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来，自己得到的善本可谓多矣，但无论怎样的铭心妙品，也无论如何费尽心机戮力追求，真的得到了，也就是把玩数日，整理编目，清洁写签后庋于架上，过不了多久，也就淡忘掉了。之后又有下一部书和下下一部书新一轮的追求，从这个角度而言，藏书家可谓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以任意地喜新厌旧，而不会受到道德家的谴责。
自古至今，善本书对于藏书家而言，永远是狼多肉少。这种现象的产生，多少源于藏书家贪多务得的本性，每个人都盼望着“揽二乔于东吴兮，乐朝夕之与共”。
但美书的数量有如美人毕竟有限，再加上种种原因，许多好书被大力者夺去，而许多令我念兹在兹的美书，恰恰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到手者，每当想起那些与自己失之交臂的美书，为此而揪心之痛，远比失去一位美女而难受许多倍。
今年春节，我赴台北参加国际书展讲座，同时想去看一些漂洋过海的善本，其中邓邦述群碧楼的三件镇库之宝当然是必看之物，邓氏藏书在一九二七年分批售出，中研院花五万元买得其中一部分。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邓邦述在上海收得黄丕烈旧藏的两部宋版《群玉诗集》和《碧云集》，邓氏将此两书的前两个字合在一起，成为自己的堂号，曰“群碧楼”，之后，邓氏又从涵芬楼买得宋本《披沙集》，巧的是这三部书的作者均为李姓，于是邓邦述又将自己的堂号改为“三李盦”，在此之前，中研院图书馆的藏书主要为实用书，自从得了邓邦述的这批旧藏，才使馆藏的善本质量有了大的提高，直到今日，邓氏的这三部宋版，依然是傅斯年图书馆的镇库之宝。
来此之前，听说馆方对此三部书很是看重，轻易不肯示人，若按正规手续来办理，恐怕难以看到，到台北后的几天，得以认识了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汎森先生，我跟他聊天中提到了傅斯年图书馆的藏书，他说此馆归其辖，他可以安排我去看书，这个承诺很让我高兴，与之约定第二天就去看书。
翌日如约前往，在王院长的办公室内见到了傅斯年图书馆馆长刘铮云先生，在刘先生进院长办公室前，王汎森先生告诉我，刘先生学问很好，但不善言谈。
待刘先生坐定，我努力找话题与之闲聊，他偶然提到自己原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我猛然想起那一部痛失的宋版，即刻问他贵馆中是否有宋婺州刻巾箱本《尚书》，他听我之问，眼睛为之一亮，说确实有此书，他的话马上也多了起来，给我讲述得到此书的经过，听他一翻描述，我终于明白了这部书是通过一个中间商到大陆的拍卖公司拍回者，而背后的遥控人就是他自己。刘先生的这个故事，勾起了我的隐痛，因我当年的鼠目寸光而失去了这原本应该归自己的一部难得好书。
宋婺州刻巾箱本《尚书》
2003年秋季大拍，嘉德拍卖公司的古籍专场中，上拍了一批沈氏研易楼的旧藏，共有49部书，大部分是术数类抄本，其中最佳之物，乃是宋刻巾箱本《婺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十三卷》，此书甚是珍罕，为铁琴铜剑楼旧藏，一函六册，原书品相一般，但有旧作的金镶玉。此书起拍价135万元，这个价格于当时而言，可谓不廉，因此我当时判断此书不会有太多人竞争，于是给自己出的限价是150万元。
拍到此件时现场果真仅我一人举牌，然而有一个电话委托，却一直跟我竞价，根据这种情况，我略微提高了自己的心理价位，自我将限价加了10万，我举到160万元时，那个电话委托却豪不犹豫地又加了10万。
如若现场众人争抢，自己力不及人而不能拍得，则完全让自己无丝毫怨气，若现场仅有电话委托与之竞价，则往往有托儿的嫌疑。我这种固有的偏见让自己放弃了对这部书的继续竞争，因为再举一下加上佣金就超过两百万了，感觉不值，果断放弃，于是这部书就落在了我假想托儿的手里。
宋婺州刻巾箱本《尚书》内文
这场拍卖结束后不久，遇到了傅熹年先生，向他请教这部巾箱本，他说这书应当买，因为婺州本是宋本中的重要品种，而此书又很是罕见，以170万元成交，这个价格太便宜了，闻听此言，令我顿生悔意，恨自己没再继续竞价，多举几口。
宋婺州刻巾箱本《尚书》中所钤藏书印
后来，翁连溪兄到台北出差，回来后送给我一本台北故宫所出的宋本图录，此书的名称叫《大观》，内收上百种宋版书，均为难得一见的尤物，细细翻看此书，颇有过屠门而大嚼之感，那欣羡之情，岂止是垂涎三尺可形容之，然而才翻看了数页，就看到了一部书很是眼熟，定睛细看，竟然是嘉德拍出的那部宋巾箱本《尚书》，原来跑到了这里！我本是趴在床上翻看此图录，见此书一跃而起，马上拔通嘉德公司古籍部总经理拓晓棠先生的电话，质问他国宝级的善本怎么出了境，拓兄很平静，让我注意此书未标有禁止出境的星号，并耐心告诉我，沈氏研易楼的这批书是他从美国征集回来的，在此出境没有违反《文物法》的规定。
此事过去了几年，虽偶然会忆及这部书，每每有腹痛之感，但毕竟已成为过去式，也渐渐地被此后发生的无数次类似遗憾而冲淡，今天我到傅斯年图书馆，为的是能亲眼目睹邓邦述前辈的珍爱之物，没想到又跟那部失去的尚书故事联系起来，谈话完毕后，我跟着刘馆长进入了图书馆的地下善本库，看了几十部难得一见的真迹，在我的要求下又打开了巨大的保险柜，捧出了那三部镇馆珍本，因为我的脑海中仍然沉浸在痛失《尚书》的氛围里，以至于看到这三件宝贝时竟然没有太多的兴奋感。
中午吃饭时，我问刘馆长，当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何要拍下此书，他说沈仲涛研易楼的旧藏珍本在七八十年代时捐给了台北故宫，当年此事受到了台湾当地重视，蒋经国先生还给其颁发了嘉奖令，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部宋本却没有在捐献之列，他们偶然从图录上知道还有一部宋版出现在拍场中，当然希望能买下来，与原捐献物合璧，我问刘馆长，当初他们想出的价格上限是多少，刘先生笑了笑，没直接回答我，只是说这个成交价比他们给出的限价差得很远，闻听此言，令我丝丝揪痛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以我的这点微薄力量，再跟着争下去，也不过是螳臂挡车。
从台北回来后，某日我到嘉德去看书，偶遇拓晓棠兄，聊到这个故事，我向拓兄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沈仲涛当年捐出了那么多好书，为何单单留下了这一部？拓兄称此部书的所有权早已不归沈仲涛，这是沈氏当年送给他儿子的结婚礼物，而上次拍的这批沈氏旧藏，就是从他儿子家征集来的。他的这个回答，消解了我的疑惑，同时我也把这个答案用电邮转告给了刘馆长，虽然这是我不可能得到的一部书，但毕竟因为这些故事，跟我有了星星点点的姻缘。
来源：公众号《草鹭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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