 
       荆祜在逃难之时，仍不忘将《五经》《泰和律义》《广韵》刻板包装好深埋于地下。
 
       当时荆氏书坊的刻板有很多，为什么荆祜优先选取这三本书的刻板细心珍藏？
 
       他认为，“经者，道之本；法者，治之具；韵者，字之始。文籍所由生，其为善也已多。”他注意到在当时，“官府虽稍生聚，而对于诗书、法律晚生后辈不知为何物。一旦得是，如瞽者复明，迷者知津”。
 
       所以，凡知道荆祜选版而藏者，都说他是“知本”之人。
 
       元宪宗七年（1257年）秋，荆祐去世，由仲子荆元纲继承祖业，荆氏书坊开始了漫长的雕版守业之路。
 
       书美价廉 颇受青睐
 

       宁晋原洨滨书院藏清代雕版书《段注说文解字》。

 
       宁晋荆氏书坊的刻板印刷，以“印模精、敷墨匀、取值廉、售者广”著称，可谓书美价廉，市场广阔。
 
       刻书制作之精良，体现在原料、纸范、墨料、用纸等诸多方面。
 
       雕版原料都以质地细腻坚硬的枣木、杜梨木、梨木等为原料，将材料选好后，首先泡在水中，浸泡掉原木中的胶质和杂色。待自然风干后，解成板材，放入烘干窑中用锯末熏干。经处理后的模板不崩、不裂、不变形，便于雕刻。
 
       然后，由知名的书法家书写纸范，再将纸范反覆在刻板上，由有经验的雕刻师刻字制版。
 
       印书选用的墨，以徽州产松烟墨作原料。研磨调墨所用的水，采用烧锅办法制作的蒸馏水，研磨时还要加入适当冰片和麝香，以提升墨汁的香气和亮度。
 
       印刷师采用师傅带徒弟制，徒弟受训三年后，经考核合格方许独立操作。用墨要有计划，即印多少，研多少，当天的墨当天用完，不用隔夜墨。墨盘、排笔、刷子、刻板等用后要及时清理干净，以防印刷工具上留有墨汁板块影响敷墨质量。
 
       印刷所用的纸材，来自安徽泾县固定供货商，均是上等宣纸。在装订、封面、函套设计制作上也由有经验的师傅严格把关。
 
       这样印刷精良的书，在市场上颇受青睐。
 
       雕版刻书在当时是有丰厚利润的，多取利十分之三四。荆氏父子不这样做，而是坚持薄利多销，诚信求财。
 
       对常来贩书又因生活贫困欠债又无力偿还者，荆氏父子常常当面焚其欠债之券，“复以书惠贷之，俾其谋生”，其中有感恩“愿以女为奴以酬”者，他们则毅然拒绝。对于无钱买书的贫困学子，荆氏家族按其所需无偿赠送或半价售书。
 
       为扩大荆氏刻书市场影响力，对远途如山西、山东、河南、关外、内蒙古等地的客商，凡初次来购书者，荆氏书坊都以成本价稍加利润供应，并安排食宿。一时间，客商云集，络绎不绝，荆氏雕版书籍畅销黄河上下，大江南北。
 
       荆氏书坊文稿选择标准很高，多是当时学术界与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品。
 
       据《宁晋县志·世家隐德》记载，荆氏父子“广搜博采，乃以集古诗书鸠工刊发为业”，不到二十年时间，“几使圣贤之精蕴无隐”。
 
       由此可见，荆氏雕版创业之初是以刊印已经出版的古籍善本为目标的。在古籍善本几近翻印完后，他们把经营方向转向当时社会名流的著述，如《萧闲老人明秀集》《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
 
       《萧闲老人明秀集》是金代文坛领袖蔡松年所作乐府词合集。著名诗词家元好问、周紫芝、王恽都对蔡松年的乐府词给予很高评价。《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是金代著名音韵学家韩道昭所著，这本书在中国音韵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荆祜以后，他的子孙仍沿袭前辈的做法，将所处朝代学术界与文史界有影响的作品作为选题方向。
 
       如明嘉靖三十年版《宁晋县志》10卷，明嘉靖邑监察御史蔡叆著《洨滨文集》12卷、《洨滨语录》20卷，这些当时的畅销书，都是由荆氏刻板印刷的。这三部书现分别存于河北省图书馆、香港中央图书馆和宁晋县图书馆。
 
       同时，宁晋荆氏书坊还刻印了《左传》《搜神记》《山海经》《五经四书》以及《说文解字》20卷、清康熙《宁晋县志》12卷、清光绪《宁晋县地理志》等典籍，以及多部当地名门望族的家谱，如清光绪十二年版《高氏家谱》30卷，光绪版《王氏家谱》30卷等。
 
       荆氏书坊刻印的这些传世书稿，目前多被各地图书馆或藏书家珍藏。
 
       历经磨难 多次重生
 

      宁晋原洨滨书院藏清代雕版书《战国策》。

 
      荆氏雕版的兴盛，对邢州乃至北方地区文化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宋金时期，宁晋几乎每个村都建有私塾或家塾，收本村或邻村儿童读书。荆氏书坊刻印的教材，便是孩子们的启蒙教材。
 
      宁晋各大书院的教学用书和藏书，大多也出自荆氏书坊。
 
      宁晋历史上建有三座书院：元代蒙学书院、明代的洨滨书院和正学书院。三座书院中都建有藏书坊，其中洨滨书院藏书最多，约有10多万函（套）。金代宁晋文庙已经建有藏经阁，藏书数万函（套），其中多为荆氏雕版书籍。
 
      直至明清，洨滨书院藏书仍多为荆氏雕版书籍。洨滨书院转为现代学堂后，藏书大部分由县图书馆接收，部分流落宁晋民间。印有“洨滨书院藏书”印模的古籍善本，在宁晋民间多有珍藏。
 
      宁晋历史上是科举大县，科举人才曾为河朔之冠。据不完全统计，自北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取消科举，宁晋先后考中98名进士，其中一名状元、一名榜眼、一名探花，847名举人。
 
      这些学子大多都是读着荆氏书坊印制的书籍步入科举殿堂的。
 
      宁晋县印书业发达，学校多，读书人也多，随之出现了藏书家群体。
 
      如北齐李左车嫡孙李元忠、元代的陈茂行、明代的蔡叆、清代的孙昌龄，以及近现代的江余庆、张苹等，都是当时祖籍邢台的著名藏书家，都藏有上万册（函）书。
 
      宁晋民间至今有藏书之风。宁晋县解放村的农民江余庆，是现今宁晋藏古籍善本最多的藏书人之一，他收集了万余函（套）古籍善本，其中多有明代荆氏雕版刻印的藏书。
 
      这样的印书、读书、藏书之风，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宁晋的社会风气。
 
      《清宁晋县志·风俗篇》所载：宁晋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伤于迟重。”
 
      荆氏雕版从金天会六年（1128年）改业，至明代建文四年（1402年）衰退，到清光绪十年（1884年）改业石版印刷，前后近800年中，传30代，经历了十多次战乱。
 
      特别是靖难之役，历时三年，造成冀南之地田园荒芜，赤地千里，宁晋人口仅剩不足二千人。荆里庄亦被夷为平地，村无一人，荆氏族人或被杀戮，或避难于他乡，荆氏书坊遭遇重创：房屋被烧毁，留守人员遭杀戮，雕版被抢掠。
 
      可贵的是，每次战争过后，荆氏家族都顽强地重操家业，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家毁人亡仍不忘初心。
 
      自宋金以来，印刷技术从雕版、石印、铅印，到今天的激光照排胶版印刷，宁晋印刷业延续近千年。
 
      清光绪十年（1884年），宁晋县在县城东关成立了宏记石印局，也是由荆里庄荆氏后人创办的。
 
      改业石印后，宏记石印局顺应时代，印刷抗日课本、农民扫盲用识字教材，印制政府公告、布告，印制喜报、戏剧海报、书法条幅、中堂和教育课本、教材等，为宣传抗日、支援新中国教育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1957年，河北省著名教育家、文字改革家、书法家张苹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代表会”，作了《汉字改革用哪个体系好》的重点发言。因文中多为自创华音拼字和古偏僻字，铅字不便印刷，会后，应大会秘书处之要求，张苹特别委托当时宏记石印局印刷数百份，交大会秘书处分发给与会代表参阅。
 
      1958年，宏记石印局收归国有，更名宁晋县印刷厂。
 
      印刷厂在原址扩建，先后购置了圆盘机、铸字机、锁线机、滚筒印刷机、胶订机等，有技术工人90人，主要承揽河北省各出版社的书籍和教科书、账簿等印刷业务，业务范围涉及全华北地区，如河北文联、石家庄文联、邢台文联当时出版的《民间三套集成丛书》《地名志》《庙会文化研究文集》等，都是由宁晋印刷厂印制的。
 
      改革开放后，宁晋县印刷业进入快速发展期。目前，宁晋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彩标印刷基地。全县有资质的印刷企业160多家，成规模的有以印古籍善本和族谱为主的宁晋县冀春印刷厂，有印表格、账册兼印书籍和报纸的宁晋县现卫印刷厂等。
 
      近年来，为适应县域制酒、果品、食品、服装及包装行业的需求，印刷酒标、烟标、箱标、服装标识及封面的彩色印刷成为宁晋县印刷业的主体，年印品数亿计。（郭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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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好古籍善本 传承好雕版技艺
 

      宁晋县民间藏书家李英科展示家中藏书。

 
      我国的古籍图书在近代战争中曾遭受过几次大的创伤：日军侵华期间对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轰炸，造成数万册（函）古籍藏书被焚；浙江天一阁没有转移运走的古籍被日军抢掠一空；解放战争后期，一部分古籍被运往台湾。
 
      国内所存古籍善本弥足珍贵，现在一些地方对古籍善本的保护意识不强，古籍善本的保护亟待相关各方的重视。
 
      首先，要保护好现存的雕版古籍善本。
 
      现在一些藏书机构对古书的保护意识不够强，在宋金版书“片纸寸金”的今天，有的图书馆、档案馆仍把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以前的地方志、地理志等古籍善本向外借阅，借阅者都是当地有身份的人物，这样很可能会造成古籍善本的损坏、丢失，甚至不归。
 
      最近，石家庄市将清代以前所属各县的地方志都统一委托吴桥古籍印刷厂进行了翻印，将原古籍善本存入博物馆供人观赏，这很值得提倡、学习和推广。
 
      其次，要推广雕版印刷知识和技艺。
 
      据笔者所知，目前能掌握雕版印刷技艺的机构和个人已经很少，除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籍修复部和浙江天一阁修复部的部分技术人员外，全国可能都超不过百人。
 
      现在许多从事图书和档案工作的从业者，对雕版印刷工艺大多不太了解。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古籍善本保管机构，可以通过开办雕版印刷知识培训班，向保管人员、讲解人员、文史领域工作者传授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提升他们保护古籍善本的意识。有条件的可以办古籍修复和印刷培训班，让有志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有学习了解的机会，从而使雕版印刷技艺不至于断代失传。
 
      另外，要寻找和确定一批雕版印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鼓励这些传承人多收徒弟，将技艺传于后代。
 
      现在，宁晋县唯一能够掌握雕版印刷、石版印刷技艺的传承人闫惠民，今年已经85岁。闫惠民熟悉雕版印刷的全部技艺，对石刻印刷流程熟悉，精通石刻制版、药纸制作、药墨制作，以及书版、制版、印刷全部技艺，像这样的老艺人，在河北印刷界已经屈指可数，弥足珍贵。（文/郭嘉宁）
 

来源：河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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