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民国期间书刊的收藏

   前些年，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围绕吴晗《朱元璋传》的版本问题开展了一次讨论。《朱元璋传》是吴晗的一部主要著作。1943年吴晗写了一本《明太祖》。1947年后，以此为蓝本，作者用一年时间，进行了修改增写，由原稿8万字扩充到近16万，又增加了500多条小注。1948年以《朱元璋传》书名出版。这时真是蒋家王朝覆灭的前夜，作为著名的民主战士，吴晗笔下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只是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它有明显的影射蒋介石的痕迹。此书也引起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的兴趣，当然，毛泽东对此会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就像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论一样。这种评论难免会对吴晗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整个一代中国史学产生影响。1964年，吴晗对《朱元璋传》进行了改写，从总体上对朱元璋的否定转为基本肯定。旧本说朱元璋“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新本说朱元璋“功大于过”，“是一个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在这个大前提下，也只能把旧本中一些描写朱元璋内心世界的精彩笔墨删除了。其它改动的地方也很多，应该说，不少地方的改动是成功的。关于新本与旧本的优劣，在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作为版本收藏，那是收齐为好了，当然，旧本难收集一些，也就更值得关注了。

   1911年至1949年，作为一个朝代，虽然年头不长，但却是社会激烈动荡、天翻地覆的三十几年，这是一个腐败、黑暗、屈辱的年代，同时，也孕育着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巨大力量。这期间，西方学说大量涌进，各种思潮和学派交锋和交融，文化伟人辈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可以重笔描绘的一段历史。封建科举制度的废除，帝制的结束，说明了传统的知识分子通过仕途来实现自身价值的路径已经堵死。在过去，仕途的通达是衡量知识分子价值的唯一标准，现在却不然，价值的体现呈现了多元化趋向，蔡元培搞教育，张季直搞实业，张元济搞出版，都弄出了名堂。其中出版事业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将其知识价值转化为社会动力，并实现其自我价值的重要渠道。

1915年，陈独秀在经历了反袁斗争的失败后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统治国人的思想依然是旧的，于是他积极投身于思想启蒙运动。他说，出一本杂志，只要十年八年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创办《新青年》的动机。这种观点在当时非常盛行，这也是本世纪初，中国出版业兴旺的重要原因。于是，一批近代意义上的出版单位出现了，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亚东图书馆，以及后来的开明、北新、良友、文化生活书店、海燕等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逐渐出现了各种专业划分，质量提高，数量大增。商务印书馆首创每日出版一书，中华书局紧跟着提出三日出版一书，世界书局也提出每周出版一书。出版物如雨后春笋，上海四马路、河南路一带书店林立，成为十里洋场的一大景观。

民国书刊值得收藏，主要在于它的版本意义。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民国书刊可否纳入善本之列。“善本”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皆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但对于确定“善本”的标准，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古往今来，有不少学者对此有过叙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清未张之洞，他提出的一套关于善本书的划分标准，产生了很大有影响。他认为要掌握3条：“一曰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现代版本学家在前人对善本研究确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划分善本的“三性”原则，即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

民国期间价值高的图书刊物是否也可以视作善本。我看是完全可以的，以上述“三性”标准来衡量，不少书是够格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具代表性的鲁迅的书。

鲁迅一生辛勤笔耕，留下400多万著述。在鲁迅生前，这些著述的大部分都已出版。这些书的学术价值不用说了，就装帧艺术来说，也是具有代表性的。鲁迅对自己著作的出版是十分认真的。他喜欢把自己的书打扮的漂亮一些。鲁迅对书籍装帧的要求是：纸张要好，天地要宽，插图要精致。对每种书都是精心选择篇目，仔细校勘，连书名的确定都很讲究。《朝花夕拾》最初定名是《旧事重提》，几经琢磨，才选了现在这样优美动听的书名。以鲁迅著作的学术性和历史文物价值，加上这些书校印精良，装帧精美，可以说，经鲁迅手出版的这些书，尤其是一些初版本，都是名付其实的善本书。其中有些书由于历史原因，世存极少，已是国库秘宝。你化十万八万，现在还能弄到宋版书，鲁迅有些书，现在要收藏的话恐怕可能性已极小。民国前一年，鲁迅、周作人兄弟在日本出版的译著《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这部书的意义在于宣告了林译小说在文学作品翻译史上的终结，透视出五四的曙光。可是它在东京和上海只卖出了二十来本，库存的书和版子又遭火劫。三十年前就有人估计，此书世存不会超过六七册。时至今日，那就只会少于这个数了。

对一个作家同一篇著作不同版本研究，历来是目录学和校勘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研究一个作家思想发展的重要手段。现代版本研究对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都是相当重要的。巴金的小说《雪》，1933年8月收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创作丛刊》内，当时题名为《萌芽》，初版两千，未售尽，即被禁止发行。一年后，巴金，又把小说中几个重要人物改名换姓，又将书名改为《煤》，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小说已经排竣，打好纸型，并已在报刊上刊出广告，可是，国民党政府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看到了小说的校样，马上通知开明书店停印这书。巴老说：“我不服气，自费印了一版（书改成《雪》）委托生活书店秘密发行。后来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度去消，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我便将《肆》的纸型送给该社。1936年11月《雪》在上海公开发行，但这所谓“初版”已经是第3版了。”另外，为了给“检查老爷”出难题，巴金在自费印行《雪》的时候，版权页上印的发行者是美国旧金山平社，注有英文地址。1939年，《雪》又以《朝阳》书名发行。由此可见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惨淡经营的苦心，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版本意义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