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
“报纸”的历史解读
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早在中国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报纸的雏形已经出现，但旧式报纸的思想、内容以及形式和现今有很大的区别。
古代报纸的最初发行，是朝廷默认的一种事业。它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允许发布、朝廷统一管理。所记载的内容无非是皇帝诏令、诸臣奏议和官员职位升降。没有采写的新闻，也没有任何言论。这种形式被世人称为“邸报”，另一种说法为《官报》，形式类似于现今的内参。清朝初期，“邸报”二字改为《京报》，报纸也逐渐走向民间，朝廷默许民间自设报房。报纸内容却不得自行添加，只能选取、复制邸报中，百姓感兴趣的新闻，发放民间。
随着皇权的落败，“京报”被废止。民国时期 ，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中国报纸被重新定义，报纸发展也进入巅峰状态。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于1815年发行的华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报》，内容包括言论和新闻，是中国有正式报纸的开始。
“邸报” 图片来源于网络
邸报——权力者的读物
“邸报”的产生，为皇权时期政治上的一种需要。是当时所有报纸的统称，由朝廷全权管理，也称为《官报》。
邸，《说文》“属国舍也”。《汉书》记载，“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 《史记·封禅书》：“方士多言古帝王有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
中国早期的统治者具有发布公告的惯例，一是让百姓了解朝廷动向，二是远离京城的大臣通过公告知道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政治情报。2000年前西汉实行的是郡县制，各郡在京城设有驻京办事处，称为“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将朝廷下发的公告写在竹简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驿道，传送到各郡大臣。这也是“邸报”的由来。
邸报二字出现在世人眼前，是从唐代开始。《全唐诗话》记载：“邸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君名；不从，又请之。” 唐代，番邦制度盛行，驻京办事处“邸”改为“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唐代派发“邸报”，由各地派驻长安负责呈进奏章和通报消息的进奏院和进奏官们分别向各个地方抄发的，当时通称为进奏院状报、进奏院状、邸吏状或报状。
《开元杂报》是发布于唐玄宗时期的“邸报”。唐人孙樵《经纬集》一文中记载，《开元杂报》的内容“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如“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十刻罢”等。
宋朝时期，“邸报”是最流行的。成为文人学士广泛阅读的出版物，《东坡集》：“坐观《邸报》读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而这段时期，朝廷对“邸报”发行严格控制。宋真宗咸平二年，就规定由枢密院事先审查样报，通过“定本”，然后方准传发的“定本”制度。邸报的正本只发至各级政府部门的长官，长官以外的官僚和士绅所看到的往往只是它的抄件。宋代的邸报大部分是抄写的只有一小部分稿件以“镂版”的方式印发。
邸报虽是中国报纸的雏形，但有它的局限性。古代识字的人少，只有大臣、富商才看懂各类“邸报”。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曾指出“邸报”的弊端，“嗟夫！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以前，然历数百年未一推广。商岸肇辟，踵事滋多；劝百讽一，裨补盖寡；横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
京报——只起到公告板的作用
明朝末年，各省都派有专司文报的提塘长驻京师，兵部则派出提塘分驻各省。驻京提塘称为“京塘”，京唐抄发的报纸被称为“京报”。驻省提塘称为“省塘”，抄录的各省辕门钞称为“省报”。这种省报往往印成单张随京报一同分发。所以“邸报”这一名称就逐渐为含义更加明朗的“京报”所取代。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对“京报”的定义为，“京报只是一种空泛叫法，指代属于个体投资商所有的几家独立报纸，用来报道朝廷备忘录和公告复制本。”
清因明制，设立内阁管理机要。此时朝廷逐渐放开对官报发行的控制，默许民间自设报房，可选印从内阁抄录的谕旨、奏疏和官吏任免消息。全国统一发放，名为荣禄堂的南纸铺负责“京报”抄印、发售工作。此类抄印作品的名称定为《京报》。以竹制或毛太纸抄印，多时十来页，少时也有五六页；以黄色纸为封面，长约六寸，宽约三寸。
抄印标准也有规定，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等抄传伪稿案发。朝廷感到由各省提塘分别向地方抄发“京报”，很容易夹入伪稿，便决定对抄报制度进行改革。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朝廷决定：“嗣后各提塘公设报房，其应抄事件，亲赴六科、五城御史严行访察，如有讹传、私抄、泄露等弊，交部治罪。”
“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之而往，销行颇易。此辈见有利可图，乃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发行《京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意思为：“以负贩为生的山东登州人，将《京报》携带到北方销售。当时科举考试策论时要涉及到时事问题，《京报》恰恰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报纸在民间十分畅销。贩报人便联合起来，在正阳门外另办起一所报房，直接供应私人订户。这样，民间公开订阅的民营《京报》诞生。”
《京报》的性质已经出现了变化，一方面它继续在京城和地方官吏中发行，依然含有内部参考资料性质；另一方面，它公开销售于民间，只要付钱便可订阅，初步具有大众传播工具的商品特征。《京报》每日发行，每册收取十文钱，如果在京城，则有《宫门抄》报纸，每月要收取二百文。
《京报》与邸报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但仍没有质的变化。《京报》只有抄录和印刷人员，没有记者、编辑，只许照章抄录宫门钞、谕旨和奏章，不准自行采写新闻、发表评论、安排版面。由于《京报》只是从政府专设机构中誊抄官方拟向公众传递的资讯，只能起到公告板的作用。清末逐渐被1907年的《政治官报》及1911年的《内阁公报》所取代。
西方报纸观念的深入
随着清政府的衰落，官方报纸逐渐没落，中国报纸也进入新阶段。报纸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815年——1895年现代新闻的开端；1895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新闻时期；从1921年至今的辛亥革命后新闻时期。中国报纸面能够大众编辑和发行，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早期来华西方传教士的努力。报纸盛行是在海归学者伍廷芳和容闳的领导下。
第一份用中文出版的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转》，由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当时，在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在中国受到禁止，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和米怜决定在中国政府司法管辖之外的地区建立一家印刷厂，然后，尽可能地把印制的出版物，运到中国销售。他们选择当时尚未被新加坡政府庇护的港口马六甲作为出版报纸的地方。而将英华书院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场所”。米怜于1815年到达马六甲，同时也将从广州带来的中国印刷技师和印刷设备带到了那里。并将《察世俗每月统记转》描述为“记录社会观点和事实的月刊”。报纸封面印制了经典的名句，“多问则其善者而从之”。流洐于通商口岸，如澳门、广州、香港、厦门、宁波、上海、天津与汉口等地。
发起禁烟运动的林则徐是第一个关注西方报刊的中国官员，他曾和魏源建议，将外国报刊作为扩大中国学者视野的途径。1872年中国影响最大的现代报纸《申报》创刊，1893年大型日报《新闻报》创刊。1895年中日甲午站长以中国的惨败告终，这对中国人而言十分重要，它促使中国报刊开始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开创了中国报纸的新阶段。
1911年辛亥革命新闻界被爱过的崇高理想所激励，掀起了报纸、新闻事业的高潮。这也是新闻史上的“黄金时期”。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中说道，“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作者们用血的代价以这些报刊为载体进行整治鼓动和宣传的结果。”
政府和学者意思到报纸是民众教育的重要工具，袁世凯、张之洞、孙中山、梁启超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支持报业的发展。《时务报》通过官方渠道，给朝廷官吏们灌输新的思想；张之洞在《劝学篇》告诫民众阅读报纸和杂志；梁启超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解说报纸的好处，“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
至武昌起义，报纸发展可谓“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戈振公《中国报学史》记载：“当时统计全国达五百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可谓盛矣。”
作者：华一
来源：深读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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